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父母死后服3年之丧 真是穿孝服3年吗？

近年来，新闻媒体中老是爆出公司与员工因为丧礼请假的冲突。为了让员工工作，不准假回家办丧事。但在中国古代，父母死后，都要停下工作服三年之丧。三年之丧是怎样的一种设计？这种设计怎样实现礼节和人情的平衡？随笔者一同了解一下吧！

一、礼书中的三年之丧

中国素来被称为礼仪之邦，礼仪贯穿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礼记》中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此礼之大体也”。礼起始于冠礼（成年礼），根本是婚礼，最重要的是丧礼和祭礼，朝礼、聘礼是礼讲求敬的体现，乡礼、射礼是礼讲求和气的体现。那为什么丧礼和祭礼最为重要呢？

（清宫丧服）

中国人视死如视生，对人死看的十分隆重。当亲人去世之后，都要实行丧礼和葬礼。丧礼和葬礼都体现了对于亲人的敬意。但相比之下，葬礼更具有仪式化的特点，尤其在祭祀的物品的规格上，贫富之间肯定会有差距，没办法真正的体现真情实感。但是丧礼不同，他可以通过服丧的时间和表现评价一个人的孝敬之情。

古人还有一种特殊的丧服设计，不同的亲属，有不同丧服的要求。不同的丧服，对于服丧者的要求都不同，从而来评价晚辈的孝行。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在丧服的设计上，中国古代有五服，分别是斩衰（cuī）、齐（zī）衰、大功、小功、缌（sī）麻。五服是指服丧之人所穿的衣服，而其中的区别就是做丧服所用布的精细程度。丧服等级越高，其穿的孝服做工越粗糙，丧服等级越低，做工就越精细。与自己血缘关系越近，就要服更高等级的丧服，服丧更多时间，穿越粗糙的丧服，来体现自己的哀情。五种丧服，又有六种丧期之分，分别是三年（斩衰、齐衰）、一年（齐衰）、九月（大功）、六月（殇大功）、七月（小功）、三月（缌麻）。九族内五服六种丧期可以参见下图。

（丧服等级图）

在所有丧期之中，最重的当是三年之丧，也是古人讨论最多，并且关注细节点最多的。这是指子女为父、妻妾为夫，臣子为君服丧。当然这里的三年之丧，并不是表面意思，说持续穿自己该穿的丧服三年，而是逐渐变化的。以一般士人来说，去世三月之后进行安葬。埋葬当天之后，行虞祭之礼。次日后行卒哭之礼，以吉祭代替丧祭祀，此时，服丧者的丧服就开始减轻了 逐步恢复正常的衣服，以提醒服丧者不要过于悲痛，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情。等过了一周年，就可以基本恢复正常的衣服，只要有点提示的装饰就行了。等到三年之丧满之后，就可以完全恢复正常的生活。

二、三年之丧的历史变化

三年之丧的源头现在已经很难搞清楚了，有人说尧舜三代时期就有了，有人说为周公或孔子所创。在先秦时期，这一制度执行应该是比较认真的。史书最早记载其变化是在汉文帝时期，当时盛行厚葬重服之风，葬礼十分隆重且服丧很长时间。文帝一度想要抑制这种风气，要求官员一切从简，丧事结束三天之后就去除丧服，不要因此影响官员的日常生活。但这个措施与百姓的意愿明显违背，所以并没有推行。

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在儒家的提倡下，传统的丧服制度被全社会认可，但是在一些时期，文帝诏又被反复提到，丧期总是因皇帝的命令而反复修改。

西晋司马氏篡夺了曹魏的政权后，对于“忠”很难再提，于是大力提倡孝，以孝为本而立国。晋武帝更是亲身实践，其父司马昭去世之后，他不顾群臣的劝谏，按照儒家经典中的记载，亲自为父穿丧服，守丧三年。晋武帝在全社会大力推行三年之丧的制度，尤其监督王公大臣们也这样做，甚至下令“听士卒遭父母丧者，非在疆场，皆得奔赴”。只要不是已经出战的士兵，哪怕在服役，也得马上回家。晋武帝在位期间，三年之丧在皇帝的提倡下，丧服制度得到很大推广。自此以后中国古代社会里，对于三年之丧遵行都十分严格。

（古代服丧）

因为三年之丧的推行，丧期内的大臣都会回家为父母守丧，必须离开官位暂停手中的官职。但皇帝有时十分倚重一些大臣，不能离开他，便产生了一种新的制度，那就是公除，也称夺情。其借口是以国事大于私家，只能有所割舍。明代万历年间张居正居首辅进行改革，父亲却突然去世，让小皇帝下诏夺情。这却成为后来政敌攻击他的借口，可见夺情在道义上还是有风险的。

三、三年之丧与魏晋纵情之风

三年之丧的设计是包含两个层面的。从表层设计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居丧者穿的丧服越来越精细，饮食日益丰富，住所也一步步的改善。但是这背后的设计是对于人情的一种反应，丧礼关注的不止外在礼节，而且深入人的内在情感世界，通过外在物质的改变让人逐步减轻悲伤的情感。儒家主张虽然强调丧礼，但是也主张不要过于悲伤，“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练，毁不灭性，不以死伤生也。”三天就得正常吃饭，三个月就要沐浴更衣，一年就能穿有色彩的衣服，不能因为死者而过于影响生者的生活。

古代服丧

但是在西汉以来，由于国家对于孝悌制度的提倡，朝廷有举孝廉的科目，孝道成为评价一个人的重要标准。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就是为父母守丧期的长短。甚至一些人为了赢得美誉，不只行三年之丧，而是要为父母守丧更久。当时守丧越久，在社会就会赢得更高的评价。因此有一些人是沽名钓誉，东汉后期青州有个叫赵宣的人，号称为父守丧二十余年，李膺作青州太守时，仔细调查，发现此人丧期中生了五个孩子，便大怒将其下狱治罪。但侧面也说明当时人十分重视真正的服丧。

魏晋时期，在玄学的影响下，士人们都追求放荡的生活。尤其是魏晋时的竹林七贤，更是主张反对虚伪的名教而追求人真实的情感。竹林七贤之首的阮籍在居母丧期间，依然经常喝酒喝得酊酩大醉，裴楷去吊唁的时候，“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但是裴楷并没有指责阮籍，而是说道：“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但我们能说阮籍不孝顺吗？他给人表现出的是放纵不羁。但实际上，他母亲死后，阮籍“因吐血，废顿良久”。

竹林七贤（局部）

当时的人反礼教，但是追求发泄真正的感情。因此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许多以死伤生的事情，史书中颇多记载。如南朝梁有个孝子叫刘览，两年丧期过去了，仍只喝稀粥，隆冬仍穿薄衣服。家人怕他冻着，半夜在其身边放火炉，他察觉之后，立马想到逝去的母亲，号啕吐血。

如果我们反思这种行为，我们就会发现三年之丧的设计是很合理的。孝道是必须的，但如果因为逝者严重影响活着的人的生活，那想必是死者也不愿看到的，

文史君说：

死亡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但是人是社会性动物，每一个人都以个体的身份和家族其他人有着血缘的关系。而家庭需要代代延续，在这一过程中，生与死总是在不断的重复，所以丧葬礼俗体现的是一个人的家庭责任。家庭的和谐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我们经常会讨论繁琐的礼节是否必要，礼节其实并不只是形式上的扮样子，礼节的背后寄托的是人的感情，子贡请求去掉总庙里祭祀的羊，孔子说“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奉行礼仪，是我们重视社会责任的表现。如果现代社会因为过快的节奏，完全忽视了照顾人精神世界的礼仪，那就是把人当做机器，这是值得反思的。

参考文献：

刘兵飞：《<礼记>丧服制度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张焕君：《情礼交融——丧服制度与魏晋南北朝社会》，商务印书馆，2020年。

（作者：浩然文史·烂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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