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派到中国的遣隋遣唐使 为日本带去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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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派到中国的遣隋遣唐使 为日本带去了什么?

《妖猫传》大唐气象

《妖猫传》大唐气象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此句中的仙山“瀛洲”也常常指代岛国日本。但至少在李白那个时代,孤悬海外的日本并不是一个“信难求”的国度,从遣隋使到遣唐使再到民间私商,中日之间的交流从来没有中断过,他们远渡重洋,风雨无阻,向日本本土传达着盛世隋唐的讯号。

从遣唐使交流的来往方式来看,主要是唐前期的官方来往与中后期的民间交往。官方交往主要是日本派遣的使节与中国使节的交往,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小野妹子成为隋日关系史上一个开创性的人物,归途中,隋炀帝派出使节裴世清进行回访,他是中国第一个以大一统中央政权所派使节身份踏上日本国土的人。遣隋使揭开了中日之间大规模交流时代的序幕。而唐朝和日本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贞观五年(631),由日本派遣的犬上御田锹和药师慧率领的遣唐使到达长安,同时唐太宗派遣高仁表回访安抚,他们主要走的都是北线,而后期遣唐使来华,路线逐渐由北线转到南线。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894年,菅原道真上奏宇多天皇罢免遣唐使,自此中日官方交流落下了帷幕。

遣唐使

遣唐使

一、政治与制度的临摹

日本对中国政治制度的临摹,最直观、最有趣的一个小故事发生在天平时期,日本推古天皇和光明皇后似乎是追随着唐高宗和武则天的步伐,以修建国分寺和国分尼寺为开端,修建了庞大的卢舍那大佛,后期光明皇后设立了一个皇太后的家政机关“紫微中台”,将官职唐风化,如太傅太保等,从这些举动中我们都能看到武则天统治措施的影子。

奈良东大寺殿内的卢舍那大佛

奈良东大寺殿内的卢舍那大佛

这样的模仿借鉴还有很多。645年,日本高层发生了一场乙巳之变,政权从接受大陆文化的急先锋苏我氏手中转移到了中臣镰足的倭王族手中,但与华交流的政策趋势并没有发生改变,乙巳之变奠定了646年大化改新的基础,大化改新可以说是日本历史的转折点之一。其次,日本早期律令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从大化改新到701年的最终确立都渗透着中国隋唐制度的影响。在经济方面,日本施行的“班田收授制”是通过引进隋唐均田制,进而建立起了律令制度下的“公地公民制”。同时日本也引进了中国的租庸调制来进行赋税的征收。当然,这些制度在日本也进行了一定的变体,这是后话。

二、工艺与技术的借鉴

日本追寻与模仿中国瓷器的制造工艺,尤其是对于长沙窑瓷器的研究,其代表作有仿唐三彩而制作的奈良三彩,虽同是三色模仿,但奈良三彩也有日本自己的风格,它用的是全身釉而非半身釉,但工艺不够成熟,所以颜色并不是十分自然。

奈良三彩

奈良三彩

日本贵族也和西方一样追求唐代的纺织品,如团窠制品与陵阳公样的传入与模仿。团窠是织品图案中央一个椭圆形的圈,陵阳公样是唐代窦师纶将蜀锦、中亚波斯、粟特等多种风格与纹饰相结合而制作出的纺织品样式。在不断的收藏与模仿中,日本纺织品的织染技术日渐成熟。今天的奈良法隆寺里还藏有一件7世纪左右的陵阳公样式的蜀锦,各处寺庙里也还有各种刺绣残片,而日本正仓院收藏的纺织品中,有大唐元素的不在少数,例如北仓里那件著名的鸟毛立女屏风,上面就绘有一位典型的唐代装束的仕女。

黄地刺绣宝相花纹鞍鞯(陵阳公样)

黄地刺绣宝相花纹鞍鞯(陵阳公样)

三、文化与思想的渗透

佛教从中国和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后生根发芽,得到了多位统治者的扶持,它的盛行与日本当时动乱的社会背景有着很大的关系。佛教的传播在日本本土有着无数有趣的侧面,鉴真东渡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除此之外,法然归国后创立的净土宗是日本扩散极快、影响极大的佛教流派,其宗派祭祀方式简单,阿弥陀净土信仰是中国佛教文化与日本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它完美契合了日本“凶秽忌避”的社会观念和净土宗原有的信仰,代表作有源信高僧的《往生要集》。同时,日本佛寺的布局一改中国以佛塔为中心的布局,体现了以佛堂与佛塔并行的布局,伊豆的修禅寺、京都金阁寺和奈良法隆寺等都是其显著的表现。日本僧人重源还借鉴阿育王寺开创了日本特有的三角五轮塔的形式。

奈良法隆寺的金堂与五重塔

奈良法隆寺的金堂与五重塔

除此之外,汉字对日本文字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其平假、片假名是由汉字的偏旁部首演化而来的。儒家文化及其有关书籍的传播也开拓了日本思想史发展的新局面,对社会道德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四、社会与生活的剪影

日本的都城平城京的规划很大程度上参照了长安城的设计,唐招提寺更是满满的唐风,日本和服的设计与中国唐代的服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中国瓷器与茶叶的传播促使日本茶道的兴起,宋代的斗茶活动也在日本本土流行,后期随着社会变迁,茶具主要用于日本的佛教礼仪。与此同时,伎乐是推古天皇时期从朝鲜半岛传入的,唐乐也在日本盛极一时,琵琶、胡乐、古琴等都在日本有一席之地,现今正仓院里还藏有一把螺细紫檀五弦琵琶。

螺细紫檀五弦琵琶

螺细紫檀五弦琵琶

香具、香炉(如紫檀金细柄香炉)、琉璃器皿、兽纹铜镜,以及越窑青瓷、长沙窑秘色瓷等,也是双方往来的重要见证。除了中日之间直接的交往外,中国有时候也充当了日本与西域乃至更远地区交往的媒介,融合了西域风格的陵阳公样织品、臈缬屏风和正仓院所藏的孤品绿琉璃十二曲长杯都与这一交往密不可分。

秘色瓷碗

秘色瓷碗

文史君说

诗词中“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天阖闾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大唐盛世令我们向往,也令万国使臣向往,与我们一衣带水的日本更是隋唐文化的狂热粉丝。唐宋时期中日的交流从未间断,遣唐使一舶南来,为日本带去的是盛世的文明。日本将唐朝本土文化与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特色的和风文化道路。但文明的交流从来不是单向的,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如日本天台宗的回流,木制佛像造像技术的进步,日本遣唐使在中国本土担任高级官员等等,都是重要证据。

参考文献

葛兆光:《唐诗选注》,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滕军:《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陈杰:《海客谈瀛洲——唐宋之际的中日交流》,商务印书馆,2020年。

中西进:《日本遣唐使与文明载体》,《兰州社会科学报》2008年第5期。

(作者:浩然文史·河南师大春秋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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