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东亚形势与日本遣隋使、遣唐使

本文选自《飞鸟·奈良时代（岩波日本史第二卷）》

东亚形势与遣隋使

1.东亚的形势

在朝鲜半岛，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的实力增强，到了六世纪末，国力大增的新罗与倭国开始紧张对峙。

五八九年，北方的隋灭掉了南方的陈，由此，时隔几百年又出现了一个大帝国。隋帝国的出现，对于接壤的高句丽来说是一个严重威胁，这种紧张关系还波及到了百济、新罗以及倭国。

到五世纪的倭国五王（注：倭国五王，中国史书上提到过的五位倭国之王：“赞王”“珍王”“济王”“兴王”“武王”。）为止，倭国朝廷一直不接受中国王朝的册封，直到六○○年才向中国派遣使节，中间空白了一百多年。试想，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六○○年，倭国派出大规模军队与新罗作战。遣隋使的派遣大约与这场战争有关。六年前，新罗接受隋朝的册封，被任命的新罗王在形式上成了隋朝的臣下。因此，攻打新罗，就是与隋朝为敌。倭国为了将与新罗的对立关系转化为对自己有利的局面，才向隋朝派遣了使节。

2.最早的遣唐使

《隋书·倭国传》记载：“开皇二十年，最早的遣隋使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 弥，遣使诣阙。”

“开皇二十年”即六○○年，“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即“アメタラシヒコ”，意为“天之满足高贵之男子”。看来，当时中国称呼倭国大王（天皇），是将其“姓”与“字”（名字）分开。这时的倭王就是推古女皇。这里使节所回答的“名”不是自己的真实姓名，“字”也不是自己的名字，而是暗示着天皇的“通称”。

当使者被问到自己国家的风俗时，他做了如下回答：

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未明时出听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务，云委我弟。

听到这样的回答，隋朝高祖曰：“‘此太无义理。’于是训令改之。”（于是命令道：“好生教育，令其改之。”）这是对待野蛮人的态度。

倭国使者心中何等耻辱。在隋朝气势恢弘的都城中目睹了另一个世界的高度文明，倭国使者受到的异文化的冲击，其程度之强烈，绝非今天的我们能够想象出来的。

但是，在《日本书纪》中，有关六○○年遣隋使的事迹却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日本书纪》里七年之后的六○七年（推古十五年）七月的条目中，才开始记录与隋朝交往之事。这证明《日本书纪》的编者看到过《隋书》。为什么《日本书纪》丝毫未将六○○年遣隋使之事迹记录下来呢？我们不得而知。是因为受到屈辱，毫无成果，便无心记录了吗？

关于六○○年遣隋使是何时回到日本的也没有明确记载。包括厩户皇子（圣德太子）、苏我马子等朝中大员们，一定是目不转睛地听取了遣隋使的汇报吧！遣隋使和朝堂要员们所受到的精神冲击，后来成了倭国国家制度改革的出发点。

3.冠位十二阶的制定

六○○年的遣隋使，身着何样服装，如冠位十二阶的制定今我们已经不清楚。此前数十年，中国出现了一幅绘有来自中国周边各国朝贡使者姿态的《职贡图》（现保存有临摹图）。百济的使者，被冠、履靴、服装华丽，与之相对的倭国使者，却头缠钵卷、裸足，给人一种野蛮的 印象。其实，在绘制这幅画时，倭国朝廷还不曾正式向中国派出过使者，大概这是单凭想象画出来的吧。这个有趣的史料显示出当时的中国是如何看待倭国的。六○○年的遣隋使，服装也许会比这幅画上更为整洁吧，不过使者的头上未戴有明确表示他在朝廷所处地位的冠，这一点大概是事实，因为当时的倭国还没有制定冠位制度。

在任何时代的外交活动中，使节在本国地位的高低，都具有重大意义。如果派遣在本国就有着崇高地位之人担任使节，就是向对方国家表示尊重，与此相反，使节的地位越低，就越是表达出对对方国家的轻蔑。

当时的倭国已经有了姓氏制度。所谓姓氏制度，来源于“氏”的起源（追溯祖先来自不同血统的区别），以及祖先在朝中担当的职务，而与本人在朝中的地位高下没有直接关系。比方说，以天皇为祖先而传承下来的“臣”姓氏中的“氏”，未必就比以众神为祖先而传承下来的“连”姓氏中的“氏” 更加高贵（注：大化改新后的 684 年，天武天皇制定了“八色之姓”（也叫“八姓”）：“真人”“朝臣”“宿祢”“忌寸”“道师”“臣”“连”“稻置”。其顺序表明了各氏祖先与皇室的亲疏关系。）。

（《职贡图》描绘的百济使者与倭国使者）

遣隋使回国后不久的六○三年（推古十一年），日本制定了《冠位十二阶》。这种制度的第一步是由原来“氏”的代表者分别代表自己的“氏”族参与朝政，而改变为将冠位授予 “氏”中特定的个人，将其作为官吏而录用。然后再根据其功劳获得升迁。

与此同时，日本的外交使节开始头戴相应的冠，明确表示他在本国朝廷中的地位（序列）。事实上，《冠位十二阶》的实行是从四年后的六○七年（推古十五年）出发的遣隋使小野妹子开始的。他被授予“大礼”之冠前往隋朝。“大礼” 是冠位十二阶中的第五位。

4．小垦田宫与宪法十七条

六○三年（推古十一年），制定《冠位十二阶》两个月之前，推古天皇移驾新落成的小垦田宫，当年的十二月便制定了《冠位十二阶》。

到了第二年的六○四年（推古十二年），在小垦田宫举行了元日的朝贺仪式，首次将新的冠位授予群臣。冠位不同，其色彩和金银打造的装饰之花也各不相同，放眼一看，冠位一目了然。

推古天皇落座于小垦田宫正殿的御座之上，被授予冠位的群臣整齐地排列于女帝面前。好一个色彩绚丽的世界。

（小野妹子。哥川广贞绘。现藏于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

《日本书纪》记载：同年四月，圣德太子（厩户皇子）“亲肇作宪法十七条”。“以和为贵”为第一条，“笃敬三宝（佛、法、僧）”为第二条，“承诏必谨”为第三条，明确了“君” “臣”“民”的上下秩序，构建起了新的国家制度的基础。从宪法十七条的内容来看，其并非从神话，而是从来自大陆的政治思想和宗教中追溯大王（天皇）权威的根源，其中包括佛、儒家与法家。也许这与六○○年的遣隋使事件中，隋帝曾对日本遣隋使的说明下达过“此太无义理”的上谕有关。

另外，关于这部宪法，后世有一种说法，认为其很有可能经过了修正与增补。但是如第十三条“诸任官者，同知职掌”一样，这部宪法还包含了极其具体的命令，实施《冠位十二阶》，开创新的官僚制度等，都包含着符合这个时代潮流的内容。

5.日出处之天子

六○○年的遣隋使似乎没有携带“国书”（正式的外交文书），而六○七年（推古十五年），头戴新冠的小野妹子作为遣隋使出发时，是带有“国书”的。《隋书》有这样的记载：

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隋炀帝对这份“国书”之所以十分气愤，肯定是因为遥远东海小国的倭国之王，竟敢与自己一样，自称“天子”。

在中国，自古以来就对叫作“天”（天帝）的宇宙最高之神十分虔诚，受“天”之“命”者，便可作为“天子”统治天下的政治思想，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天子违背天意，倒行逆施，天就会向另外的人降下“天命”，从而诞生出一位新的“天子”，这就是“革命”（天命革新）。当然，在现实生活中，用武力灭掉前朝天子者，就是接受了“天命”之人。“天命革新”的思想，对于抑制统治阶级的恣意妄为发挥了巨大作用。

天命思想就这样成为中国政治思想的核心。“天子”，当然必须是天下唯一之人。虽然事实上，在政权分裂的情况下，存在过多位“天子”分立并存的现象，但作为公认的原则，天下只有一位天子。隋炀帝的愤怒，就是基于这种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的背景。

隋炀帝虽然勃然大怒，但第二年的六○八年，小野妹子归国时，隋炀帝还是派遣了外交官裴世清出使倭国，大概是想背着朝鲜半岛诸国对倭国的情况作一番调查。为了护送归国的裴世清，小野妹子再次出使隋朝时，还带去了八名留学生与留学僧渡海赴隋。其中就有高向玄理、僧旻、南渊请安等人。他们经过长期的留学之后回到日本，在国家制度改革中大显身手。这些情况将在下一章中进行说明。

6.东方之天皇与西方之皇帝

那封惹得隋炀帝大怒的“国书”，在《日本书纪》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但小野妹子第二次被派遣出使隋朝时递交的“国书”在《日本书纪》中却有明确记载。

东方之天皇，敬白西方之皇帝。

这封“国书”是如此开头的，但是否保留着小野妹子递交的那封“国书”的原样，我们并不清楚。编撰《日本书纪》时对原始史料的语句进行变动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会将

“倭国”改为“日本”。因此，“东方之天皇”这一称呼很可能是经过改动的。

但“日出处”就是“东方”之意，因天皇曾自称“日出处天子”惹恼隋炀帝，故而避开“天子”“皇帝”的字眼，采用中国古籍中出现过的“天皇”一词的可能性很大。当时隋朝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我们已经无从知晓。《隋书》中，不曾记录小野妹子的第二次使隋，也不曾记录他担任护送裴 世清归国的使节、向隋朝进献贡品一事。如果将“东方之天皇”写入原来的“国书”中，很可能这封“国书”不会被受理吧，又或者小野妹子并未向隋朝递交这封“国书”。另外，关于“天皇”这一称呼，究竟始于何时，日本学术界分歧很大。笔者推测，在推古朝与隋朝的外交中，使用的并非是 “天子”“皇帝”这样的称呼，而是选择了含义相近的词汇。

对于隋朝而言，只能称倭国的首领为“倭王”。“王”，是中国皇帝册封臣下时授予的爵位（身份的称号有王、公、侯、伯、子、男）中的一种。早在五世纪时，倭国五王请求中国皇帝册封自己为“倭王”，承担拓展天下疆土的任务。与此相对的是，推古朝的倭国大王虽然向隋朝进献了贡品，却始终不愿接受册封，拒绝正式成为隋帝的臣下。

为何隋朝会容忍倭国不接受册封的事实呢？因为此时的隋朝正处于与高句丽的战争状态，对敌国高句丽背后的倭国十分重视。与敌国背后的势力联手，从而牵制敌国，这是国际政治中的惯用伎俩。

小野妹子归国十年后的六一八年，以远征高句丽的失败为转折，隋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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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波书店的“镇店之宝” ，畅销20年的日本历史“扫盲”书

深刻的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对于当今我们有多重要呢？答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关于日本都是从近代史开始了解的，譬如明治维新，军国主义，再到战败后的重新崛起。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的文化和我们既有区别也有联系。

公元733年，日本僧人荣叡和普照搭乘遣唐使船队来到中国，他们此行的重大使命是邀请一位具备受戒资格的高僧，远赴日本传经授法。经过十年的找寻，他们终于在扬州大明寺找到了讲授戒律的大唐高僧鉴真和尚。他们匍匐于鉴真脚下，恳请鉴真赴日。鉴真法师回答道：“我听说日本国的长屋王，深深崇敬佛法，制作了千领袈裟，施舍给唐朝的高僧。袈裟的边缘上绣有四句佛偈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如此思量，日本的确是有佛法兴隆之缘的国家啊。”鉴真感念于日本人的诚意，决定东渡。

后来鉴真东渡日本弘扬佛教的事迹大家都清楚。在抗击新冠疫情中，日本友人在捐赠给武汉的医疗物资上，也写着这句“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可是，很长时间以来，国内都还没有出版过一套日本史的通史著作，读者们很难系统、全面地阅读、了解日本的历史全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全面系统地认识日本

“日本”的国号是何时诞生的？

“日出处天子”时候的日本就是现在的日本吗？

为什么日本起初多女天皇？

日本的国家框架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武士是何时出现的？

日本历史上最为动荡的社会转型期是什么样的？

……

不可否认，在往日的日本历史学习过程中，我们确实掌握了一些重要时刻和人物，但仍有许多容易忽视的地方。

如“日本前史”——从日本列岛上出现人类、使用石器的时代，一直到飞鸟时代拉开序幕，我们熟悉的圣德太子改革、小野妹子遣隋之前，即日本社会的原始景象。

如同中国的古代神话，对日本起源的描述也多来自神话。“岩波日本史”第一卷《日本社会的诞生》所讲述的时代故事在《古事记》和另一本正史《日本书纪》中都有记录，但神话自然不能拿来当史实，二者的记录又有相悖之处，这就需要对史料做出细致的研判。

而那些更早之前、连记录都没有的历史，除了在他人的记载中寻找蛛丝马迹之外，还必须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正是在文献史学、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甚至是中日两国古代文学等学科的综合助力下，作者才能清晰地将早期日本人的生活画卷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

目前国内现行的日本史均为断代的单行品种，鲜有将日本社会的诞生以来的历史作统一的梳理和论述，。如今，九卷本《岩波日本史》的陆续出版，有望弥补这个遗憾，让中国读者阅读到原汁原味的日本史，系统地阅读到从日本社会诞生起，经历绳文、弥生、古坟、飞鸟、奈良、平安、武士、战国、江户时代、明治维新、帝国时期，以及战后直至公元2000年的全景式日本历史。而“风月同天”的典故，在这套日本史的第二卷《飞鸟·奈良时代》中也做了郑重的历史书写。

《日本社会的诞生》[日]吉村武彦/著，刘小珊 陈访泽/译

《飞鸟·奈良时代》[日]吉田孝/著，刘德润/译

《平安时代》[日]保立道久/著，章剑/译

《武士时代》[日]五味文彦/著，杨锦昌/译

《战国时期》[日]今谷明/著，吴限/译

《江户时代》[日]深谷克己/著，梁安玉/译

《明治维新》[日]田中彰/著，张晶 马小兵/译

《帝国时期》[日]由井正臣/著，初晓波/译

《日本的现代》[日]鹿野政直/著，杨伯江 邹圣婴/译

这套书是岩波书店的“镇店之宝”——汇集日本众多学术大家担纲编写的一套日本通史《岩波日本史》。自在日本面世以来，持续畅销二十年。它将日本列岛出现人类到现代（2000年前后）的通史按时间划分成9个阶段。每一阶段对应了一卷。

第一卷，吉村武彦《日本社会的诞生》。讲述“日本人”的祖先究竟是何时从何处来到这个列岛的，稻作的起源来自何处，关于邪马台国的最新学说是什么……是一本基于现代考古学最前沿的成果而奉献的最新版“日本”前史。

第二卷，吉田孝《飞鸟・奈良时代》。讲述推古天皇第一次派出小野妹子等作为遣隋使的600年之后，日本拼命努力汲取大陆的先进文明，直至镰仓幕府成立，建立了持续约500年的律令制国家框架。描述了从佛教的传播、大宝律令的制定、东大寺大佛开眼到平安京迁都的动乱200年。

第三卷，保立道久《平安时代》。从794年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到1192年赖朝在镰仓开设幕府约400年间，王公贵族们在地方上以确立庄园制度为基础，随心所欲享受“春日莺歌秋红叶”的风雅荣华，他们的日常人生到底是如何的？

第四卷，五味文彦《武士的时代》。日本中世的镰仓时代是什么样子呢？这是个市民开始懂得娱乐的时代，京城的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到《平家物语》主题的艺人说书；这也是一个刀锋与信仰并行的时期，一方面新兴武士势力在全国各地群雄割据，另一方面充满新的创造力的佛教在民众中广泛传播，开花展叶。讲述了从源平之争到镰仓幕府成立，经过蒙古袭来，直到应仁之乱前夜，能乐在室町时代的将军府华丽起舞……

第五卷，今谷明《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全国争霸的战国时代，也是工商业大力发展，寺庙街和商埠繁荣，品茶会、诗歌会、插花等游艺风靡一时的自由奔放的时代。描述了从应仁之乱到丰臣秀吉一统天下、生活奔放的中世人精神。

第六卷，深谷克己《江户时代》。德川家康建立幕藩体制后260年间，被誉为“大江户八百八町”的江户城，其繁荣景象超越巴黎和伦敦，全国各地名君辈出，我国实现了世界少有的稳定的长期和平。如此的“太平盛世”为何成为可能？在解开其秘密的同时，追踪德川15代将军治世的魅力。

第七卷，田中彰《明治维新》。在经过佩里来航浦贺、开国、倒幕、西南战争、自由民权，急剧朝向建立现代立宪制国家的、激烈动荡的幕府末期维新运动中，以萨摩藩和长州藩为首的幕府末期的志士们成为宣告这个风云突变时代的核心人物，在他们心中究竟有怎样的“新日本国”蓝图？思考大变革的历史意义。

第八卷，由井正臣《帝国时期》。沉醉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胜利的现代国家日本，此后快速强化军国主义，将朝鲜和伪满洲变成殖民地，悍然发动了前后长达15年的残酷战争。不仅给日本人民，也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深的心理创伤。这场战争究竟为何会发生？思考“大日本帝国”给今天的我们留下的问题。

第九卷，鹿野政直《日本的现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50多年，我们日本人在亚洲、在世界上究竟走过了怎样的道路？从高速经济成长、安保斗争、冲绳、“富裕度”、管控社会、高考竞争、女性、人权等各个方面找出这个时代的特点，从根本上寻求“战后”、乃至日本的“近・现代”本身的意义。

或许在许多人的印象中，通史就等于大部头。毕竟在历史舞台上来来往往数不清的人和事，三言两语是说不清楚的。但当你亲手拿到每一卷“岩波日本史”，你会惊讶于它的小巧、精致。每一卷的封面都以代表当时社会情况的插画为主要元素，颜色丰富，吸人眼球。每一卷都有拉页，年表与关系表更是必不可少。

如果将 “岩波日本史”比喻为一台时光机，那么坐上这台时光机，你将清晰、全面地看到整个时间轴上发生的事。那些影响了后世的决定，天皇、贵族与武士各阶层的起落，外交与内乱，政权的交替，每个时代的文化发展……全都展现在你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