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强|特殊重视下的扭曲:明清方志“列女”条目异变现象研究

王强|特殊重视下的扭曲:明清方志“列女”条目异变现象研究

摘要:中国传统史学强调评价人物需要“盖棺定论”,但明清部分方志却出现了为尚在世女性“生人立传”的奇特现象。“生人立传”现象的出现并非是方志编修者的失误,而是刻意为之,当时的方志学界还曾就女性是否可以“生人立传”这一问题展开过讨论。同时,明清部分方志还存在着“列女”条目独立于“人物”部分之外、收录人数和篇幅畸形膨胀、传文内容程式化和空洞化等有违传统史书编纂原则的异变现象。明清时期部分方志编修者注意到底层穷苦女性在史志修纂过程中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境地, 并且自身缺乏留下相关材料的能力,因此他们主张给予女性人物特殊照顾,以免她们的事迹在相关知情 者过世后湮灭。而明清时期社会女性观念和史学观念的变化则是方志“列女”条目诸多异变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理学影响下,史学开始变得非常强调发挥自身所具有的教化功能,节烈女性群体因为自身言行符合纲常伦理秩序要求,故而在方志编修过程中得到特殊的重视和照顾。节烈女性群体和方志编修这两者本身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为进行社会道德教化的工具。

关键词:明清方志; 列女传; 生人立传; 理学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方志编修走向全盛的时期, 成书于这一时期的方志在数量、质量和类型等方面都 有了很大的提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许多方志编修者对女性人物群体倾注了特殊的关注,并在志 书相关条目的体例设置和内容记载上给予女性人物专 门的照顾,部分志书还出现了替尚在世女性“生人立 传”、“列女”条目从“人物”部分单独析出、“列女”条目 收录人数和篇幅畸形膨胀、传文内容程式化和空洞化 等违反传统史书编纂原则的异常现象。明清方志“列 女”条目之所以会出现上述异变现象,一方面缘于方志 编修者对社会底层穷苦女性悲惨生活心存怜悯、有意 帮扶,另一方面也和理学在明清时期成为社会意识形 态领域的主流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方志编修者 希望通过在志书中赋予节烈女性群体以特殊地位,使 她们能够在精神层面得到相应表彰,进而成为周围民众效仿学习的榜样,最终达到劝善社会风化、维护纲常 伦理秩序的宏伟目标。本文将以明清方志“列女”条目 中存在的诸多异变现象为切入点,探讨时代环境对于女性观念和史学思想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以及这些影 响在地方志书编修中的具体体现。

一

中国传统文化观念认为,只有在一个人过世并且现实影响力逐渐消退之后,才有可能对他做出相对客观和全面的评价,故而有着“盖棺定论”一说。受此影响,中国古代史家在进行史书修撰时,也通常秉持着不为尚在世之人立传的编纂理念。方志学作为“史学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旁支”[1]( P3),“盖棺定论”原则也得到了明清时期绝大多数方志编修者的认同。

明代前期成书的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在“凡例” 中明确提出: “名宦、人物,凡没世而功德节义之名行有闻者,无闻久近皆书之,以公论定于盖棺之后也; 其存者,虽才贤高爵而不书者,冀善其终而将有待也。”[2] ( P112) 编修于明代中期的正德《袁州府志》的编修者也在“凡例”部分表示: “名宦、人物,必既殁乃书。其见存者,虽有美绩,法不得书,俟后续书。”[2]( P238) 嘉靖《浙江通志》的编修者则是更进一步表示: “其见存者、已亡而出身在五十年内者,虽贤不特书。”也就是说,不 仅尚在世之人不能获得立传的资格,而且还对已去世之人的生活年代也进行了限制 [2]( P67) 。

清代学者章学诚作为中国古代方志学领域的代表 性人物,他在《修志十议》一文中也明确主张“史传之 作,例取盖棺定论,不为生人立传”,并表示“邑志列传, 全用史例,凡现存之人,例不入传”[3]( P983) 。同时, “盖棺定论”原则也是当代方志编修工作的重要指导性 原则,《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第十三条指出: “人物志要坚持生不立传的原则,在世人物的突出事迹 以事系人入志。”[4]

尽管“盖棺定论”这一编纂原则在方志学界得到了广泛认同,但明清时期成书的部分方志却存在着为尚在世女性“生人立传”的奇特现象。方志中这类记载尚在世女性事迹的篇目,通常会在传文结尾处介绍传主在方志编修时的实际年龄和近况,用来表明此篇中的传主乃是特殊的“生人立传”。例如明弘治年间修纂的《八闽通志》在记载福州府节妇郑妙玉事迹时,就于传 文结尾处写到“( 郑氏) 坚守妇人一醮之义,资机杼以自给,抚教其女有归。初孀时年甫二十有四,迄今年已七十有八”[5]( P685 ) ; 又如漳州府节妇陈正“今年七十有三,远近咸高其节”; 杜从正“自其夫殁,恒素食不御酒肉,今年八十有二,不改其初,乡邦称之”[5]( P884) 。又如嘉靖《宁夏新志》在其“节妇”条目记载“施氏,都 指挥何琳妻。琳死,施方二十二岁,誓节不辱,冰霜凛然。抚其遗孤钦至于成立,施年七十矣”[6]( P147) ; “李氏,阵殁中护卫千户彭泰妻。年二十寡居,抚遗孤旭成立,誓守无玷,今年七十余矣。”[6]( P148) 而成书于万历年间的王应山《闽大记》在介绍长泰县节妇张氏 事迹时,也特别注明“( 张氏) 抚其子至成立。张今百岁”[7]( P680) 。

女性人物“生人立传”这一现象也同样存在于部分清代编修的地方志书之中。例如乾隆《襄阳府志》记载 “潘长发妻陈氏,年二十六,夫亡。抚子守节,现年八十岁”[8]( P380) 。嘉庆《常德府志》也有着类似记载: “黄氏,金叶妻,年二十七,叶故。生三子,俱幼。氏居夫丧毕,其母诱以异志,氏曰: ‘姑昔不忍弃吾夫而他适,吾今岂忍弃其子而背吾姑乎?’现年五十四。”[9] ( P654) 又如《乾隆安溪县志》记载: “陈转娘,光德里吴志骞妻。年十八归骞,二十四育一子,甫三月而夫殁, 舅姑在堂。氏守志不渝,事舅姑以孝,教子孙以义,乡闾嘉之。现年六十一。”[10]( P390) 编修时间较晚的道光《屏南县志》也有“陈音容,邑庠彭捷登妻。年二十九 而寡,苦志坚守,事翁姑甘旨无缺。课四子,而列庠者二,现年五十有三”之类的记载 [11]( P290) 。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明清的旧方志,甚至部分成书 于民国时期的方志也存在着这一现象。例如民国《屏 南县志》载: “陆维月,武警巡长薛敬池妻,民国七年,郑匪陷城,池力战死。氏年二十八,矢志孀守,事姑抚儿。现年五十二岁。”[11]( P715)

总体来看,女性人物“生人立传”现象在明清方志中虽然称不上是普遍现象,但也绝非个别孤例,其普遍 程度大致介于两者之间。首先,从时间年代来看,成书 于明、清乃至民国时期的方志均有这一现象存在; 其次,从志书类型来看,上到涵盖一省之广的通志,下到 仅关注一县之狭的县志,也都有这一现象出现; 最后, 从涉及地域来看,“生人立传”现象也并非局限于某些 特定省份的方志之中,仅以笔者手头掌握的资料进行 统计,就可以发现福建、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宁夏等南北诸多省份的方志中都存在着为女性 “生人立传”的现象。

“生人立传”这一奇特现象的出现,并非缘于方志编修者粗心大意或者学识不足,相反,他们中的很多人对于“盖棺定论”原则稔熟于心,“生人立传”乃是有意为之。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方志学界还曾就女性人物是否能够“生人立传”这一问题展开过讨论,但却没能 形成统一意见。部分方志编修者主张维护“盖棺定论” 原则的权威性,认为在方志编修过程中应当坚决抵制女性“生人立传”这一做法。例如成化《新昌县志》的 编修者提出: “乡贤女德,惟身殁论定者录之,若见在有德行可述、节孝可称者,俱不敢书,其或有功绩在邑,则惟于各事上散述之,使后人有所考也。”[1]( P274) 。正德《瑞州府志》的编修者也认为: “孝子、节妇,视至治旧志,无去取。续增者,必其人已没,曾经旌表及乡党称之无间言者。”[2]( P219)

稍晚成书的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在“凡例”中同样主张: “人物、贞烈去取,惟从各府州县原述草本。但其人存者不书,盖君子之与善,不俟其人之终,不敢定也。”[2]( P53) 而嘉靖《淮阳志》的编修者提出: “孝义、列女,已经旌表者书之。若单孑或遗,公论共推,死后 益明者,亦与并载。若其人见存,虽蒙官司奖异,亦必俟他年别录。”[2]( P165) 同为嘉靖年间成书的《建宁府志》也专门强调: “名宦必载殁世之人,其存者虽有卓行,亦不可入。不徒避嫌,亦盖棺事始定之意也。”至于 节妇“亦皆俟其死后始可入”[12]( 凡例) 。

但也有许多方志编修者认为,女性只要因为自身 的守节行为而得到官方旌表就可以被收录进地方志 书,无需考虑其是否在世这一问题。例如嘉靖《重修威 县志》的编修者就在“凡例”中提出: “孝节,经旌表者, 无间存殁,书之。其未经旌表而行迹显著者,亦收载, 以俟奏闻。”[2]( P545) 而嘉靖《沛县志》的编修者也认为: “烈女、孝节,曾经旌表者,无间存殁录之。其行迹显著,为公论所服者,虽已殁,未经旌表亦书,以俟奏 闻。”不过《沛县志》编修者对于尚在世女性附加了年龄条件,即“见存节妇,年未逾七旬者,不录”[2]( P646) 。

同时,在“生人立传”这一问题上还有部分态度更为激进者提出,只要女性人物事迹符合官方旌表的条件且事迹真实性得到乡里舆论的认可,即使这些女性当前还没能获得官方旌表,也可以将其收录进志书。例如成书于清代的嘉庆《福鼎县志》在“凡例”中提出: “惟妇女节孝最堪矜嘉,无论存殁及已未旌表,但查年 例相符,乡评翕然者,俱才入志,以表幽贞而示劝焉。”

[13]( 凡例) 道光《永定县志》的修纂者也认为: “孀妇守志二十年,例准请旌。其无力请旌者,取县邻族结 报,无论存殁,悉行登载,以阐幽光,编列于已旌之后。其现存者,又列于已故之后,而末仍附以淑媛、寿妇,以征瑞应。”[14]( P6)

同时,也有部分方志编修者对于女性人物“生人立传”这一问题采取了折中的做法。例如乾隆《宁德县志》的编修者就提出: “贞节,生存合例者未便列传,另为记名,以俟后之纂修者才焉。”[15]( P12) 认为对于尚在世的贞节女性虽然不能“生人立传”,但可以先记录她们的名字,以便后来修志时进行补充。

值得注意的是,前文提及章学诚坚决主张方志编修时应该“例取盖棺定论,不为生人立传”及“凡现存之人,例不入传”,但他却将女性群体视为特殊的存在,明确提出: “唯妇人守节,已邀旌典; 或虽未旌奖,而年例已符,操守粹白者,统得破格录入。”认为尚在世女性人物只要守节年限符合官方旌表的条件,无论是否已经获得旌表,都可以“破格录入”[3]( P983) 。

二

明清方志“列女”条目除了“生人立传”这一异常现象外,还存在着“列女”条目从“人物”部分独立、收录人数和篇幅畸形增长、传文内容程式化和空洞化等异常现象。

以常理论之,女性群体毫无疑问也属于“人物”的范畴。自范晔《后汉书》设立“列女传”以来,历代纪传体正史也都将“列女”视作人物类传篇目之一,而大部分方志在进行体例设置时,也都是参照正史的做法,将 “列女”条目置于“人物”之下,和儒林、文苑、循吏等条目并列。但是这一情况在明清时期却有所变化,《明一统志》将“列女”条目从“人物”部分析出,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专门条目。即按照章学诚的说法: “其后元明《一统志》,遂以人物、列女、名宦、流寓诸目,与山川、祠墓,分类相次焉。”[3]( P883) 而在《一统志》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地方志书也开始采用这一做法,弘治《贵州 图经新志》的编修者便在“凡例”中明确提及: “列女, 旧志附于人物条下,今遵《一统志》改正。”[2]( P119)

当然,也并非所有明清时期的志书都遵照《一统志》的体例,依然有大量的方志编修者遵循纪传体正史的做法,将“列女”置于“人物”之下。总体来看,明清时期的方志编修者们在如何处理“列女”和“人物”这两个条目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并没有形成共识。

另外,早期各类史志“列女”部分收录的人物数量通常维持在数十人左右,但宋明之后成书的各类史志,其“列女”部分收录的人数开始呈现出一种爆炸式增长 的态势,而且部分方志还出现了“列女”条目篇幅在全 书中占比极为畸形的情况。以乾隆《宁德县志》为例, 其“列女”条目共记载女性人物三百八十余人,而全书 其余各类条目总计才记载人物三百一十余人; 而道光《屏南县志》则更为夸张,其“列女”条目记载女性人物一百三十余人,而其它各类人物总合仅为二十三人。

同时,这一时期方志“列女”条目的传文内容也开始变得程式化与空洞化。早期纪传体史书中的各种 “列女传”,在选择传主时并没有固定的标准,女性人物 只要在言行、品德、学问、文采等某一方面有突出的表 现,就可以被收录进传中,刘向《列女传》甚至还专门为 妹喜、妲己、褒姒等反面典型立传。但从两宋时期开 始,史书中的“列女传”经历了一个从“列女”向“烈女” 转变的过程 [16],《明史·列女传》在序言中论及明代史志“列女”条目的编修概况时指出,这一时期女性群 体“其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人,虽间有以文艺 显,要之节烈为多”[17 ]( P7689 ) 。从中可以看出,明代方志“列女”条目除了在收录人数上增长迅速外,在 传主的人物类型选择上也趋于单一,“节烈”成为最主 要的标准。

中国古代史家在构建某一类型人物形象时,倾向于采用高度类型化、程式化的文本元素,也就是通常所 说的模式 [18]。而明清时期方志“列女”条目所收录的女性人物群体本身又多是因为自身的“节烈”事迹才 被编修者选中的,因此她们在个人生平事迹方面拥有 高度的相似性,这也使得传文中有关她们生平事迹的 介绍也变得十分程式化。例如乾隆《襄阳府志》中对于 节妇李氏事迹的介绍便属于较为典型的文本范式。该 传记载: “王若希妻,李氏。年二十二,夫亡。子治民甫三岁。抚之成立。娶媳徐氏,生一孙德芳甫十龄,而治 民病亡。氏率徐氏苦志抚孙,阅五载,徐氏亦亡。氏与 孤孙相倚为命。又抚孙女二人,备尝艰苦。历节四十九年,现年七十一岁。德芳成庠生。”[8]( P380) 通常情况下,方志编修者在为这些女性人物立传时,首先会在 传文开始部分提及传主本人的家庭婚配情况,接着介 绍传主的主要节烈言行事迹,最后述及传主本人近况, 主要包括传主孀居年份、是否健在以及是否得到官方 旌表等情况。

章学诚作为一名有着丰富方志编修经历的学者,他对这一时期出现的方志叙事程式化现象感触颇深, 并批评当时的许多方志编修者在介绍人物事迹时“士 曰孝友端方,慈祥恺悌; 吏称廉能清慎,忠信仁良; 学尽汉儒,贞皆姜女; 千篇一律,葭苇茫然,又何观焉”[3] ( P784) 。同时,相比于千篇一律的程式化叙事,这一时期部分方志的“列女”条目甚至还出现了传文内容空洞 化的现象,大量被收录进志书的女性人物缺少具体事 迹记载,仅仅被简单的一两句话介绍带过; 而最为极端的情况则是许多女性人物被方志编修者仅仅标注成“某某妻某氏”或者“某某母某氏”等寥寥几字,而没有一句相应的人物事迹介绍。章学诚对于这一现象也非常不满,曾略带无奈地大声呼吁当时的众多方志编修者在对待收录进志书的女性人物时,如果确实“无事可叙”,也应当要“详其婚姻岁月,及其见存之年岁者,其所以不与人人同面目,惟此区区焉耳”[3]( P893) 。

三

明清时期部分方志编修者已经注意到女性群体 ( 特别是底层穷苦女性) 在以往的史志修纂过程中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境地,因此他们试图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扶这些女性,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方志“列女”条目“生人立传”等异变现象的出现。

通常来看,方志中的人物事迹来源主要有三个渠 道: 其一为原有旧志所载; 其二是民间主动上报,而主动上报相关人物事迹者又多以本乡的士绅群体为主; 其三则是方志编修者主动下乡采访得来。而社会底层 穷苦女性大多缺乏自身主动留下相关文字材料的能 力,她们生平事迹的保存与流传极度依赖于周围人群 的口耳相传,如果不能够借助他人之力形成文字材料, 一旦相关知情人物故去,则其事迹恐将永久失传。拥 有丰富方志编修经验的章学诚就曾指出: “此等单寒之家,不必尽如文苑卓行之出入缙绅; 或在穷乡僻壤,子孙困于无力,以及偶格成例; 今日不予表章,恐后此修志,不免遗漏,故搜求至汲汲也。”[3 ]( P983 ) 认为应该在方志编修过程中给予女性群体特殊的重视和照顾, 尽可能多地在她们存活时便将她们的事迹载入方志、形成文字材料,以避免失传。

乾隆《安溪县志》的编修者和章学诚持有类似的看法,认为“妇女生长闺中,以无非无仪为正,至以节烈见称,实妇女之不幸也。其或邀恩旌表、彤史流芳,尤为不幸中之幸。若夫穷居僻陋,人地寒微,备历艰辛,终身泯没者,尤堪悯侧。自应广搜博采,勿使见遗,要亦仁人君子所当留意者也”。[10]( P358) 同样也主张在志书编修时应该尽可能多地收录穷苦女性事迹。

除了方志编修者关怀和怜悯社会底层穷苦女性这一因素外,理学在成为明清时期主流意识形态之后,对当时社会女性观念和史学思想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则是这一时期方志“列女”条目出现“生人立传”等违反史例现象的根本原因。

理学兴起于两宋时期,因其学说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故而逐渐得到统治者的青睐,并在明初被正式确立为官方统治思想,并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晚期的主流意识形态。理学思想体系非常重视纲常伦理秩序,而女性群体又在中国古代纲常伦理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周易·序卦》提出: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 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有男女然后有夫妇; 有夫妇然后有父子; 有父子然后有君臣; 有君臣然后有上下; 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直接将夫妇之间的关系提升到天地的高度,认为夫妇之间是阴阳的结合,是人伦秩序形成的根源 [19]。而夫妻关系也和君臣关系、父子关系一起被古人视为三种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并称为 “三纲”。受此影响,女性群体自然也得到了理学家的特殊重视和关注。

现有研究认为,早期的“夫为妻纲”理念虽然也突 出男性在夫妻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但并不说明女性就 完全丧失了独立人格,夫妇之间的关系还存在着巨大 的张力 [20]。但这种夫妻之间相处的关系模式却并不符合理学家群体追求的尊卑有序理念,因此他们强调 应该确立夫权的绝对权威。同时,伴随着理学成为官 方统治思想,那些严格遵循夫权要求、能够体现夫权绝 对权威的“节妇烈女”群体( 具体又可以细分为贞、烈、节、孝四大类型) ,开始成为当时整个社会所推崇的女性言行典范。理学在思想界的强势地位不仅使得当时 社会的女性观念发生变化,还对史学思想的发展和史 书编纂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

中国传统史学非常强调历史是人的历史,所以在凸显历史价值本位意识的同时,对道德价值的考量也 始终被放在一个更为优先的位置 [21]。而这一特点也非常契合理学家群体主张对大众进行道德教化的诉 求,从而使他们自觉维护纲常伦理秩序的观念。受此 影响,一方面,许多理学家开始借助编纂史学著作来宣 扬自己的理念; 另一方面,史学本身也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理学化倾向,史学的社会价值被无限放大,而学 术价值则被无限缩小,并承担起过多的教化任务 [22]。例如朱熹编注的《资治通鉴纲目》,凡是记载和评论涉 及君臣、父子、夫妇等纲常伦理关系的相关史事时,均 是力求突出尊君抑臣、严父孝子、义夫节妇。侯外庐认 为朱熹此举对后世史家著作影响特别深刻,尤其在地方志的编纂中看得很清楚 [23]( P416 - 417) 。

在时代环境的影响下,明清时期的方志编修者们 也开始变得更加重视发挥方志所具有的社会教化功 能。例如弘治《句容县志后序》就提出“志之为书,有关治体,有补风化,其为益也大矣”; 又如万历《彰德府志序》明确将修志的主旨概括为“彰往训来,弗训弗彰,奚以为志”[1]( P277 - 278) ; 而康熙《陕西通志序》也提出“国有史,省有志,志与史,其重均也。盖志也者,上 关朝廷之治化,下系草野之风俗,表彰往古,风示来兹, 故曰重与史均”[24]( P172) 。

“列女”条目作为“夫为妻纲”这一重要纲常伦理关系在方志体例中的直接体现,自然也得到了编修者们的特殊重视。康熙《泰宁县志》的编修者对此有过非常直白的表述,认为“节烈志,必食辛茹荼、励霜筠雪柏之操者,亟宜表彰,以旌苦节。明大宗伯吴山云: 凡义夫、节妇、孝子、顺孙诸旌典,为匹夫、匹妇发潜德之幽光,以风世耳”[25]( P5) 。

而这一时期,以《明一统志》为代表的部分志书之所以将“列女”条目从“人物”部分单独析出,最主要的原因也在于女性群体作为“三纲”之中“夫为妻纲”这一要求的践行者,在整个社会纲常伦理秩序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因此部分志书编修者认为有必要在体例设置中突出节烈女性群体的特殊地位,以彰显其在宣扬礼教、劝善风化过程中的重要性。

明清时期的统治者和理学家群体都认识到只有对那些言行事迹符合礼教规范的节烈女性群体进行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奖励,才能够更好地激励和引导广大民众遵守纲常伦理秩序。旌表制度作为中国古代官方垄断的一种荣誉性权力符号,是统治者进行封建道德教化的一种重要方式,是国家意识形态在民间的表达和渗透,并对民众行为进行有意识的引导 [26]。而这一时期的方志编修作为一种承接国家意识形态的地方历史文本书写,也逐渐异变为一种和官方旌表制度相配合、对民众进行纲常伦理秩序教化的工具。

对于生活在古代社会的广大女性来说,能够获得官方旌表几乎已是个人的最高荣誉; 而明清官方对于旌表节烈女性群体也尤为热心,这一时期获得旌表的节烈女性数量也远大于之前各个朝代。但相比于当时社会上数量庞大的节烈女性群体而言,能够获得官方旌表的女性始终只占极少一部分,特别是那些底层贫寒人家的女性,要想获得官方旌表更是困难重重。明代闽籍名宦、方志学者林燫曾经对于底层女性获得官方表彰之难有过一段真切的评论: “然而闺阃之善,每壅于上闻者,或产穷乡,或出敝族,或贫无为之助,或贱无为之言,其能自达州郡者鲜矣。幸而得达,又稽勘待报,动淹旬月,奸胥墨吏得操柄与市,逮岁稍久,不复省录矣。”[11]( P124) 而林氏所说的这一情况在清代也没能得到改善,乾隆《屏南县志》的编修者沈钟也从自己身为地方官员和方志编修者的双重身份出发,得出了类似的感悟,认为“凡孝子、节妇,未邀旌典者,大率皆单寒无力之家,情更可悯”[11]( 《乾隆志·凡例》) 。

从教化社会大众这一宏大目标来看,大量节烈女性未能获得相应的官方旌表,显然不利于激励和引导 民众遵守礼教秩序。林燫就曾从官员和方志编修者的 双重身份出发,对这一情形发出过“虽幽兰不以无人而 不芳,贞女不以无知而改操,然甚非所以劝善而风化天下也”的感叹 [11]( P124) 。而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名垂青史也是一项至高无上的荣誉,方志虽然在象征意义 上逊色于正史,但对于社会底层民众来说,自身事迹能 够被本地方志记录,无疑也是一种极大的精神奖励。嘉靖《河间府志》的编修者在为“列女”条目作序时就 认为: “我朝贞烈者,制旌其门,但旌者少而遗者犹多也。后恶其难且费也。则不惟遗而且至于废焉,是不 知善人何由而劝也。故予历求其人而记之,亦欲使之志存而名存,名存则虽不旌焉,劝在其中矣。况自此而俟之,又有可旌之理耶?”[27]( P410) 明确提出方志应当尽可能多地记载本地节烈女性人物的事迹,以弥补官方旌表制度在数量上的缺憾,从而更好地完成劝善风化这一目标。

相比于官方旌表制度在程序上的繁琐以及名额上 的限制,方志表彰这一形式无疑也更为灵活简便,只需 要方志编修者以及地方相关主管官员的首肯便可完 成,无需像官方旌表那样逐级上报、层层审批。例如嘉 靖《宁德县志》的编修者就提出: “他志志节妇,多拘旌表。窃谓旌表之典固王制至公,然力不及者,虽共姜、纪姬亦泯泯。”认为过分拘泥于旌表与否会导致许多守 节女性事迹被忽略,同时还主张“盖能心朝廷之心者, 尠也。斯志所采,惟其年数合例,志节无玷者,志之”[28]( 《凡例》,P2) 。认为应当充分发挥方志编修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在精神层面给予守节女性群体更多的鼓励,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纲常伦理教化这一根本目的。

又比如曾在乾隆年间担任福宁知府的李拔,他在自己主持编修的《福宁府志》中提出: “其烈女、节妇或有无力请旌者,查访既确,亦予载入,以表幽贞; 若虽有姓名而无事实者,但令附载,以俟舆论。”[29 ]( P19 ) 而李氏的这一理念又和前文提及的方志“列女”条目所出现的只是单纯罗列女性人物姓名、但却没有任何相关事迹介绍这一异常现象关系密切。

四

明清时期的方志编修在体例设置和人数篇幅方面给予“列女”条目很大的倾斜照顾,部分编修者甚至还不惜在书中为女性人物“生人立传”来突出她们的特殊地位。从表面上看,这些现象体现了方志编修者对于女性群体的特殊重视和关怀,但实际上却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节烈女性群体在当时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扭曲异化为进行纲常伦理教化的工具。

节烈女性群体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一时期方志编修者们的特殊对待,并非完全缘于她们的性别在当时社会处于弱势地位,而是因为她们的节烈事迹符合统治者和理学家们所宣扬的纲常伦理秩序要求,将她们的事迹载入地方志书予以表彰,可以对社会上的其他民众( 不单纯限于女性) 起到有益风化的引导作用。例如道光《重纂福建通志》的编修者就认为记载那些“其砥砺名节,扶植纲常每卓然与士夫等”的节烈女性人物事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夫深闺弱质尚足与日月争光,彼士君子之自立当更何如哉”的激励效果,进而达到改善社会整体风化这一宏伟目标 [30]( P4503) 。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以章学诚、林燫、沈钟等为代表的部分方志编修者确实在某些方面对社会底层穷苦女性的艰辛生活抱有深切的同情,但他们实际上更为关心的却是这些节烈女性的事迹会因为家庭的贫困无助而失传。而这样一来,就会导致“不知善人何由而劝也”局面的出现,进而影响“劝善风化”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另外,从章学诚“妇人从一而终,既无他志,其一生责任已毕,可无更俟没身”的观点也可以看出他的女性观念并没有跳出传统礼教观念的窠臼 [3]( P983) ,而章氏等人有关女性人物可以“生人立传”的主张本质上也是为了更好地“宣扬封建社会的三从四德”[1] ( P526) 。

从史学本身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史学一直有着“求真”与“求善”这两大价值追求,两者之间不可偏废。但明清时期,在理学成为思想领域主流意识形态这一时代大环境影响下,史学开始变得过度强调“求善”,而各种泛道德历史评论也从根本上削弱了史学的客观性 [31]。同时,地方志书中的“列女”条目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异化为和官方旌表制度相配合的纲常伦理教化工具,并因此出现了“生人立传”等明显违背史书编纂原则的异常现象,而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方志作为一种承接国家意志的地方历史文本,在其历史书写中,客观历史事实对于历史书写的束缚,会在某种程度上让位于现实对于历史书写的需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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