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他才是“七七事变”中29军的“第一主角”？

84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向我卢沟桥守军的进攻，驻守卢沟桥的我29军奋起还击，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大幕。

上图是当年介绍七七抗战的画报。图中对各人的解说文字：右上：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左上：北平市长秦德纯；右下：指挥抗战之二十九军参谋徐廷瑗；左下：指挥抗战之二十九军旅长刘自珍；中：坚决抗战之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

为什么居中且放大的肖像既不是军长宋哲元，也不是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而偏偏是37师师长冯治安呢？

因为冯治安是这场事变的第一主角。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是因为冯治安反日的态度最坚决。卢沟桥畔的枪声，揭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但在这场大事变之初，29军的许多将士却并未认识到它即将以一个极其重要的关节点永久地载入史册，所以，尽管广大的基层官兵义无反顾地英勇杀敌，但就整个29军来说，这一仗打得却并不怎么样。一会打，一会停，一会谈； 打的 打， 看的 看，和的和，步调既不一致，全盘的作战计划也迟迟没有出台。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由29军高层的态度决定的。由于华北特殊的情形和西北军的历史背景等原因，周旋于南京中央政府与日本人之间，在二者的矛盾中生存并发展，这是29军尝到的甜头和继续的打算。就因为这个，所以当七七事变爆发之时，尚未认识到日本希图借此机会全面侵华的华北当局的高层宋哲元、张自忠等并不想打，不想把事闹大。因为事闹大了，中央军必然要介入，中央军一旦介入，华北的半独立状态必将不复存在，其团体与个人的利益必然将受到极大的损失，这是圈里圈外的人都明白的道理。但在这场民族的战争爆发之时，尽管同处于29军的高层，尽管同样面临着自身利益的得失，每个人的认识与选择仍然是不同的。29军核心领导的四个人中，宋哲元、张自忠以外，冯治安与秦德纯，则是坚决要打的。

七七事变后，由华北前线返回的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次长熊斌于7月26日卢沟桥事件第十六次汇报会上，对29军官兵的抗日态度，有如下的报告：“宋哲元态度无可疑虑，不过希望俟有准备后再抗战……秦德纯、冯治安则始终强硬主战，甚服从中央。张自忠自赴日本以还，似害有二种病，即：（a）因日人给以许多新式武器之参观，以致畏日；（b）因日人对其优待而亲日。但廿九军将领一致主战，则张亦不敢独持异议。刘汝明态度亦强硬，赵登禹则无成见，以众议为依归。中下级干部及士兵，则完全情绪热烈，不惜一拚，士气大为可用。”

冯治安等的对日强硬态度，并不是七七事变的枪声响起后才有的。早在事变的前一年，以冯治安为首，冯、刘、赵等便有了与汉奸不共戴天的仇恨和对日绝不妥协的鲜明立场。萧振瀛在回忆录中，有如下记载：

“宋在群奸包围下，坚令发表齐燮元等分任政委会委员。迨齐等十余人自津乘火车将抵平，冯治安等人正在余寓相聚。副官长王培臣回冯报告齐将抵平车站，冯起而曰：‘此等汉奸不杀之，将何以对国家。’语毕即走。赵登禹拍案而起曰：‘今必尽杀群奸。’起而行。刘汝明亦击桌而起曰：‘当杀此辈汉奸，以明示天下。’言毕亦去。余呼冯等不应。秦德纯、张维藩奔出力挽再四曰：‘如此大事容作商量。’众始回。”

从这段不长的文字中，冯治安的反日态度跃然纸上。实际上，秦德纯的反日态度丝毫也不逊于冯治安诸人，只是相比于冯、刘、赵等的简单粗莽，秦要冷静睿智得多。

事变发生后的7月19日，就在宋、张等仍在幻想苟和因而对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无理要求再再妥协的时候，就在29军的许多部队还弄不清到底打还是不打的时候，一篇署名朱复的新闻稿，首次刊出冯治安于事变之初对守宛平的吉星文团长、金振中营长的讲话。冯的话慷慨悲壮：“这里就是你们死后的义地，你们必须具与城同存亡的决心，不能退让一步。”后来，这句话在流传时被媒体说成：“卢沟桥即尔等坟墓，不能退让一步。”成为鼓舞抗战军民誓死卫国的名言。

通过日本人之口，通过日本人在谈到冯治安时流露出的惧怕与仇恨，也可以反推出小冯在这期间的立场。今井武夫曾说：“抗日的策划中心，与其说在北平、天津，不如说是在保定（冯的河北省主席公府驻保定）。”事变后，日本人在与冀察当局谈判时，反复提出将“反日元凶”冯治安及其37师调离北平，在制定的攻略计划中，其作战目标，亦主要针对“二十九军抗日意识最强的冯治安三十七师”，因为在他们看来，冯治安“总是被日本视为可怕的人物”。从这些支离破碎的资料中，我们不难想象出冯治安在当时的对日态度是何等的强硬。

其次，是因为冯治安拥兵最重。态度归态度，要在一个武装冲突中发挥最大的作用，光有态度而没有实力也白搭。何基沣、刘自珍、吉星文、戴守义、金振中等及以下官兵，也是具有强烈的杀敌报国之心的，但在这样一个大事变中，旅团营长们所处的位置和能发挥的作用自然无法与冯相比。

副军长秦德纯同冯治安一样也是坚决主战的，另一副军长佟麟阁也是富有强烈的抗日决心的，但就和当年许多旧军队中的情形一样，身为副军长的秦、佟二人几乎没能掌握一兵一卒，其兵权则仍不能与冯治安相比，后者手中不仅有精锐的37师，而且在宋离队后，也正是由他代宋执掌29军兵权的。

这里有一个情况需要罗嗦几句，即当宋离军后，为什么既不把兵权交给副军长或参谋长，也不交给其他几个师长，而偏偏要交给冯治安呢？

军长离队后，军权不交给副军长而交给主力师的师长，这在民国期间的军队中是再正常不过了，特别是在西北军这样以“私”著称的部队中，就更是如此。秦德纯是进入到29军的领导核心了的，但作为外来户而非西北军嫡系出身的秦德纯，他却没法掌握这支封建色彩极其浓厚的29军的军权。实际上秦掌握的主要是以北平市长的身份对外交涉的权力。

（事变前29军主要将领合影。前排从左至右分别为：军参谋长张维藩、38师师长张自忠、军长宋哲元、143师师长刘汝明、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后排从左至右：骑兵第9师师长郑大章、37师师长冯治安、132师师长赵登禹、副军长佟麟阁。）

除了副军长，29军中还有参谋长，但旧军队中的参谋长与我军今天的参谋长不同，在当时，参谋长更多体现的是一种雇佣角色，西北军中的参谋长尤其如此，因而在宋离队期间，是绝对不可能将军权交给参谋长的。

至于为什么宋离队后，不把军权交给其他几位师长，而偏偏交给冯治安，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143师的师长刘汝明辈份是在冯张之上的（刘属西北军早期十三太保之一，冯张二人资历上比刘晚一层），但刘部非29军主力，也不驻在平津，而远在察哈尔，又由于诸多复杂的原因，刘与宋的关系无法与冯、秦、张等相比，因此，刘不可能成为29军的代理指挥者。

38师师长张自忠，其资历与冯治安相当，38师实力亦与37师不相上下，而且，在29军成军之时，张对宋是有恩的。中原大战西北军失败后，退到晋南的残部由张学良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第3军（不久改番号为第29军）。张学良最初是准备要张自忠当军长的，但张在石敬亭的劝导下，主动将军长一职让出，并推荐宋哲元出任军长。就为这个，宋在感激张的同时，也欠了张自忠一笔人情。有这种关系的人反而不好在一起共处。再加上张自忠个性强硬，锋芒毕露，自然不是同样倔强而且刚愎自用的宋哲元愿意留在身边依为心腹的角色。

132师实力 既差 ，赵登禹的资历比冯张二人还低，自然不可能了

骑兵9师实力更差，郑大章与宋的关系更远，当然更不可能了。

冀北保安司令石友三也是隶属于宋哲元的，而且论资排辈（西北军很讲这个），石友三和佟麟阁、刘汝明一样，属于西北军第二层十三太保之一，但此时的石友三已如丧家之犬，宋给他一口饭吃就不错了。

几个师长都说到了，再看冯治安了。冯资历上低于宋。29军成军时冯也和宋一样是光杆入伙的，不像张自忠、刘汝明、赵登禹那样原本就保留了相当实力，是带队入伙。冯对宋也只有感激敬仰而没有像张与宋那样的人情债务，所以宋对冯的指使更显泰然与无忌。而且冯又是一个对上奉命唯谨的人，又是一个毫无政治野心的人，又是一个与谁相处都合得来的人，又是一个练兵打仗还有一套的人，所以把军队交给这样的人自然也就是宋最放心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宋每每不方便表态时，便要小冯替他出面当枪使，而后者也都能秉承宋的意旨，达成目的，比如冯出面威胁庞炳勋、逼走何应钦等。

自从29军进驻平津后，每逢宋离队时，代其行使军长职权的一直都是冯治安。刘汝明在回忆录中，就曾说到，“29军的副军长虽自绍文任北平市长以后就换了佟捷三，可是军长的公事多由仰之代看，所以仰之等于代理着军长。”到了29军主力撤出平津，一直到改编为第1集团军时，宋每每不在位时，其军长和总司令一职，仍然还都是由冯治安代理的。

（上图系秦德纯、冯治安等检阅部队。前排右起第一人戴白盔者为秦德纯，第二人为冯治安。）

从另外一个角度，即从29军核心领导层宋、秦、冯、张四人所兼任的地方行政官职上，也可以揣度出孰轻孰重来。当时，宋兼任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这是个华北土皇帝的角色，自然是其他三人不能相比的。余下三人，秦兼任北平市长，张兼任天津市长，冯兼任河北省主席。如果用今天的度量衡来比称的话，河北省一把手的份量是要略逊于京津两市一把手的，可在军阀割据时代，河北省的主席却比平津两市的市长牛逼不知多少个数量级了。1935年，当29军初到平津冀时，河北省主席是宋哲元，北平市长即是副军长秦德纯，天津市长是29军的总参议萧振瀛，从这也能看出点什么来吧？

同样是在参谋本部卢沟桥事件第十六次汇报会上，熊斌在报告29军将领内情时，讲到：“卢事发生后，八号及十号，冯治安、秦德纯决心反攻，宋亦由乐陵电令消灭当面之敌。当开会时，冯发表主战言论后，问张自忠意见如何，张答无意见……至十日，日军未撤，冯等又下令反攻。日人又向张自忠及许多亲日份子从事疏通，致反攻未成事实。宋到天津后，为许多亲日份子所包围，形势乃不佳。”熊的这段话，不难看出冯治安当时的态度和宋不在位时他所扮的角色。

当然，在那个年代，代军长指挥的冯治安能否调动得了张自忠的38师、刘汝明的143师，是值得怀疑的，但没有了宋哲元这个婆婆的束手束脚，驻守京畿要地的37师，他是可以独断专行的，赵登禹的132师，是要听招呼的，而这，也就够了。

第三，是因为冯率兵所处位置最突出。与冯治安坚决抗日的态度一样，同为师长的刘汝明、赵登禹也是有强烈的抗日热情的，也是分别掌握着几个旅的能战之师的，但刘的143师远在察哈尔，整个事变中该师并未参加；赵的132师则驻于冀中，仅有部分在事变中调来平郊。二人所处的位置既然远离事发地卢沟桥，其在事变中的地位与作用自然也因距离而减弱了。

冯之37师又不同了，事变发生时，该师恰好驻守在包括卢沟桥在内的平保之间，其所辖陈春荣第109旅、张凌云独立25旅驻保定，何基沣第110旅分防于西苑、八宝山、卢沟桥和长辛店一带，刘自珍第111旅驻北平城内。冯的37师师部驻北平的西苑，其兼任的河北省主席公署则在保定。

自进入1937年春季以来，为防日军的挑衅和应对可能爆发的冲突，该师特别增加了卢沟桥地区的兵力，并提升了战备等级，其所属110旅219团3营就布防于卢沟桥畔。该营实力远超当时任何一个步兵营，计辖有步兵连4个，轻迫击炮连1个，重迫击炮连1个，重机枪连1个，全营达1400余人。事变时最先与日寇冲突的，就是该营。

要想在这场大事变中发挥作用，没有一个积极的抗日态度不行，有了积极的态度，手里没兵也不行，有积极的态度也有兵但没有处在事变的中心还不行，而正是因为冯治安有这个强硬的抗日态度，又执掌了29军、至少是37师和132师的指挥全权，又首当其冲处于卢沟桥事变的最前线，所以就完全有理由说，七七事变的一号正面角色，不是远远躲在山东老家仍然幻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军长宋哲元，不是手无兵权的副军长和参谋长，不是同为师长也同样反日但并不处在事变发生地的刘汝明、赵登禹，不是处在一线抗敌的旅团营长们，而只能是驻守宛平并代宋执掌虎符的29军头号主力师的师长冯治安。

说冯治安是七七事变第一号的正面主角，从当年国共两党的态度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卢沟桥的枪声打响后，南京政府紧锣密鼓的关于此次事变的几十次通报会议中，但凡提到前线战事，均以冯治安和秦德纯的行止为代表，在南京与卢沟桥前线有关作战的电报往还中，亦主要与该二人通气，从中可见冯与秦二人角色之重要。7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文中有“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冯治安部的英勇抗战！我们应该赞扬与拥护华北当局与国土共存亡的宣言！我们要求宋哲元将军立刻动员全部29军，开赴前线应战”，通电的字里行间，明显是将冯与宋区别对待的，从中亦能看出冯在这场事变中所处的位置。

中日之战是在所难免的，冯治安打与不打都要打，早打晚打都要打，但是不是就因此说冯治安的作用不大呢？不对。历史就是这么充满偶然，即它总要选择某个具体的时间和某个具体的人物来写照，来作为一个标志翻开新的一页。加加林不上天，也还会有人上天；满清的丧钟不在双十那一天敲响，过不了多久也要敲响，可历史偏偏选择了加加林，选择了双十这一天，并将其载入史册，就是这个道理。公元1937年7月7日、国民革命军陆军第37师师长冯治安，就是历史老人的又一次选择。

说它偶然吧，也是必然，因为同样在这个历史的关节点，宋是比冯更有条件作为这场大事变的首选人物载入史册的，但宋没能应选；张自忠也是同样有条件成为这一光辉时刻的标志性人物的，但张也没能应选，偏偏是这个对政治并没有多大兴趣的冯治安，应选了，从而使他和卢沟桥、和七七事变一起，永远地载入了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