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遗产话语下的广州湾历史文化遗产叙述

遗产研究理论巨著《遗产利用》的写作灵感源于作者劳拉·简·史密斯在昆士兰北部格雷戈里河畔的思考，对澳大利亚原住民项目的遗产问题产生新的见解，认为当地妇女所参与的寻常钓鱼活动是一项“遗产工作”，她们通过在某地重温记忆以及分享体验的过程巩固家庭纽带，又能奠定未来的社会关系基础。作者将本书的写作任务称为走出权威遗产话语的边界，考察权威话语和竞争性遗产话语的“作用”，挑战了西方传统意义上的遗产概念。贯穿全书的“遗产”并非触手可即的“东西”或地方，而是“关涉记忆行为的文化与社会过程”。该书基于以上理论框架，通过民族志案例的实践方法，探讨无形性、身份认同、记忆与会议、展演、地方和失调性（dissonant）等六大遗产主题，分析物质文化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遗产研究的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均产生了较大影响。

笔者基于劳拉·简·史密斯的研究成果，结合中国国内遗产研究语境，尝试厘清“遗产”“遗产话语体系”“批评话语分析”和“权威遗产话语”四个概念及其之间的联系，提出建构本土历史意识的“遗产话语”的设想，结合部分广州湾口述史文本试图探索权威话语在地张力的可能性。

《遗产利用》，2020年6月科学出版社出版

李宜珍摄

一、 全书主要观点及其影响

《遗产利用》分成“遗产的概念”“权威遗产”“对权威化遗产的回应”三大部分，一共八章。该书的第一部分为理论基础，作者通过阐述“作为话语的遗产”和“作为一个文化过程”的相关概念来论证遗产话语产生的原因，认为遗产话语不仅确立了谁有权力或责任来界定历史并为过去“发声”，而且也是一个调节文化、社会及政治变迁的社会文化过程。

第二部分的理论运用讨论遗产话语如何通过制度化过程嵌入主要的遗产研究领域和遗产保护与实践管理实践中，主要论述三个互相关联的观点。首先，权威遗产话语已内化到国际遗产机构（例如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和世界教科文组织）和许多欧洲关键的遗产公约和宪章中（例如《威尼斯宪章》《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巴拉宪章》），其赋予了遗产美学和科学内涵，而掩盖了实际的文化和政治作用；其次，由权威遗产话语所建立和架构的遗产管理和保护技术本身是创造文化价值和意义的文化生产过程；最后，作者提出上述对遗产构造肌理的遗产管理和保护的过程，也是对社会文化价值和意义的规制和管理，从而调节遗产失调性的情况。同时，作者考察英格兰埃塞克斯郡奥德莉庄园（第四章）和澳大利亚里弗斯利景观（第五章），探讨学界鲜有关注的问题——游客如何使用权威话语表达以及他们积极地追求身份认同的本质，另一方面又强调了对霸权式话语的抵制。

作者在第三部分回应了批判遗产理论，她利用民族志方法和质性分析方法，结合工业博物馆（第六章）、英国北部社区卡斯尔福德（第七章）以及世界各地的原住民社区（第八章）等案例阐述了主动创造身份认同的观念。在地的人们自觉地将社区的历史与现在联系起来，这种身份认同的联系协商了社区发展的动态过程，提出“只有被利用的遗产才是真正的遗产”。另一方面，作者创新性地拓展了遗产研究的政治视角，考察社区人们对于权威话语的批判以阐明遗产话语所产生的政治后果。

在理论影响方面，作者提出未来遗产研究者应通过遗产实践的“去特权化”推动更加民主的社会实践，该书出版后，作者获批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的资助项目，进而将研究视角放到澳大利亚和美国游客对遗产的回应，遗产研究学者Emma Waterton以此探讨权威遗产话语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文件的具体运用。至于实践影响层面的影响，作者收到了许多遗产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回应，反思实践中对于遗产管理的影像，其次，权威遗产话语的概念的使用已在欧美等国的普通大众普及。

二、具有本土历史意识的“遗产话语”概念探讨

对于遗产概念，法国人类学家巴松曾经探寻法文“patrimoine” (中文里通常翻译为“遗产”)的历史沿革，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是如何从亲属继承制的个人合法权利中移交到民族或遗产政治手上的变化轨迹，反映出遗产的表述与被表述的历史变迁以及遗产叙事主体的分离与转换。从外部视角观察，遗产最开始作为被时间和空间所限制的固像化名词，引发一系列政治行为，比如公约的出台、各国遗产管理机构的诞生、旅游产业的参与和遗产地的出现等，逐渐变为多方社会力量参与的有利可图的事物，其概念及其体系的发展和演变是一个历史、社会过程。转至内部视角，遗产被视作一种文化展演或由一系列话语所架构的文化过程，其意义和价值启发被参与的人们不断生产、交流、思考，是一种人为参与制造意义的过程而非人们持有的既成事实。概而言之，遗产是个动词而非名词，既是一种与当下语境紧密相连的历史表征，又是一种当下看待过去的话语实践。

我国研究者认识到国内遗产实践渗透着西方思维的遗产知识体系，在话语上尚未跳出他者文化遗产的框架，在实践上反而向西方的话语体系靠拢，于是尝试探索一种区别于西方权威话语体系的本土遗产话语体系，但目前国内的话语构建集中于政府话语和专家话语角度，缺乏居民等边缘群体的视角，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遗产话语体系。侯松、吴宗杰的研究将话语分析的应用价值推向遗产本土话语与意义的挖掘上，立足中国本土的“古迹”话语，以历史文献学方法呈现宏观分析，认为传统历史文本是话语的来源，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理解文化内涵。李立的研究有机结合民族志与话语分析，形成有关中国遗产“话语导向的民族志（discourse-oriented ethnography）”。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阐述了中国语境的地缘生态区别于西洋的社会结构，中国格局如同石头丢于水面的同心圆波纹，而不是一捆捆的柴，是“生于斯、死于斯”的地方和“面对面的社群”。费孝通地域生态文化的构建，是将“天下”观念转移到了“国家”的过程，不同文化的话语发声，将“国家”大一统概念拆分成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声音。另一方面，遗产在历史的演进中其内容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遗产的地方性在历史语境中需要重新解释和认识，全球化导致的社会变迁，使文化“异质性”大量涌入, 与“同质性”产生互动并对原来的文化结构产生作用，形成“他化”现象。

阿帕杜莱把全球化视为以社会想象为核心的文化运动，这种运动包含了五种图景：族群图景，媒体图景，科技图景，金融图景，意识形态图景。对于族群图景，他认‘为对于随着族群的迁移，人们在新的地区重新集结成群体，重新建构他们的历史，并重新构筑他们弥足的“形貌”，民族志中的民族呈现出一种流动性，不可能再从人类学描述中反映出的地域特征。而就体现在地域特征的流动性而言，21世纪的学者提出观点：在一个复杂的社会里，即便只在一个田野点进行研究，也得在概念上将之考虑为“多点”。因为“空间”可以有如多个地方——只要人们赋予它们以不同的意涵。就此而论，对话阿帕杜莱的观点，并非“不可能再有地域性”，而是在“再地方化”的过程中再构建了地域性，这种地域性是流动的，在考察社会变迁的过程中需要结合历时或共时的角度。

遗产话语研究分析方法多以诺曼·费尔克劳夫(Norman Fairclough) 的“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 CDA)为主。Blommaert曾批评CDA缺乏历史意识，认为 CDA 学者对社会问题的分析缺少对相关历史背景和问题发展脉络的考察。中国话语研究学者吴宗杰和侯松提出开拓CDA历史研究视角，必须借助跨文化思维，通过对接传统来实现，对现实的批判不一定仅仅盯到产生“问题”了的当下文本，可以让话语批评在历史的厚重感中实现对现实的批判，CDA话语应向超学科转型从而突破自身发展瓶颈的重要方向。

结合上文所述，遗产具有地域的物质性，地方遗产并非一个自证的存在，而需要通过话语来实现意义。笔者认同当代学者提出区别于西方的中国遗产话语的观点，同时认为遗产话语的建构应采取不同的分析方法，区分中国语境下的不同地方遗产话语。以湛江为例，其前身为法国租借地广州湾，曾有一段华洋共处的时期，更早时期的清代分属为高州府吴川县和雷州府遂溪县，广州湾文化便随法国人的到来注入到当地的岭南文化（含高州文化、雷州文化）之中。由于地域的独特性不能照搬源于西方权威话语的分析模式和框架，亦不可挪用前人的实践，这并非意味着摒弃任何既有的分析方法，而是在借鉴的基础上应有跨文化的反思和对自身文化的思考。里昂第二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郑珊珊自2015年开始调研湛江民俗，她以湛江市赤坎区百姓村的年例游神和赤坎历史街区为研究案例探讨中国社会的遗产化机制，认为遗产主体之间的复杂权力关系与拥有遗产价值的地方传统和历史记忆密切关联。权威遗产话语作为权力的表征形式，产生于不同地方（尤其是本土）情境和历史场景中，我们可尝试通过对权威话语的梳理来探索“过去是如何成为遗产”的问题。

赤坎历史街区

来源：CFP摄影作品

三、权威话语的在地张力

随着遗产概念的演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国际性组织所的一系列公约、宪章和指导原则应运而生，并得到了合法性的认定和推广，正式形成一套国际间遗产领域的“真理”与权威话语，同时渗入到各国遗产实践的法律制度和文化政策，劳拉·史密斯将这一套关于遗产本质和意义建构自然化的西方话语体系称之为权威遗产话语(authorized heritage discourse，简称AHD)。客观来说，内化和根植的AHD在世界层面促进了遗产的认知和推广，但近年来，其不可挑战的权威政治视角引起了学界的反思。就遗产话语的角度来说，AHD框架下有不同群体的权力结构，并通过架构文化权力的“合法化“和“合理化”巩固不同群体的权力结构，AHD所体现的遗产保护群体是有权界定遗产概念的专家群体。总而言之，AHD框架下的遗产保护即保存专家筛选和认定的物质遗产，决策层面的政府以及被授权参与执行层面的专家拥有更多的话语特权，与相对应的地位不平等的普通民众社会话语则受制于更大范围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叙事，对于广州湾历史文化遗产演进的认知，需要从这三个层面的时间脉络捋清不同群体的权力结构。

历史研究学界将广州湾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解放后到文革结束前，国内的主流历史研究大多采用批判视角，批判殖民主义或“三座大山”，文献资料以抗法为主体，文章多数记载着广州湾人民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愤慨和批判；第二个阶段是二十世纪80至90年代，改革开放后，历史研究手法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完善，却仍带有80年代以前反帝反殖民的感情色彩，局限于受思想批判路线，研究的资料文本基本限于国内部分，缺乏来自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府的官方文献，使用资料和观点的权威性不足；第三个阶段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在研究范围上呈现学术国际化的趋势，如2014年在广州湾历史文化论坛上提出“广州湾学”的概念， 2017年和2019年分别举办了两届广州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学界上掀起广州湾历史研究与国际对话的浪潮。

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流行通过法律文本和国家及国际的政策文件来管理和保护遗产。80年代，中国政府公布文物保护单位的官方话语作为区别于文字记录的一种新的表达方式，而文字载体的感情色彩也随之变化。1978年，湛江市遂溪县的三处湛江人民抗法斗争旧址（含黄略存人民抗法斗争纪念、抗法斗争南柳人民誓师处、湛江人民抗法斗争麻章营部旧址）成为广东省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时的社会刚从殖民统治到建设民族国家的历史变迁中，当时参与过抗法战争的老人作为长辈的主体身份为历史发声。

经过一番争取，未具有“抗法”色彩的广州湾公使署旧址最终作为第四批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保存下来。以祝宇对过去历史意义的宣称为起点，这时话语的社会秩序开始发生变化，历史学者对广州湾历史研究的突破和跨文化跨学科的对话，使凝固历史进程的广州湾时期建筑逐渐进入大众视野。以遗产管理角度而言，谁拥有过去，谁控制遗产的意义和价值，以使遗产的身份认同表述更为清晰，治理研究内容强调如何将遗产概念化为一种用于规制和治理身份认同并让现代变得更有意义。

广州湾法国公使署旧址

来源：陈小铁摄影作品

2013年5月，湛江市政府发布《湛江市法式风情街保护修缮改造工程规划》，法式风情街一期北至解放东路，南至东堤二横路，西至民治路、延安路，东至汉口路—东堤路，这一范围涵盖了广州湾时期的行政中心，保护范围面积约27.25公顷，分为历史建筑和改造建筑两部分，历史建筑指法殖时期所建保存至今的建筑，予以保留并且秉着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修复；改造建筑指规划区域内建于上世纪70至90年代、带底商的多层住宅，尽量采用相同或相近的欧式建筑元素对立面进行有重点的修饰。一期的式风情街保护修缮改造工程工程完成后，改造效果未能虏获民心，五座法式历史保护建筑（西营邮电楼、广州湾法国公使署旧址、广州湾法国总公使官邸旧址、维多尔天主教堂、东方汇理银行旧址）中仅对法国公使署做了改造。2018年，市规划局指出启动法式风情街二期保护修缮规划，在一期的基础上，围绕五栋历史保护建筑打造法式商业步行街，通过扩容将法式风情街、渔人码头、海滨公园有机融合。2020年4月，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提出历史文化游径建设，“湛江广州湾历史文化游径”作为第一批路径上榜，这条文化游径包含了法式风情街的三座建筑（广州湾法国公使署旧址、广州湾法国总公使官邸旧址和维多尔天主教堂）。近日，华南理工大学硕士生蔡为哲的文章提到“西营邮政局旧址”的修缮施工利用内部专家决策机制，未遵循“修旧如旧”“真实性”和“不改变现状”的文物修缮基本原则。以上三次的历史建筑修缮过程体现了不同身份人群的交融，一方面关涉历史共识来规制当前的社会张力，另一方面，遗产也成为一种资源，被诸多阶层挑战并不断重新界定公共价值观与文化变迁。

维多尔天主教堂

来源：陈小铁摄影作品

遗产并非天生“有价值”“令人束缚”，失调性存在所有的遗产中，某个群体的遗产对其他特定群体一定是不舒适的，因为其意味着“剥夺”其他群体的继承权，而且牵涉到哪些群体的记忆和经历被强调或被掩盖，比如西营戴着枷锁系着脚镣清扫街道的广州湾劳役犯及其亲人来说，法国人留下的这些遗址并非都让他们感到舒适。从以上时间轴观察，上个世纪80年代，若把遗产保护话语植入到从未接触文物保护观念的民众中来说实属难事，时任湛江市文化局副局长的祝宇在此情况下提出力保公使署旧址，这一过程展现了遗产观与权威话语之间的张力。“所以我从小就对公使署很有意见，因为爷爷被法国人抓去坐牢，奶奶也跟着生病，家里生意就差了下去；再加上四婶在公使署前面受辱，我就想什么时候有炸弹把它炸掉最好。但世事难料，没想到几十年后我做文化局长时，竟大胆犯上将它保存下来。”祝宇话语表现了社区/群体/个体不会将自己固定置于某个单一的身份认同中，因此个体具有多层身份认同，这是广州湾的双重构情感是遗产失调性的表征。

现有研究较少关注“遗产”概念和“身份认同”之间的互动，史密斯认为，这是因为“遗产‘仅仅是’有形遗产”的统治性假设，以及“遗产地或文物的内在品质界定了其所代表的身份认同”的统治假设，共同掩盖了“身份认同的维系纽带实际上需要积极地铸造或不断地创造、再创造”的观点和可能性。我们需要将内在品质做区分，并认为内在品质折射遗产作用在遗产参与者的一连串活动中，既可能是亲身经历，家族流传或社会听闻，因此不同个体所理解遗产的内在品质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包容的掌心，将窗棂上、墙角边、建筑形态等人类的视觉、触觉和听觉感官的记忆和叙事都囊括在内。如果把身份认同这一话题简化为“广州湾租借地/法式风情街与你的人生相关吗？”这一问题更容易解析阐述与分析“认同”“记忆”“地方”与“展演”等一系列概念及主题。

广州湾历史遗址的独特历史情境与大一统语境下的其他地域相区分，这有助于我们重新检视权威话语的范式。一方面，权威话语巩固了地方话语，使地方话语得以合法化的形式生存，但西方模型话语和前人的遗产话语研究受历史地理各方面的限制，难以在本土扎根；另一方面，地方遗产话语与本土身份认同有相互而生，本土居民经历了大一统、殖民统治到建设民族国家这一过程，每一次的人口流动（如逃难、贸易）所带来的思想转移都打破了原生态秩序，外来人口通过流动将文化转移，内部文化亦随着跨越边界而来的群众而发生变异，而唯有固态不可动移的建筑是记忆在地事件的坚守者。

简而言之，该书启发了遗产研究思路的转换，此前的遗产研究大多聚焦于“如何把遗产保护好”，鲜少将视角放置“如何把遗产保护好”背后的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身份认同的各种特点和联系。笔者认为，今后有关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应多加思考如何利用遗产理念来建构和协调当下的社会文化价值，借此呼吁对遗产多元价值特别是底层价值的关注。

编辑：大 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