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将军造反为何士兵都听将军的 而不效忠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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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将军造反为何士兵都听将军的 而不效忠皇帝

中国古代史上,历代王朝一幕常见的“活剧”,就是将军造反,好些“动静较大”的造反事件,有时更能改变一些王朝的历史进程。而面对那些惨烈的“造反过程”,许多后世读史者也都大惑不解:都说封建时代皇权至高无上,那为什么有些将军造反时,其麾下的士兵们却毫无“效忠皇帝”的觉悟,甘心一条道走到黑呢?

这其中的第一个原因,大概可以归结为“吃谁家饭”的问题。

说起古代士兵的生活,我们常说“扛枪吃粮”,理论上说,历代大一统王朝里,士兵们确实吃的是皇家的粮,可实际操作起来,有时却并不是这么回事。赶上特定的时代,那些割据一方,拥有强大权力的武将,才是士兵们最直接的“衣食父母”。最能说明这个“吃饭问题”的朝代,就是唐朝。

唐朝立国的时候,军事上采取“府兵制”。这个制度自南北朝时期诞生后,发展到唐代已十分成熟:全国均田制下的农民进行编户,农民二十岁起服役(盛唐时改为二十五岁),五户为一保,征发两人为府兵。府兵们日常接受训练,战时为国出征,服役时享有免除个人租调的特权,立了功还可以获得勋官职务。

这样的士兵,从生活训练到个人前途,都有来自朝廷的保障,倘若敢跟着某些武将造反,那就等于砸自家的饭碗。所以唐朝前期,虽然也发生过“扬州之乱”等叛乱,但凭着忠诚度极高且战斗力强大的府兵,这类叛乱都很快被一一平定。所以哪怕到了公元755年安史之乱时,安禄山的十几万大军都扯起反旗了,唐朝的好些官员依然自我感觉良好。宰相杨国忠就宽慰唐玄宗说:皇上您放心,安禄山的部下绝不会跟他一起造反,没准就把他绑了送来。

可是,这些糊涂大臣没搞明白的是:恰恰在“吃饭问题”上,安禄山的叛军士兵很不一样。盛唐年间,由于土地兼并等原因,府兵制的根基均田制早已被破坏,府兵制也名存实亡,唐朝的士兵主要来自募兵,边境上更设立了十大节度使,负责募兵等事务。这些镇守一方的边将,也就成了士兵们的衣食父母。以安禄山为例,控制东北三大重镇的他,掌握了财政招兵大权,嫡系兵马近二十万,精锐“曳落河”八千人,全都是自己百分百的铁杆。

这样的军队,吃着安禄山的饭,受着安禄山的管,对于“天高皇帝远”的大唐王朝,自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感情。所以八年安史之乱里,他们造起反来也毫无压力。安史之乱后,各地藩镇割据,藩镇里的士兵们,利益更和主将紧密捆绑在一起,因此也就有了一场又一场的动乱。曾经无比强大的唐王朝,在整个后半段,几乎都栽倒在这“士兵吃饭”问题上。

同样的例子,还有清初时发动“三藩之乱”的吴三桂。当时作为西南“平西王”的吴三桂,不但可以节制云贵总督,他的嫡系官员号称“西选”,几乎遍布西南各个要害岗位。其辖区内的盐井、金矿、铜矿等暴利行业,也几乎都被他垄断。所以吴三桂才有充足的底气,煽动起了八年“三藩之乱”,把年轻的康熙皇帝惊出了一身冷汗。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中国历代王朝,在吸取了种种教训后,都在着力解决“士兵吃饭”问题,宋代建立了空前规模的禁军,国家花钱养兵,明代建立了百万规模的卫所兵,清代的八旗绿营,也形成了严密的体制,确保军队牢牢掌控在朝廷手中。这些苦心也是立竿见影。但是另一个问题也浮出水面:倘若一个王朝日益腐败,对军队的控制力下降,恐怕军队就算杜绝了“造反”的隐患,却又会生出新的毛病。

比如明末农民战争时,那些各地的明军遇到农民军时,有时并不像后人想象的那样展开激烈厮杀,相反很多时候却是彼此“谈条件”,农民军在交出一部分财物和人口后,往往就会被明军“放行”。如此一来,明军在前线“捷报频传”,农民军却一次次有惊无险,反而在流动作战里滚雪球般壮大,直到最后双方攻守易型,李自成的百万农民军浩浩荡荡,把崇祯皇帝逼到了上吊。

为什么又会有这样的情况?明代的卫所制度,到明末时已极度腐朽。明末名将卢象升就曾看到,由于军队缺少衣食,许多士兵们走路都摇摇晃晃,校场上站一下队,就会倒下好些人。这样的军队,确实没有“造反”的能力,却也没有拱卫王朝的能力。不久后明朝的覆亡,其实也就从此时埋下了伏笔。“士兵跟谁”的历史话题背后,正是这样的兴衰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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