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特别”精神是怎样发现的？

1988年上半年，总后勤部政委刘安元看到一份来自青藏兵站部的材料：长期在青藏线工作的部队官兵体质明显下降。最近，我部对驻守在4200米以上的官兵体检3334人次，血压异常占57.8％，心脏阳性体征占59％，心电图异常占64％……看到这些，刘安元“唰”地站起身来，在办公室里来回地踱步，不知不觉间两行热泪沾湿老花镜。

6月初，刘安元决定去青藏线基层部队调研。已花甲之年的他，身患高血压和动脉硬化，这些病都不宜上高原。不仅如此，就在他出发的前一天，又患上了急性疱疹性角膜炎。解放军总医院医生告诉他，角膜周围的水泡一旦破裂，将会严重损伤视力。总医院领导立即为他准备床位，让他马上入院治疗。刘安元当即摇头否定，并嘱咐在场的所有人为他保密。就这样，他对妻子和总后勤部其他领导瞒着病情，带着工作组于19日如期出发。

刚到西宁，刘安元就有明显高原反应。青藏兵站部政委杜克安和军医看到他又红又肿的眼睛，都劝他在海拔较低的机关驻地调研，不要到唐古拉等高寒地区去了。刘安元动情地说：“我也有儿女，战士的父母把孩子交到部队，我们就要负责，让他们放心。这次不但要上高原，只要有兵的地方都要去，医生说这会让我的眼睛后果严重，就是失明也值啊！”

6月22日，刘安元一行从西宁出发，经过七八个小时的长途颠簸，来到茶卡兵站。刘安元在询问战士生活情况的同时，亲自到厨房、宿舍查看。当他发现茶卡的生活用水是从百里之外拉来的，当即交代杜克安，要尽一切力量保证兵站用水。

青藏兵站部点多、线长。一路上，刘安元眼疾没有痊愈，缺氧反应也越来越强烈，他咬牙坚持着，从兵站部、泵站、通信站、汽车团、工程团等部队，一个点一个点地看望。前后近20多天，刘安元的足迹遍布2000余公里。在离格尔木近200公里的大柴旦有一个点，只有一个叫梁高林的志愿兵，和妻子常年为守护国防通信线路，默默地生活在这荒无人烟的高原上。刘安元途中听了杜克安介绍梁高林的情况后，不顾路远难走，执意要去看这对夫妻。三菱吉普车经过近3小时的“摇晃”才来到大柴旦，梁高林夫妇见到总后勤部的首长专程来看望，一人握着刘安元的一只手，激动得久久不肯松开。

从青藏线回北京的路上，刘安元反复在工作人员面前感慨：“这样的部队要宣传，这样的官兵要学习。”他回到北京后，向军委首长和总后勤部党委汇报了这次调研情况，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向总后所属部队宣传青藏兵站部的事迹。在刘安元的努力下，总后勤部全面总结和宣传兵站部的“三个特别”（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精神。经总后领导研究，并报中央军委批准，为高原部队解决了供氧、伙食补助、营建经费和连职干部家属随军等问题。刘安元还要求科研部门抓紧研制方便携带的制氧机，尽快配发高原地区的部队。江泽民任中央军委主席后，对青藏兵站部的感人事迹予以充分肯定，还授予兵站部“青藏高原模范兵站部”的荣誉称号。

刘安元（1927年11月—2001年5月23日），1927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高青县唐坊区李凤鸣村一个农民家庭。194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参加八路军。曾任团政治委员、团长，师政治委员，军副政治委员，总政治部组织部、干部部副部长，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总后勤部、第二炮兵、南京军区政治委员等职。先后参加山海关、长春、四平保卫战、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东北1947年夏秋冬季攻势、辽沈、平津、广东、广西、海南岛等战役战斗和抗美援朝战争。他作战勇敢，立过大功，在海南岛战役中，曾指挥5只木船驱逐3艘国民党海军军舰。他对党忠诚，作风深入，关心基层，顾全大局讲原则，心胸宽阔，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和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为部队建设殚精竭虑。是中共第十三、第十四届中央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共青团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荣获三级解放勋章、独立功勋荣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