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名场面: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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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年代》名场面: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为了中华民富国强,为了民族再造复兴,我愿意奋斗终身。”/电视剧《觉醒年代》海报

“守常,我想通了,我们得建党,我们得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你想建一个什么样的党?”

“一个用马克思学说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一个可以把中国引向光明、让中国人能够过上好日子的无产阶级的政党。”

“你为什么要建这个政党?”

“我为了他们,我为了他们能够像人一样地活着,为了他们能够拥有人的权利、人的快乐、人的尊严!”

“好,仲甫兄,让我们对着这些同胞宣誓吧。”

“来,让我们宣誓。”

两个男人同时举起右拳,四目相对,饱含热泪:“为了让你们不再流离失所,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为了让穷人不再受欺负,人人都能当家做主,为了人人都受教育,少有所教,老有所依,为了中华民富国强,为了民族再造复兴,我愿意奋斗终身。”

这是热播剧《觉醒年代》中的一幕,对话双方是陈独秀和李大钊。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该剧展现了从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段风云激荡的伟大历史进程。1920年2月,李大钊冒险将受缉捕的陈独秀送出北京。路上,两人约定,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等地筹建党的组织,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少年侠气,一诺千金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社会鱼龙混杂、包罗万象,机遇与风险并存。北京城黄沙满地,车辙纵横,最有思想的一群年轻人来到这里,以各自的方式为中国艰辛寻路,其间的情感冲突、思想分歧、道路分野,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此时,中国出现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其中,有两个代表人物——李大钊和陈独秀。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也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他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迁至北京。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现代中国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应运而生。

陈独秀在创刊词中写道:“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惑世巫民;农不知科学,故无择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取近利,未来之用处,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不解人身之构造。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 ”

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词中写道,“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电影《红船》剧照

“当代中国的新青年,我以为应该有六个标准: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条标准,总的来说,就是科学与民主。要造就一代新青年,唯有用科学和民主并重。科学与民主就是检验政治、法律、伦理、学术以及社会风俗和人们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准绳,凡是违反科学与民主的,哪怕是祖宗之遗留、圣贤之垂教、社会之崇尚,皆不值得提倡。”

《新青年》上刊发的一篇篇文章让人心潮澎湃。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年轻人由《新青年》打开眼界,当时还在湖南长沙的青年毛泽东倾其所有,购买了一堆杂志,甚至花光了饭钱,他称“吾有此书足矣”。一本《新青年》,给中国人带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一声新文化的呐喊,让中国人看见了新生活的曙光。

李大钊则是在中国大地上举起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第一人。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就读时,曾在日记中写道:“吾辈学生,于国民中尤当负重大之责任。研究精神上之学术者,宜时出其优美之文学,高尚之思潮,助我国民精神界之发展。研究物质上之学术者,宜时摅其湛深之思考,施其精巧之应用。谋我国军事工艺器械之发达,诚以精神具万能之势力。苟克持之以诚毅,将有伟大之功能事业。基于良知,一念之微明,则曹沫雪辱,勾践复仇,会有其时。”

1918年11月底,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发表演讲《庶民的胜利》。1919年,他在《新青年》发表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从此,李大钊在北京大学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现代政治问题。

1919年6月11日,为了营救在“五四”运动中被捕的学生,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发,被反动当局逮捕。陈独秀被捕后,舆论一片哗然,各界强烈谴责北洋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京师警察厅于9月16日释放了陈独秀,但规定陈独秀行踪要受警察署严密监视,离京必须报告。对此,陈独秀未予理会。

应汪精卫、章士钊邀请,1920年1月29日,陈独秀去上海为西南军政府筹办西南大学。事成之后,他赶往武汉讲学。陈独秀的“高调”演讲在武汉引起轰动,报纸上连日登载报道。这令湖北官吏惊骇,遂命令陈独秀马上离开武汉。2月8日傍晚,陈独秀由武汉返回北京。一回到住处,警察就登门监视他。

2021年6月,北京,“百年航程 赤子侨心”主题展上的陈独秀、李大钊。图/视觉中国

李大钊认为陈独秀长期受警察骚扰,肯定不是办法。为了帮助陈独秀避免迫害,他决定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两人共同设计了离京路线:先到天津,陈独秀再由天津去上海。

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一路奔波坎坷,二人谈话的内容后人难以知晓。但这次分手后,二人相继在北京和上海分头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的确是事实。这成就了历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茫茫黑夜,吾辈仰辰

“相约建党”,即1920年年初李大钊冒险送陈独秀去天津,在路上谈到建党之事。

对于这一历史过程的最早叙述,见于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24日的报道《武昌中山大学集会追悼李大钊等烈士》。报道中写到,5月22日,在武昌中山大学举行的追悼南北死难烈士大会上,与李大钊关系密切的高一涵作了《报告李守常同志事略》的演讲,其中提及:“(‘五四’运动)时陈独秀先生因反对段祺瑞入狱三月,出狱后,与先生(指李大钊)同至武汉讲演,北京各报均登载其演辞,先生因此大触政府之忌。”还有一个细节:陈独秀“返京后则化装同行避入先生本籍家中,在途中则计划组织共产党事”。

1963年10月,高一涵又作过一次内容相似的回忆,关于“化装同行”的过程和细节,讲得更加具体生动。

他说:“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前往各地收账的时候。李大钊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门南下。陈独秀头戴毡帽,换上王星拱(时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家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亮发,坐在车子里面;李大钊跨坐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上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被认出南方人口音。他们一路顺利到了天津,即购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上海。”

1983年3月由历史学家、党史学者李新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伟大的开端》一书中,采用了高一涵的回忆。该书写道:“李大钊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到天津。1920年2月,他们扮作商人,坐一辆骡车,先到河北省乐亭县李大钊的家乡——大黑坨村。在大黑坨村住了几天,然后起程去天津。一路上他们交换了关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他们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进行活动,筹建共产党。”

2011年出版、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也采用了高一涵的叙述:“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

“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李大钊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Unsplash

2001年,北京大学教授萧超然在《百年潮》上发表《关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之我见》:“少年侠气,交结五都雄。肝胆洞,毛发耸,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

萧超然认为,1920年的时候,陈独秀41岁,正值中年;李大钊31岁,属于壮年。这样的年龄,他们原本秉赋的英雄豪侠之气并未稍减,且经过磨砺,更趋成熟。他们面临迫害,怒发冲冠,肝胆相照,誓同生死,相约建党,一诺千金。

历史表明,他们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这充分反映了他们的英雄豪侠本色,也完全符合其心理定势发展逻辑和行为方式。

北李南陈,两大星辰

“南陈北李”是怎么来的?

针对这个问题,学者祝彦在《学习时报》上撰文指出,在历史上,最早的表述是“北李南陈”。目前所见的文献史料,最早使用“北李南陈”说法的,是“五四”运动期间在北京大学受教于李大钊的赵世炎。1920年8月,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赵世炎在一张李大钊与陈独秀合影照片后面的硬板上写了一篇杂感,提到勤工俭学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首诗:“北李南陈,两大星辰;茫茫黑夜,吾辈仰辰。”

“北李南陈,两大星辰;茫茫黑夜,吾辈仰辰”。/Unsplash

当时还有一首嵌名诗——“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也在社会上广泛传颂。这两首诗的作者不详,目前尚没有史料可供佐证。

上述两处使用的都是“北李南陈”。

1933年4月23日,李大钊牺牲六年之后,才举行葬礼。葬礼上,由时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兼总干事杨杏佛送的一副挽联写道:“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我辈哭先生。”由此,才有了“南陈北李”的表述。

萧超然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间,不管是自己编写或者其他人编写的各种教材和教科书,以及各种党史研究的专著中,都没有有关“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表述。通过论证,萧超然提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这八个字的组合提法,始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1987年12月,学者梁漱溟在回忆李大钊时说:“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中为首的是陈独秀、李大钊两先生,一时有‘南陈北李’之称。”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李大钊(左二)等在北平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合影。图/视觉中国

今年大年初一,在北京台春晚舞台上,李大钊的第三代和第四代后人——李亚中和他的儿子李雄飞表演了节目《觉醒年代》:“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相期吾少年,匡时宜努力。”

那晚,李亚中为大家展示了一副传家宝——来自李大钊手书的名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李亚中表示,这句话有特指的含义,“文章”两字应该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篇鸿篇巨著,要完成这篇“文章”,需要全国人民的努力,需要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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