这家面粉铺为何藏着两万多份中共最高机密文件？

1943年的夏天，延安秘密送出一张小纸条，上写：“请查出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案等文件，急送来！”这张纸条并未被交到任何档案馆，而是送到了上海一家不起眼的面粉店里。

这家面粉店名叫“向荣面坊”，地处当时被称为“魔之都”的上海。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一个险象环生的生存空间——国民党特务、中共党内的叛徒、租界里的巡捕、黑社会的侦探，在这个空间里四处游走，随时出没。

纸条最终到达 “向荣面坊”的老板陈来生手中。表面上他经营面粉和切面生意，而他的真实身份却是“一号机密”中央文库的守护者。

一、

大海捞针

陈来生的首要难题是找出这些文件。堪称“国宝”中央文库当然要藏在不易察觉的暗处，他保存的那两万多份秘密文件都藏在阁楼的夹墙中。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张鼎说：“这边是一面墙，他把这个文件放过去，放过去之后外面又贴了一层木板，木板用纸糊上，就是一个夹墙，中间是夹起来的。但是在外面看来的就是我走进房间看的话，那就是一面纸糊的墙。”

虽然文库的第二任守护者陈为人当年编写过《开箱必读》，可是因为后期数次的重新打包和转移，文件已经被打乱。一百多包文件藏在夹层墙内，没有目录，无法检索，陈来生只能把两万多份文件全部重新看一遍。

陈来生

那个时候的上海已经到了最热的时节，为了躲避日伪兵清查，他把自己锁在没有窗户又直不起腰的小阁楼里，一包包拆，一张张看，寻找那几十份重要文件。

二、

秘密复制

几天后，目录上的文件全部找齐。可这批文件中央要的很急，要制作副本，在当时只能靠手抄，陈来生一个人，无法在短期内全部抄完。

经过上级批准，他分别找了六名信得过的党员同志，而他们公开的身份，有的是学校教师，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保险公司职员，还有大学生。陈来生告诉他们，一定要在秘密的条件下抄写，自己经手的文件，绝不能让第二个人看到。

上海市档案馆研究馆员朱国明说：“所以他们利用各自的条件去抄，有的白天抄，有的晚上抄，白天就是利用上班的时间，办公室里没有人了，他就赶紧拿出来抄一下。一到晚上不能当著家人的面抄，他就躲到收藏室，在一个收藏室，躲到这里面抄，有的人就是等家人睡觉的时候睡著了，把灯开亮，再抄。”

陈来生日夜抄写的同时，也在担心着其他六份文件的安危。那些天，他身边常备着火柴，随时准备在必要时烧毁一切。

三、

奇招度险

一个多星期后，延安所需调阅的几十份文档，从两万多份文件中拣选出来，誊抄完毕。当陈来生将文件副本交给上级的时候，他得到的信息却是，副本尺寸太大，根本无法通过日本宪兵、伪军、国民党特务的层层盘查，这样不可能送到延安。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在占领区实行了全面戒严统治。而汪精卫成立的伪国民政府，在陆续收回上海租界区的同时，每隔一段时间，都要进行清乡查户。此外，还有一只60万人的国民党部队，又在密谋著袭击延安地区。从上海到延安，要穿过日占区和国统区，最后才能到达根据地，这些重要文件的安全难以保障。

文件副本接下来被交到了刘人寿手上，他1938年入党时，只有18岁，在党内被称作“全能特工”。他领导的发报小组在极短的电波时间内，曾为苏联红军，提前争取到了24个小时的备战时间，从而减少了遭受德军突袭的损失。

上海市档案馆研究馆员朱国明说：“刘人寿拿到这个文件副本以后去拍照。几十份文件他拍了六十几张底片，然后拍了底片以后，他把底片卷起来，外面包上锡纸，防潮的锡纸，然后他买了一个大号的电池，把电池的内心抽掉，包的锡纸的胶片，就塞到电池里面去，外面再用火漆封好，一点都看不出来，还是一个原来的电池。”

陈来生

这个特殊的电池最后被交于华中情报部的老交通员何荦，由他运送到安徽的淮南抗日根据地。淮南方面对着阳光识别整理胶片上的文字，再通过电报把文件发到了延安党中央。

根据这些文档写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之后举行的六届七中全会中全票通过，大会纠正了左倾的路线，确定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道路。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沉忆琴说：“假使这个文件没有保存的话，我们党有好多历史谜团，甚至于到现在都可能，还没有完全弄清楚，幸亏有这么一个文库在，所以我们能够延安整风运动的，能够有所依据。”

陈来生所守护的，就是这样一个秘密。自1927年算起，包含两万多份党史文件的中央文库陆续进行转移，面坊所在的成都北路972号，是有明确记载的第八处秘密存放地点，同时这里也是存放文库最久的地方。

1945年，抗战接近尾声，陈来生守护秘密中央文库已有三年。在他例行打电话向领导吴成方汇报时，电话那头却换了一个声音。房东说，吴成方夫妇都被日本宪兵队抓走了。

按照纪律，文库需要立刻转移，可在当时的白色恐怖笼罩下，中央文库要如何转移，向何处转移？第九处秘密存放地点会是哪里？

敬请观看凤凰大视野《一号机密-中央文库纪事》！

编辑：王鼎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