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辩·《建构帝国》︱苏夏:对三篇评论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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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辩·《建构帝国》︱苏夏:对三篇评论的回应

2021年05月03日 08:10:49
来源:明清史研究

文丨苏夏 译丨郑奕 校对丨王雨

“答辩”是一个围绕历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人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历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历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答辩”邀请加拿大圣玛丽大学(Saint Mary's University)历史系苏夏(Bill Sewell)教授与三位年轻学者一同讨论苏氏新著《建构帝国:日本人在长春,1905-45》(Constructing Empire: The Japanese in Changchun, 1905-45,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9),本文为苏夏的回应文章。

我要感谢王雨和他的同事们,感谢他们参与讨论我最近出版的书《建构帝国》。多年来,我在各种会议和工作坊中探讨了我的研究,但这是我第一次收到如此长篇幅的评论,很感谢你们的关注。我也很高兴能够与中国的读者分享我的研究成果。我开始这项研究的初衷是希望写一部日治时期长春的地方史,但相对缺乏中国方面的资料,这给写作带来了困难。由于日本严格的审查制度,留下的中文记录很少,我甚至查阅了报纸和传教记录中的各种外国报道,找到了一些相关材料,但不幸的是,材料不多。无论如何,希望我在此能充分回应你们的评论和问题。再次感谢你们的分享!

孙洛丹认为,学术界倾向于“回避”探索“满洲”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消极方面,尽管也有一些举足轻重的例外情况,如山室信一(Yamamura Shin´ichi)和西泽泰彦(Nishizawa Yasuhiko)。我想进一步说的是,在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以外的学术界不仅回避,而且实际上忽视了“满洲”和伪满洲国。我认为这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因为“满洲国”显然是一个虚构的国家,许多人认为没有必要在战后详细地研究它。在英文方面,F.C.琼斯的著作可能成为标准视角(F.C.琼斯,《1931年以来的满洲》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9年版)。这本书原本可以更进一步地谴责日本的行为,但它依赖于作者现有的欧洲语言文献,所以“满洲国”的真实情况在该地区之外还不为人所知。第二个原因,由新兴的冷战和中国革命而带来的国际政治形势不断变化。这使得人们对“满洲”的兴趣降低,与“满洲国”有关的话题几乎没有得到后续的关注。这些事态的发展减少了进入中国东北地区的渠道,加剧了局势的紧张。由于新态势下日本成为战后秩序中的美国盟友,人们对日本在“满洲”行动的批判观点也减少了。由此,日语里那些关于“满洲”的研究对日本的作为就更没有批判力了。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F.C.琼斯的著作一直都是标准参考书。无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在日本以外,都很少有人对其进行批判。当然,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确实出现了对日本在“满洲”行动的批判性观点,但这些观点很少,而且局限于政治话语的边缘。事实上,要理解这些看法,就必须记住这一点,已出版的日本人对“满洲”的研究就是由这种国际视角塑造的。当然,最近有一波关于“满洲”的英语和日语出版物承认了日本的暴行,但许多作者似乎倾向于研究日本视野里的“满洲”,并承认这种意识形态并不完全是虚构的,因为一些日本人真的相信它。幸运的是,除了山室和西泽,还有些学者,像拉纳·米特(Rana Mitter),提供了有效的纠正。当然,日本人对他们在满洲里的行为也有不同的看法,尽管许多人对展示这些行为表示担心,正如孙洛丹所指出的那样,邵丹(Shao Dan)和埃默尔·奥德怀尔(Emer O‘Dwyer)等学者是这一更具批判性趋势的部分。我的目标是增加这些批判观点,同时将它们联系到更广阔的日本视野里的“满洲”。出于这个原因,孙洛丹以一个很好的对比开头,引用超现实主义画家鈴木保徳(Suzuki Yasunori)的视角,将在长春的中国工人描绘成愤怒的样子,我认为很准确。

孙洛丹还看出我试图将我的研究置于全球背景中。俄日战争发生在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日本人可以认为自己与欧洲人平等,许多其他亚洲人向日本寻求领导。日本人在长春修建铁路小镇是为了赢得追随者所做出的部分努力,但不幸的是,这也是确立日本影响力的部分努力,因为日本平民和政治家利用这个小镇作为扩大帝国的机会,并在此过程中确保或增加自己的收入。正如拉纳·米特所说,日本曾有机会唆使中国支持建设“满洲国”,但失败了。

有趣的是,孙洛丹指出了其他关于长春的相关文学作品,比如坂口安吾(Sakaguchi Ango)的作品。当然,有大量这样的材料可以用来探索日本人对这个时代的看法,这将是对我使用的个人回忆录的有益补充。它们确实代表了对帝国的象征性参与。在友好地总结了我每一章的主要论点之后,孙洛丹以这样一场有趣的讨论作为结束:通过对诗人安西冬卫(Anzai Fuyue)关于大连这个城市各方面变化的认识,表达自己的看法。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它似乎确实指出了日本帝国平民之间明显存在的一些紧张关系,尽管在我为这本书收集的材料中,埃默尔·奥戴尔 (Emer O’Dywer) 比我更多地注意到了这种紧张局势。当然,日本人在表达对帝国计划的批评时所面对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遥远的铁路前哨和“新京”(the new capital),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读懂字里行间”,才能形成我对战后回忆录的解读。

孙洛丹的第一个问题是要求我考虑一下我的书与路易丝·杨(Louise Young)的《日本的完全帝国》 (Total Empire)相关的部分。她的书出版的那一年,我回到了加拿大。在那之前,我于日本生活了三年,还在中国生活了一个夏天,参观中国东北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她的研究帮助我构建了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这篇论文发表于2000年。是的,我们研究的时间跨度是重叠的,但我认为我们的重点不同。杨的“完全帝国”概念表明,整个日本都动员起来开发“满洲”的资源,因此她研究的重点是记者、官员、学者和各种其他平民,但主要是在日本本土的人,因为他们要么帮助动员,要么被日本帝国的其他要素所动员。因此,这位评论者正确地指出,在杨看来,所有的日本人都在这一努力中发挥了作用,因此,平民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我在很大程度上赞同这一观点,因为从长春的角度看日本人的活动,日本人移民的热潮和日本人让“满洲”为日本帝国服务的活动迅速加速。话虽如此,我并不认为杨的论点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如果你看看1933年左右的日本报纸,“满洲国”的报道变得越来越少,我认为日本人对满洲里发生的事情知道得也越来越少。桑德拉·威尔逊 (Sandra Wilson) 认为,日本人在“满洲事件”后经历的“战争热”实际上有所下降,我同意这一点。我还认为,虽然杨的分析呈现了事件发生后不久日本人对“满洲”的热情,但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进展,这种热情越来越少。因此,是的,她关于日本公民的动员的研究很重要,我的研究显示了他们中有多少人在到达满洲里后在一个城市中采取了行动。这算是我对她的延续。

孙洛丹的问题接下来涉及平民、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帝国之间更大、更相互交织的关系。小熊英二(Oguma Eiji)著有一本重要的书,它虽然从一般意义上思考了这类问题,但提醒我们,帝国时代的日本人认为自己是一个多民族帝国的一部分,1945年后,他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身份,使之更符合一个种族同质的国家,尽管日本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种族同质的国家。熊鹰(Xiong Ying)的著作更关注文学人物,大内隆雄(Ōuchi Takao)和橘樸(Tachibana Shiraki)都是有趣的人。我认为他们是真正的泛亚主义者,尽管这个词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完全平等地看待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这在他们的各种研究中都显而易见。这就是说,与关东军军官相比,他们更倾向于以略微公平的方式接触中国人,所以他们占据了某种程度上的中间空间——实际上是一个有争议的空间,因为关东军官最初试图接触“满洲”的中国人和其他居民时,利用了像他们这样的人,但很快就抛弃了他们,因为他们代表的愿景从根本上与关东军官的愿景不相容。熊鹰讨论了大内(Ōuchi)和橘(Tachibana),并更详细地研读了他们在日语出版物上的著作,指出他们对“满洲”的愿景与“满洲”事变后出现的情况有何不同。尽管老实说,我不确定如果他们被赋予更大的影响力,“满洲”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政权,但这些日本人的声音最终被边缘化了。熊鹰充分展现了他们面临的各种压力,以及他们最初是如何与关东军军官合作的。所以实际上,我们应该如何分析诸如这样的个体呢?在我的书中,我想要表明的是社会包含各种各样的观点,即使是那些对建立帝国不那么感兴趣的人,甚至是那些对帝国持批评态度的人,也对帝国的建立做出了微小而平凡的贡献。尽管大内(Ōuchi)和橘(Tachibana)对中国和其他民族有着真挚的感情,但考虑到他们在“满洲国”中的官方角色,他们也从事着支持帝国的工作,他们的贡献既不渺小,也不平庸。此外,尽管他们试图超越民族国家,但他们也沉浸在对新时代的热情中。虽然他们从民族国家和帝国之外获得的任何灵感都很重要,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影响并不能完全定义他们。对我来说,考察他们的关键方式是探讨他们对“满洲国”变得不满意时的所作所为——像他们这样的声音可能有助于后来重新评估我在总结章节中讨论的那种声音。国家认同是长期辩论和讨论的产物,像大内(Ōuchi)和橘(Tachibana)这样的人可以通过表达他们的忧思来为此做出贡献。幸运的是,我们在日本档案馆里找到许多他们的著作。

孙洛丹的第二个问题要求我更深入地研究历史背景,特别是注意到像前长官徐世昌这样的人的行为。毫无疑问,他和张作霖及其子张学良政府中其他人的行为对于发展基础设施和支持中国对东北的主权主张都很重要。如果我坚持最初的目标,写一部长春地方史,这些行动在我的书中会有更多的分量——但我最终写了更多关于日本方面的东西,所以我没有写。这就是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人的行动,以及这一时期数以百万计的中国移民到东北,东北才得以保留为中国的一部分。幸运的是,有许多作品考虑到这一更深层次的背景来考察晚清和民国的历史,当然还有更多的空间。中文里也有关于这个时代的各种书籍,包括关于建筑的讨论,以及对这个时代住在长春等地的中国人的采访。

盛家恺非常了解不断发展的“满洲”和伪满洲国史学。正是由于这类文献的多样化发展,我认为一项地方性研究将有助于汇集这些不同的研究线索。我查阅的大部分二手研究确实是英文的,但我也努力寻找日文和中文的有用作品。然而,在加拿大,很难找到这些作品。中文书尤其特别难找到。

然后,这位评论家很好地总结了我著作的背景和日本人决定搬到满洲里的动机因素。这包括参考我查阅的其他作品,这些作品展示了罗芙芸(Ruth Rogaski)和托德·亨利(Todd Henry)等人的类似研究。盛家恺指出,我没有使用术语“殖民现代性”,确实如此,但我在我的论文中使用了。在这本书中我没有使用,是因为我已经开始重新考虑这个词的使用——长春的“殖民现代性”尤其是为了日本人的利益。我在这座城市找到的为数不多的关于中国人生活的参考资料,展示了一种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与上海或首尔等地不同的生活方式,在这些地方,中国人和韩国人更容易获得现代化的成果。1932年后的长春更是如此,当时日本移民激增,日本人在这座城市享受到了“殖民现代性”的好处。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不用这个词的原因。不管它有什么价值,在我的论文结论中,我简要地讨论了战后长春作为一个中国城市的地位,并说明了那里的中国人如何在一定程度上从战前的建设中获益,尽管我也指出了像100部队这样的团体的影响。

盛家恺指出,我把1932年作为日本做法发生变化的一年,的确如此。在某些情况下,这一分界点不那么明显,比如现代建筑的发展,但在很大程度上,日本接管满洲里改变了一些根本性的方向。正如他所指出的,这也是因为“满洲”和日本国内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因为这些紧张局势导致许多日本人看到了“满洲”在日本更密切的监管之下的另一个未来。这位评论家引用了马克·德里斯科尔(Mark Driscoll)和路易丝·杨(Louise Young)的研究,但当然还有其他人探索这些变化,这些变化很重要,因为它们有助于解释伪满洲国里日本人对一种全新社会的普遍支持。这位评论家还指出,在探究了1932年之前日本紧张局势的社会经济根源之后,我将重点放在伪满洲国的意识形态层面上,这在建筑环境中显而易见,这也是正确的。这是因为我认为“满洲国”和“新京”的创建是对这些紧张局势的意识形态回应。在现实或过程中,创建“满洲国”只能部分解决这些紧张局势,在某些情况下还会使局势变得更加紧张,但对日本人来说,意识形态的解决方案让许多在报纸上报道了这些紧张局势记者、军官和官员很满意。我从他们以及不断增长的日本移民中推断,日本平民似乎也愿意相信这一新愿景,或者至少他们足够相信这一点,愿意冒险将家人带到满洲里,并试图定居。当然,我不能说我确切地知道日本平民的普遍想法——我只能猜想他们可能这么想,这是我在关于日本社会的章节中试图阐明的。

至于中国人如何看待意识形态这一点,盛家恺解读得很正确,我是认为中国人倾向于视其为空洞且毫无意义。我没有证据支持这一观点,但这是我根据日本统治伪满洲国的现实而推测的。

盛家恺对我的经济章节的总结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在表述了我对日本目的性的看法时有些瑕疵。“新京”成为“满洲”新的行政中心,但它并没有取代大连成为经济中心。日本继续在沈阳建设工业基础设施,在大连建设交通和工业基础设施。日本官员不希望“新京”出现这样的经济发展,因为担心中国工人变得激进而引发问题,也因为诸如工业污染这类问题可能会让这个新“首都”看起来少了一份壮观。

至于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的本质动向,这位评论家看到我观察到很多连续性,特别是对影响力和权力的追求。这一点被现代性的词汇所掩盖。但我认为1932年之后,其词汇实际上发生了变化。尽管如此,伪满洲国官方建筑的新建筑风格并没有重现,这一事实在我看来通常表明,日本人并没有完全接受这种新词汇,因此,旧有的现代性词汇仍然是大多数人的主要愿景。我很熟悉有关明治维新未实现其政权性质的争论,但这不是我在这本书中探讨的问题。在此,我可以说,对日本人而言,明治维新运动为日本人启用了一种新的现代性词汇,这一愿景或多或少保持了连贯,直到1932年才发生改变,转而支持这一种新的形式。这种新形式首先出现在“满洲”,然后在1937年之后出现在日本,到1945年也没有完全消失。日本战时社会中的几个明显趋势在投降后甚至在美国占领后仍在继续,但它们促成了自1945年以来一直存在的现代性新词汇。不过,我认为这个愿景在过去二、三十年来已逐渐瓦解,对于将要新出现的事物,我们拭目以待。

这位评论家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内田俊(Jun Uchida)、托德·亨利(Todd Henry)和埃默尔·奥德怀尔(Emer O’Dwyer)等其他研究人员已经表明,日本的平民目标与专注于建设帝国的日本官员的目标存在差异。虽然我确实发现了一些关于这种分歧的实例,在我关于经济的章节中体现地最为明显,但我没有在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中发现这种分歧。这也许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当时他们通常都对自己的行为表示赞许,而战后则不希望引起人们对这些行为的关注。我在长春也没有发现其他日本平民之间的分歧,但我的素材与其他研究人员使用的素材种类不同。我也被诸如玉木真理子 (Mariko Tamanoi) 所持的那些观点说服了。我认为她的论点很有说服力,称殖民地上的日本殖民者“背负着国家”。无论如何,盛家恺对于我的书中没有展现出多元化的日本人观点表示担忧,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认为,由于“新京”是这个意识形态国家的政治中心,有庆祝新“国家”的游行和庆祝活动,以及强大的警力,在那里表达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或留下任何持不同政见者的记录可能会更加困难。事实上,战后由曾住在这座城市的人出版的材料对他们在那里的经历总体上仍保持正面的态度。这类的看法以如此的方式表达出来,正表明日本和德国战后经历在对待战争年代方面是多么地不同。

盛家恺的最后一段可能强化了我在上面一段中的观点。我认为路易丝·杨和肯尼斯·鲁夫(Kenneth Ruoff)的作品中显而易见的观点表明,1932年之后,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要表达出来变得更加困难。这位评论家的评论也是如此,他指出国家和人民之间的界限如何逐渐模糊化。这一推理也体现在吉见义明 (Yoshimi Yoshiaki) 和巴拉克·库什纳 (Barak Kushner)等学者的著作中,他们阐明了日本的宣传和意识形态是如何从平民和政府中出现的。也许日本人在战后所写的一贯正面的回忆录,恰好可以反映出这些他们与当年的官僚和平民共享的观点的强大之处?

杨之水以引用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一句有趣的话开始,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好好思考这句话了。但她是正确的——我写这本书的主要动机之一是想表明普通人是如何发现法西斯主义或其他极端行为具有“吸引力”的。这种“吸引力”源于极端行为的长期影响,但我也对它们的矛盾特质很感兴趣。

杨之水询问那些代表“大亚细亚主义”的建筑风格之间的差异。答案是肯定的——位于“新京”的“八大部”所在的建筑显示出它们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屋顶之间的差异。其他地方别的建筑展示了其他类型的尝试,但只是大致相似。受亚洲传统启发所使用的屋顶和纪念碑性可能是最常见的共同特征,但有些只有两层楼高,屋顶也不同。因此,这座城市很明确地尝试了一系列的“亚洲主义”风格。最“传统”的屋顶是关东军司令部的屋顶,看起来像是以一座日本城堡为基础建造的。所有其他建筑的屋顶都更时尚、更现代。

这位评论家注意到了我所讨论的建筑师的其他一些活动,并推荐了一本看似很有趣、由狭间直树(Hazama Naoki)写的书,这本书我没读过。至于克里斯蒂安·赫斯(Christian Hess)在殖民城市现代化中考虑了日本“因素”的著作,以及罗伯特·佩林斯(Robert Perrins)关于大连的著作、罗芙芸关于天津的著作和托德·亨利关于首尔的著作,我会认为日本所控制城市的行政力比其他殖民帝国城市的更重。这是因为殖民官员和定居平民的数量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条约特许权允许的数量明显要多得多,这使得日本能够在塑造这些地方上拥有更大的控制权。因此,这些地方中的大多数都更加注重经济发展和日式生活区的创造。1932年之前的长春与日本其他城市有相似的城市表述,但1932年之后的“新京”不同,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显然出现了一个不同的“因素”,尽管正如我在书中所说的那样,最终被最小化了,因为大多数日本官员和居民只是表面上接受了它。换句话说,“满洲国”建筑环境中现代性的定义最终更像是1932年之前那一时代的定义。当然,从经济发展和社会组织方面来说,确实出现了新的“因素”,并在某种程度上延续到1945年之后。

杨之水提出了历史和记忆的问题,特别是关于首尔的政府办公楼。这些办公楼最终在1995年——日本帝国在韩国结束统治40年后——被拆除。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围绕这一问题的辩论充满了感情色彩。其他地方关于建筑环境的辩论也会有类似的情况,但原因完全不同。并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城市都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但官员和居民在讨论变革时往往会引用情感上的理由。我觉得最有趣的正是这类争论,因为它们似乎比交通或土地用途的讨论更能传达身份这类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去研究——或者鼓励别人去研究——城市历史。人类社会正日益城市化,而这些类型的辩论为我们向学生介绍历史敏感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的社会背后有哪些问题。

本期编辑:若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