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自建立之初就重文轻武吗？

在传统的观念里，大家普遍认为“宋朝开国是一个非军事化过程，宋朝自建立之初就重文轻武”。然而，宋朝的建立本身是一系列军事胜利的结果。后来出现的文官主导型政府，是经过半个世纪的战争与政治而产生的。以下经出版社授权，摘选。

原作者 | [美]龙沛

摘编 | 徐悦东

《重归一统》，[美]龙沛著，康海源译，后浪丨九州出版社2021年3月版

宋朝建国的政治和军事过程，是由一系列不确定、无秩序的事件组成的，其参与者们并不知道它们的结果。那些历史人物所做的大部分（甚至是全部）决定，都受到了他们所面对的紧迫情况的影响，而不是由更大的、如强调文人文化那样的意识形态目标所决定的。事情并不总是按照计划发展，重要决定的结果可以很容易地超越胜或败，乃至变成完全无法想象的后果。即便是非常精心策划的政治和军事行动，人们也仅仅能施以有限的掌控和限定。宋朝最终能够稳定、顺利地在1005年完成建国，并不是一件理所当然、显而易见的事。

即便是从更宽广的层面上讲，整个征服战争过程中，局势也在不断变化。政治和军事进程中累积的成功改变了环境。从954年到1005年，先后有四位不同的皇帝，他们面对的局势各不相同。即便是在同一位皇帝统治期间，局势也始终在变化。

然而，后来的政治家和历史学者们却把宋朝建国想象成一个有规划的、导向特定文化的过程。对他们而言，这个过程是必然的，意义是清楚的。皇帝和政治家们都扮演着特定的角色，回溯地看，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这种对宋朝建国的描述显示，这些皇帝和政治家并不总是能够完成好他们理想中的角色。比如，宋太祖并不是一个特别崇尚文明教化的人，宋太宗才真正开始重视利用科举考试。当然，这些事实众所周知，但是人们常常因为要维护后来对这些事件的解释而对其置之不理。宋朝初期的首要任务是获取权力。即便是在宋代初期那种继承性制度框架内，也有相当大的流动性。只是到了后来，当一个个先例被看作或至少被描述为程序性政策决定，成为既定原则时，王朝的建立看起来才像一个精心计划的过程。

周世宗、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这四位皇帝，分别展现了对战争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四种不同的处理方式。周世宗几乎完全是一位马上皇帝，宋太祖武功卓著，同时也开始有效地运用政治权力，宋太宗在军事和政治上均较失败，而宋真宗则从政治安全出发，最终解决了宋朝建国的军事问题。或许并不意外的是，宋太祖相较于其余三人，站在了头和肩的位置。他并不是毫无瑕疵，也并不总是取胜，但他有能力，也足够幸运，成功地在混乱危险的局面中建立了长久存续的制度。周世宗用战争解决了自己的政治问题，宋真宗仅需要解决他的军事问题，而太宗则是最令人惊奇的统治者。太宗成功地得到并维持了皇位，却犯下了严重的军事和政治错误。

周世宗

尽管有这些错误，而王朝依然稳固，这一事实无疑证明了宋太祖及宋朝行政官员的能力和作用。虽然这些皇帝的个人特点很重要，但是重思构建一个稳定政府的过程同样重要。这与某种观念直接相关，即认为，宋朝建国是一个对先前的军事混战进行文明化的过程。如果认为半个世纪的战争为文人文化埋下了基石，或认为文人文化的崛起结束了战争，这些都过于简单化了。从军事角度看，征服战争是在中原地方政权皆被消灭、宋辽形成公认的军事僵局或均衡之后才结束的。战争结束是因为宋朝占据了中原，且与北方草原达成了均势。这与文人文化没有什么关系。

从政治角度看，宋军之所以能够专力于征伐，是因为宋廷内部的政治权力斗争已经得到了解决。军事利益增强而非削弱了宋朝，因为宋朝内部的利益相关者们都认识到，王朝的继续存在符合他们的利益。权力斗争中有输有赢，但大多数人都觉得，在宋朝权力体系中失败也比推翻它要好。随着帝国的扩张，不仅武人有机会获益，文官同样有机会。而战争结束时，文官控制了政务，武人则退回了军营。这是文官们的政治胜利，但很难说这和文人文化的崛起有重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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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战术、政治能力

都是影响王朝兴衰极为重要的因素

从954年到1005年，战争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与十一世纪不同，战争是后周和宋朝政府的核心事务。王朝的命运实际上系于重大战事的结果。朝廷内政的重要性最初要居于军事举措之下。随着宋朝渐趋稳定，政治才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太宗朝，特别是在太宗的军事失败之后，政治在重要性上取代了战争。即便太宗没有因为他的败绩而染上污点，他也需要远离战争。

历史学者们常会忽略一件事，即历史上罕有伟大的战略家。军事事件后来之所以会被看作无可避免的，是因为我们难以体会取得成功需要多少技巧。亚历山大大帝、拿破仑这样的西方征服者所享有的巨大赞誉，与其功业的转瞬即逝之间的对比是惊人的。我们不难看到，战术和指挥才华可以创造一个帝国，却没有什么能存之久远。宋太祖及其谋臣赵普指挥着一批杰出的将领，带领他们走向成功。太宗在统治初期也统领着其中一些将领，他们取得了一些战术胜利，但从全局看却失败了。真宗朝则几乎没有大将，也没有好的战略建言。

宋太祖黄袍加身

与其说这是“英雄史”——将每场胜利都归功于某个人的功劳——的一个案例，倒不如说这说明了战略能力加上政治、战术和指挥能力的至关重要性。宋太祖并不是独力取代后周或者建立宋帝国的，他是由一批统治着庞大且强大的军队的能员干将所组成的军事集团中的一员。太祖单靠自己无力实现雄图大业，他也深知这一点。他必须维系好与其结义兄弟们的私人关系，从而获取他们的支持，为了防止内讧，还要剥夺他们的权力。宋朝初期，大多数朝廷文官都没有权力，也没有地位。重要的是军事权力和掌控军事权力的武人。太祖最重要的能力，就是维系与高级将领们的关系。

太祖在平衡军事权力与集中军事权力之间，面临着许多严重的问题。965年他加强控制的决定，引发了四川的起义。这可能是无可避免的，或仅仅是处置不当的个例。但不管怎样，其结果都是代价高昂的，不仅是就平民和士卒而言，也是指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代价。找高阶的实权将领做替罪羊是极有风险的，因为这会令其他所有的将领惴惴不安。太祖想必向所有高级将领做出了大量的个人承诺，以便让惩处王全斌及其部将之事的影响范围缩到最小，不过我们所掌握的文献并未提及这样一件事。

宋太祖

当然，王全斌及其部将受到的处罚至多不过是降职，被剥夺了战场指挥权，并被“流放”到轻松的地方。早期的宋军在战场上的战斗力是极为强大的，不仅扫清了其他政权的军队，而且曾多次击溃辽军主力。宋军最差也能与辽军相抗衡，事实上，或许他们在战场上要更为出色。后来宋朝对其军队战力的不安感，不应该影响我们对太祖及其将领征服中原时那种战斗能力的看法。

太宗灭亡北汉时，宋军仍然很强大。太宗不先休整军队而继续进攻燕云十六州的决定是缺乏考虑的，这给宋军造成的影响是毁灭性的。用兵的明确政治动机遮蔽了他的军事判断力。可以说，他有限的军事经验基础上的军事判断力也是极其平庸的，而且他不愿听取宿将们的建议。太祖有赵普，而太宗身边却无一人。即便对于久经沙场、技艺超群、天赋异禀的人来说，做出战略决策也是相当难的。太祖和赵普全部的战略判断，要优于其相当大一部分的总和。这很重要，太宗的失利是集体决策突然缺失的一个迹象。

太宗所发起的与辽朝的战争持续了二十五年。有时，当我们回顾宋朝建国历程时，我们好像会忘记冲突时期持续了多久。如果仅仅因为太宗的国内政治地位系于战争，那么外交就不起作用。他在军事上已然落败，就不可能显出虚弱地做出让步。他只好假装正准备攻击辽朝，但仅仅是准许河北非正式地修筑水路防御网。不过，宋军在战场上的表现似乎并没有显著地衰退，特别是其防御能力。防御在战术上是有效的，但在政治上却令人不快。

从功能上讲，太宗并没有什么军事战略。他能寻求的唯一积极目标就是击败辽朝，夺取燕云十六州。他唯一的战略就是于986年再度发兵攻辽，寄希望于一个更加周密的计划能给他带来胜利。当行动失败时，他将其归咎于执行不力，而不是其计划或战略本身的问题。赵普说得很清楚，恰恰是战略存在问题。太宗不是一个好的战略家，故而他的远征失败了。战略眼光对于成功地实现目标意义重大。

宋太宗

真宗在对辽战争上没有什么政治危机感，他知道自己没有战争经验，所以更易于坦率地听取有关化解冲突的建议。其直接结果就是，真宗通过一个理性的战略去寻求一个理性的目标。他试图通过加强防卫来结束战争。辽朝则选择通过用兵，逼迫宋朝坐到谈判桌上，从而结束战争。但似乎，真宗没想通过谈判去结束双方的冲突，毕竟中国历史上没有什么大规模战争是靠和平对话结束的。他可能只是设想依靠坚固的防御体系，让辽朝的军事行动失去作用，从而让辽朝结束战争或大量减少用兵。实际上，这恰恰是辽朝所担心的。如果宋朝的防御力量大到让辽朝无力对其施加战争压力，那么主动权就会转到宋朝手中。

所以，宋朝想出了单纯的军事方法去解决与辽朝的对抗问题，而辽朝则想推动双方通过政治方式去解决。辽朝知道自己无法消灭宋朝，唯一的谈判筹码就是停止对宋朝的攻势。要是宋真宗愿意再等上若干年，那么他或许能让辽朝跌到一个相对更弱的位置。虽然宋朝在河北的水路防线尚未建完，但是直到1005年，它的防卫效能都在不断增强。从严格的军事角度看，宋朝正在赢得与辽朝的战争。

真宗及其朝臣们都不认为宋朝能够夺取燕云十六州。与此同时，皇帝也不需要通过显赫的军事胜利去证明其统治合法性，所以他并不刻意追求军事胜利。战争对真宗来说并不仅仅是战争。官员们建议他要么反击辽朝，要么出逃。出逃将会在政治上降低其地位，在军事上也不明智，于是真宗有些不情不愿地去了前线。我们不得不再一次承认，他从眼前的诸多建议中做出了正确的战略决策。皇帝的战略决策非常重要，深刻地影响了王朝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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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宋真宗凭皇帝地位掌握政治权力

从许多方面来看，建立一个稳固的王朝都需要分割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这与其说是要求统治者和官员自身必须仅掌握一种权力，不如说是因为政府内部的暴力冲突本身是不稳定因素。当以直接暴力为形式的军事权力成为武人在政治体内发挥影响的主要或通常手段时，权力斗争就不仅成为内耗，而且会减少政治体可用于外部军事行动的军事资源。但如果武人是因为其在对外军事行动中的功绩而在政治体内获得权力，那么内部权力斗争就不会那么浪费军事资源。当然，当征伐了结于和平时，武人就会失去其政治权力。

当然，政治权力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在本文讨论的四位皇帝中，只有最后一位皇帝真宗，事实上仅凭皇帝地位而掌握着政治权力。前面三位皇帝都依赖着与其亲密文武官员的私人效忠纽带。周世宗的权力是基于支持他的忠诚将领们。世宗一死，那些将领就拥戴他们其中的一个登上皇位。宋太祖一开始通过联姻来维护与其结义兄弟们的私人关系，后来又培植与那些取代其结义兄弟地位的下层将领们的私人关系。这个下层将领群体多数都受到皇帝的重视，皇帝通过礼仪和私人行为表现着对他们的关心。皇帝在他们出征前赠与其盔甲或武器，这样他们在战场上就用着、穿着皇帝的赠礼，展现着他们与皇帝的直接联系。

宋太宗在登临君位之前也培植了自己的亲密幕僚，登基后就依靠他们来统治。他试图通过科举考试来建立一个更庞大的私人效忠网络，不过他失败了，在其统治末期，他依然要靠原来那些幕僚们去统治。太宗想要通过军事胜利来证明自己的统治合法性，获得军队的支持，但他的失败使他在政治上被孤立了。非常关键的是，太宗想要扩大军队和官僚系统对其私人效忠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并没有危及宋朝。没有任何反对行为针对的是宋朝，而仅仅是针对太宗。因此，他通过根除最有可能取代其帝位的赵氏宗亲们（他的两个侄子和弟弟）来巩固其地位。人们忠于宋朝，与其继续统治有利益关系，而太宗仅仅是宋朝皇帝，其幕僚之外的人们并不怎么忠于他个人。

太宗政治地位衰弱，这就是他为何比绝大多数皇帝挑选太子都更为谨慎的原因。中国历史上的多数皇帝对指定继承人，从而创生出另一个效忠对象都有些疑忌，但这对太宗而言几乎到了恼人的地步。从最低限度讲，这会为其统治带来另一个选择对象，而那是他竭力避免的。太宗没能吸引到对他的私人效忠，而一位指定继承人却可能实现他所没有做到的。结果，他想指定的皇子因为他对其弟廷美的处置方式而发疯了。他既而选定了后来的真宗，又因为在宣告的同时官员们表现出对太子的支持而生气。太宗于是竭力打压真宗可能有的任何提议，使他的角色和感受等同于高级官员。

对真宗而言，政治和军事不再纠缠共存。在他继位之前，其父太宗就打破了二者之间的联系。真宗没有如其父那样的被推翻的恐惧，也没有合法性问题的困扰。真宗继位是宋朝第一次常规化的继位，这一事实有力地增强了他的合法性以及王朝的稳定。真宗有一些私人幕僚，但他不需要通过官员们的私人效忠去控制他们、统治帝国。无论好坏，他都是宋朝的皇帝，政治和军事权力都是自他而来。

宋真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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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完成了宋朝建国的最后一幕政治表演

皇帝都有其各自的个性，都面对着具体的环境。所以，要从整体上概括宋朝建国期的决策是有难度的，因为我们仅仅是在讨论参与商议的四位皇帝及一小部分官员。从954年到1005年的这四位皇帝，不仅是为了击败军事对手、获取领土、消除威胁而试图赢得战争，他们也是想确立自己的政治权力，控制其政权内部许多实权人物的政治野心。政治上的优势与劣势也影响了何时、如何、为何、谁发动战争，以及如何解释战争的结果。官员个人也做着类似的政治算计，在他们所认为的帝国目标、绝佳战略选择与自己的政治目的之间进行平衡。获得皇帝的赞许与提出正确的战略同样重要。

本项对宋朝建国之研究的中心，不仅仅是政治与军事戏剧中的一个个演员，还有变化的至关重要性。从954年到1005年，个人角色及他们所处的环境一直在变化着。这段时期最深刻的变化之一，就是形塑宋朝的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战争和政治都是变化极其无常的，它们的交互又进一步增加了王朝初期的不稳定性。两者都逐渐变得更加稳定，它们之间的交互也同样如此。就战争而言，其稳定来自对当时各政权的不断征服——主要是在太祖时期，这就将日后的冲突限制在了与辽朝的边界问题。就政治而言，其稳定产生自不断成形的帝国先例（imperial precedent）、不断规范化的官僚组织、前后如一的制度实践，以及在最后的真宗时期，皇位继承没有受到暴力或其他可能的不当之举的干预。

太祖对军事事务的处理，与太宗、真宗之间的差别是很显著的。就我们所知，太祖在赵普的辅佐下，决定征服战争的战略问题。除了领兵，他似乎不会同他的将领们商讨任何问题。虽然赵普显然在很深的智识层面上深谙战争之道，但他不是武人，他的许多建议都是政治角度的。太宗最初需要武人们支持他发起对北汉的战争，后来又不情愿听取非其幕僚（一帮了解他想法的人）的将领们的建言。真宗则在前往澶渊之前，直接回应了将军高琼的谏议。太祖需要一些政治和军事上的建议，但他本人在这两方面都颇有才干。太宗和真宗都完全是政治人物——尽管太宗不愿承认——他们需要军事建议。待战争结束后，真宗也就不再需要那些建议了。

1005年的大规模军事对抗促成了一份政治协议，结束了宋辽之间的冲突。既而，宋朝日常事务中也就没有了武将们的位置。其后的三十年里，都没有什么重大军事行动。不过，政治方面的建国大剧似乎需要最后一幕，那就是1008年的封禅大典。同战争一样，是真宗完成了宋朝建国的最后一幕政治表演。

要是太祖没有早逝，或许宋朝建国能早些完成。要是太宗没有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失败，或许宋朝建国也能早些完成。太宗想要击败辽人，在军事上证明自身统治的合法性，还想举行封禅大典，从礼仪上显示他继位的无可争辩。但他失利了，所以没有做成。真宗则举行了封禅大典，因为他成功了。正是这最后一幕，完全分割了战争与政治，也为宋帝国的文化奠定了基础。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 《重归一统》 。原文 作者：[美]龙沛；摘编徐悦东；编辑：李永博；导语部分校对：赵琳。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