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时代工资标准:普通雇工和官吏的收入差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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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时代工资标准:普通雇工和官吏的收入差多少?

2021年07月27日 10:55:26
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今天的我们习惯每个月拿工资过日子,那么,古人的收入是什么样子?

远的不说,只说明清时期。当时的职业群体主要分为士农工商: “士” 的工作最稳定、最体面,虽然抱怨 工资 低的主要来自这个群体,但看看那么多聪明人皓首穷经去努力就一切了然了; “农”虽然相对稳定,但工作强度大,增长空间有限, 是无奈选择; 而谈到工资,主要说的还是“工”“商”,这是打工人的主要选择。

明朝职业和工资

宣德年间,明宣宗在从昌平回宫的路上,远远望见有耕作的农夫,便带了几个随从过去。到了田边,宣宗与老农唠起了嗑。在得知老农全年无休后,宣宗给他提建议:大明朝有“士农工商”,当农民种地这么苦,为什么不考虑其他三种途径?

明宣宗朱瞻基。来源/电视剧《大明风华》剧照

老农说道:“我家几代人都是种地,我们里 (村) 没有士与工,村里倒是有经商的,经常外出,利润厚薄不一,风险也大。我这样虽然苦了点,丰年可以攒一年的粮食,一般年份也够吃,天天和家人在一块,也知足了,没啥动力换职业”。

这是余继登《典故纪闻》记载的一则史料,透露出几个有价值的信息:明初严格的四民秩序在观念上逐步瓦解,政策上也出现了松弛;但京畿附近村庄读书与做工的人较少,经商还不被广泛接受,可以看出此时民众安土重迁的观念还比较牢固。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因失去土地或者其他原因而告别了土地,进入了城市各行各业之中,做家教、进宫当太监或宫女、选择衙门做小吏、去富贵人家做家仆等等,总之是在百业中挣扎生活。

万历时期,明朝的社会经济已经非常市场化。官方在用工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明朝初年,官方的主要人力需求是通过直接摊派民间完成,也称役。军户承担军屯与出丁当兵,原则上就不用服官府劳役,但承平日久,各地军人也就成了工程队,尤其是京营,参加各式各样的京师建设;民户的劳役主要承担官府的公共事务,当地政府的勤杂人员就由民户轮流充当,比如皂隶、禁子、库子等;匠户要承担国家匠作的义务。

但这套模式有个问题,忽略了每个人的欲望以及社会随时间带来的变化,也忽视了法久则弊、国家管理能力逐渐弱化且弊端四出的现实。在货币化的过程中,明王朝逐渐探索出新的管理模式,劳役折钱,用钱雇役,用货币解决问题。

张三也好、李四也罢,参加的各种形式的劳役都可以免了,按照一定标准交钱就行,官方再雇人来做这事。这一刻,会感受到货币的作用好神奇。

这种情况下,官方用工就会明码标价。

比如万历年间,工部公布了用工价格:

营缮司官匠每日0.057两(每日);

三山大石窝夫役长工0.05两(每日)、短工0.04两(每日)

修仓厫木、石、瓦、搭、桶、箔等匠长工0.06两(每日)、短工0.055两(每日)

修仓厫供作夫、织箔夫长工0.04两(每日)、短工0.035两(每日)

琉璃黑窑厂昼夜烧青匠长工0.07两(每日)、0.06两(每日)

琉璃黑窑厂装烧窑匠、做模子木匠长工0.07两(每日)

神木厂清脚夯夫0.04两(每日)

神木厂雕工匠0.06两(每日)

虞衡司北安门搬运土渣厂夫0.03两(每日)

从用工价格可以发现,不同工种、不同部门给的工价是不一样的,高的能达到0.07两,低的有0.03两,平均在0.05两上下。如果可以长年给工部做工,一年做到240个工,收入应该能达到12两上下,如果能当个工头啥的,收入会更好。要是你作为一名京营士兵,家里有房子,因为常年参与京师工程,有技能且有熟人,平时就可以在外面干点活,至于京营例行点名,雇人报个到就行了,这样的生活还是比较惬意的。

中央朝廷用工价格如此,那么地方衙门呢?号称天下第一县的宛平县(明代北京城内外由两个县构成,宛平县和大兴县)的用工价是:

马夫40两(年);

快手(捕快)20两(年);

书办、御前抬运夫18两(年);

皂隶12两(年);更夫3.6两。

明朝《出警入跸图》,皇帝出行的仪仗队 。图源/网络

马夫的收入已经接近县令,初看确实会让人诧异,不过这不是纯收入,他需要负责养马,甚至可能自备马匹,要知道古代养马成本很高,也很耗精力;捕快、书办、御前搬运工收入都很不错;打更的收入就比较低了,工种比较简单且可替代性强。

工资的含金量

也许你会疑问上面这些价格的可靠性,这就需要回顾一个“时估”制度,户部山东、河南两司牵头,九门、盐法以及科道,按照当年的丰歉情况,确定官方的定价,上半年的定价五月确定,下半年的八月确定。这样按照生产情况确定市场大体价格趋势定价,还是有较强科学性的。

这是官方雇工情况,从徐光启、黄省的记载来看,要是民间用工,工价也差不多。参照冯梦龙小说描写,有位卖油翁街头卖一年油,除去一年日用开支,还能剩余银十六两。这个收入是很不错的,不过也要注意,如果算上衙门摊派,还会剩这么多吗?

大体而言,万历年间北京一个壮劳力的月收入大体在一两银子上下,如果是工头、店铺经理人、优秀的个体户收入就比较高了。我们现在来看看,月入一两银子在北京吃穿住用行的情况。

《醒世姻缘传》第54回讲到,北京一座三间北房、两间东房、一间西房、两间南房组成的四合院月租金是3两,平均一间接近3钱,这种房子屋内非常整齐,有桌椅床凳,属于拎包入住型。

房价的话,三间房子价值五六十两。 如果一个人在北京做工,买一间房子等于两年净收入 了, 大概别指望了,毕竟在明代, 大部分开支都在日用 上 了。 租房的话,租一间房子对月入一两的人而言也是吃力的,能租通铺就别租单间,能管住就最好将就。

《醒世姻缘传》书影。图源/网络

穿

皮毛、丝绸就不用考虑了,大明京师虽然是当时亚洲最大的皮毛中心、北方最大的丝绸消费中心,但这与普通人关联度不强;当时一双草鞋值银0.03两、簑衣和大手巾也是这个价格,斗笠一项值银0.05两;棉布每匹0.25两、花每斤0.06两,一匹棉布可以做5件衣服,1.7两银子就够一家五口每人一件二斤的棉衣棉裤。草鞋每月一个,簑衣、大手巾、斗笠俩月一换,一个月需要0.09两银,加上衣服开支每月需要0.06两,大约需要0.15两。

粟米一石约0.5两,粳米每石最低0.6两,麦子一石0.7两,糯米一般每石在1两,普通白面一斤0.008两 (上乘白面一斤0.01两) ,小炭篓每个0.003两,5斤鲜鱼1尾价银0.1两, (小煤块) 每百斤约0.13两,猪肉每斤0.02两。如果一个月吃了五斤猪肉,10斤白面,20升粟米、一百斤煤、那就花了0.41两银子,一个人消费这么多,这确实有点奢侈。因为煤炭贵,热水能少喝就少喝,喝凉水应该是一种习惯。

坐马车、骡车、轿子的费用是比较高的,官员和富商有这个条件,一般人依靠步行就可以。

普通人的生活品质

在谈一个人的生活时,经常有一个误区,折算为买多少米或者麦,然后按照每天一升的量计算。其实在现实中,作为普通百姓,一天吃不上一升粮并不意外,盐菜配点饭或者吃点粗粮喝点汤就过去了;而且钱不是只用来买粮食的,他得住、得穿衣服,得出行 (穷家富路,起码得带个烧饼) 。

综上,万历年间,一个来京师的年轻人在住、行上基本不花钱,或者少花钱,可以按每月0.1两计算,这是极限压缩;加上吃穿用度,已经花费0.7两左右。考虑到工作的不确定性,这种开支能给家里留出的积蓄很少了,只能在吃上面压缩,如不吃白面、猪肉,大体能压缩到0.5两左右。如果是本地人日子会好一些。诚如明人所言:“百工奔走衣食者,所人仅足以偿其劳,不能得余资以享其逸。”

可以看出,当时的生存状态就是:家里储蓄非常少,奔劳终日,一日不可有病,不可有饥,不可有兵。如果幸福一点的就是“归市肴酒,夫妇团醉而后已”,夫妻能一块租房子工作,这种情况在江南会多一些,妻子做纺织工作,丈夫做劳力工作,日子过得会比北方好一些。

当时读书人中也有打工的,比如考上秀才后没直接工作一般会做家教,每月收入也在一两上下,读书人的基本开支会多一点,所以就更紧张,也就有了“穷秀才”一说。

明代人们出行方式主要依靠马匹和步行。来源/仇英《清明上河图》局部

这样的生活就是通过努力工作并保持低生活水平以实现一些结余,比起官员和富裕阶层差得太远了。比如都在说明代知县收入低,月俸七石五斗粮米,这个收入对于过安稳日子是可以的,朱元璋也是这么想的。但要是过上儒家士大夫的体面生活,确实是不够,这就是明代“薄俸”的底层逻辑。而且知县还有庞大的资源自配,一个县里的附加税、特殊场合的费用、皂隶银都由知县支配。加上衙门管吃管住,出行有保障,最不济看书、写日记、喝茶是没问题的,而且每年还有一定的法定休息时间。至于富裕阶层,生活也是特别好的,徐霞客可以纯粹地旅行,张岱游泰山的开支也不小。

话说回来,有一件趣事,大约在1589年,魏四拿着家里卖房卖驴凑的二十多两银子在京师做了手术,并完成了康复。手术后,魏四拿着家里卖地的钱却没有顺利敲开进宫的大门;没有收入来源,又不愿且做不了体力工作,在龙华寺一待四个月,全身连一件御寒的衣服都没有;1589年腊月十四,魏四拿着卖女儿的钱进入这年最后一次挑选,成功在二十多个人中竞选到去前三所倒马桶的岗位。这个魏四就是后来名满天下的魏忠贤,他家里对他的支持顶得上中产之家对子弟读书的支持力度,通过努力有了一份至少稳定的工作。

清朝通货膨胀

明朝末年,物价飞涨。崇祯十六年陕西华州物价情况是:稻米、粟米每斗二两三钱,小麦一斗二两一钱,盐一升银九分,清油一斤一钱六分,猪肉一斤一钱八分,棉花一斤三钱二分,梭布一尺五分。这种情况下,普通人就过不下去了,闯王李自成在这一年获得更广泛支持的社会根源就在这里吧。

到了清代,首先是官军的工资基本按照明末辽东军人的标准,实现了翻翻,在清初,军人的生活是比较稳定的。之后随着白银大量进入中国,米价在近200年里涨了2.5倍。

传统行业的收入也有一定的提高,比如在晋东南地区,就近出去做工 (木匠、土匠、石匠) 日收入能达到七分银 (0.07两) ,这个收入还是可以的。不过按照专家统计,从乾隆到道光,晋东南地区的工价变化不大,可见传统农业社会的天花板已经到了。

在北京会好很多。曾国藩科举成功后,去北京时带了两个仆人,临走前给每人一万文安家费 (6两银子) ,每年的工食银不多,只有500文,加上赏钱,一年合6两左右。考虑到管吃管住,平时采购物品也有回扣空间,跟着大老爷也有光明未来,到了一定程度也收一点门敬之类,有了对未来的期许,这收入也可以。

1860年后,北京出现了较大的通胀,铜钱贬值很大。李慈铭的家仆铜钱收入高了很多,咸丰年间二年四月,李慈铭的家人王福工直银8000钱,升儿工直2000钱,到了同治十年,家人王福工直银10000钱。按照白银折算,收入并未增长多少。好处在于,在李慈铭的树下还能过上安稳日子。到清末,社会上的长工工资能达到8两纹银。

在清代,普通人的收入和官员差距更大。比如曾国藩是七品京官时,正俸45两,恩俸45两,禄米折30两,办公经费10两,还有一定的伙食补助 (饭银) 。好多年里,曾国藩在翰林院很闲,每天主要是看书写文章,虽然按照朝廷体统与士大夫交游确实收支不平衡。就是朝廷事务性工作,朝廷有节假日,短假期是元旦、冬至、万寿三个大节日;长假期是元旦前后,可以休息一个月左右。而且按照季节差异,分早、晚两个小时进署办公,每日两个时辰,工作时间较短。要是家里条件好,那就更惬意了,比如翁同龢在北京住烧酒胡同三间庙宇,觉得条件特别简陋,苦不堪言。到东华门前小酒店,觉得挨着街道影响休息。在家的翁同爵一直写信,冬天要注意取暖,炉火必须时时有;夏天要注意避暑,在檐外搭凉棚,不要心疼钱 (切勿惜费) 。一言以蔽之,在古代,士是四民之首,不是无缘无故的。

曾国藩画像。图源/网络

进入白银时代,国家治理方式逐步产生变化,用市场化、社会化的方法进行管理越来越多,也进一步促进了人口流动。在城市务工,相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一眼望到头的务农,生活上变得更好,在前景上也有更多可能。只是相对于官员而言,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当然不排除凤毛麟角的优秀者生活水平会超过官员。

朱元璋这样形容过做官:“守俸如井泉,井虽不满,日汲不竭渊泉。”而且可以“显尔祖宗,荣尔妻子,贵尔本身”。后半句是精神层面,前半句对描述官员的物质生活还是很精确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人赚了钱后,会鼓励孩子读书做官。

古代中国产业结构单一,除了做官,只有农业和简单的手工业,因此农工商的收入呈现扁平化,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职业的收入没有什么太大差别,那么当官作为最稳定的选择而备受青睐。但随着大航海时代来临、工业革命的开启,人类的社会组织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自己所掌握的生产资料——农民离开了土地,手工业者离开了织机,他们都被裹挟到工业文明的大生产过程中。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以白银计价的工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金融业发展、信用体系的建立,纸币开始普及。当然这些已经与本文所说的古代渐行渐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