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位将军被誉为干部工作的“活辞典”？

王宗槐担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后，聂荣臻经常询问干部情况，谈到某个干部时，总爱问：“哪儿人？哪年参加的？任现职多久了？有啥特点？”

刚开始，王宗槐总用个小本本记这些情况，以便应答。有一次，他现翻现答，忙作一团，聂荣臻以平静的目光望着他，严肃的表情中透出一丝不快，随后轻声慢语地说：“要记在脑子里。”

聂荣臻这句话，使王宗槐找到了工作中的差距。此后，他改变用小本本记的做法，努力在用脑子熟记上下功夫。干部开会，尤其开学习讨论会，他尽量参加，从与会者的发言可知籍贯、性格；面对面的交谈，可助记忆；就坐的顺序，可留印象。偶尔把某人名字忘了，别人就会提醒说：“呶，就是坐在墙角落的那个……”

王宗槐认为，多跟干部谈心，是熟悉、了解干部的有效方法；经常到部队了解情况，可掌握干部的成绩和工作能力情况；给外来干部和慕名而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分配工作，逐一跟他们谈心，可了解他们的家庭、爱好、经历、特长及对工作分配的要求等。每次谈完话，他都要闭目回想一下谈话内容，直到完全记住才罢休。经过不懈努力，他做到了对军区营以上干部情况了如指掌。

1945年11月底，军区机关从灵寿县李家沟回到平山县的陈家院村。刚刚住下，军区就接到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要求上报营以上干部名册的电报。当时，军区组织部编有5个科，组织科、青年科、统计科、巡视科都有科长，唯独干部科科长由部长兼任。两名干部干事到职不久，情况不熟悉。更难办的是，手头没有资料可查，不要说干部档案，连花名册也没有。这种状况，是敌后抗战的特殊环境造成的。早在1938年秋，晋察冀军区第一次反“扫荡”时，组织部根据军区首长指示，烧掉了不便携带又无法转移的文件、档案、资料，只搞了个干部履历表，埋在唐县的庄稼地里。不料，日伪军挖地3尺，把它挖了去，暴露了晋察冀部队一些实力。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指示说：“往后，反‘扫荡’前把文件、表格统统处理掉，反‘扫荡’之后再填表、整理。”后来的几次反“扫荡”，军区组织部门都是这样办理的。这次反“扫荡”后，填表的事尚未来得及布置，八路军总部就要求上报营以上干部名册。若现制表发给各单位去填，再汇集起来，显然来不及。王宗槐手拿电报，自言自语地说：“这是一场考验呀！”

王宗槐把两名干事找来，对他们说：我来写，你们誊清，考考看，能得多少分。说完，他亲自动手把军区司、政、供、卫机关及直属队营以上干部，军区所属5个军分区营以上的干部名单，按编制序列一一列了出来。两名干事，一个制表，一个誊抄，3人一齐努力，仅用5个小时就编造出军区营以上干部花名册，总计近2000人（因分散，萧克领导的冀热察挺进军和吕正操领导的冀中军区按惯例自报，不计在内），与实数一个不差。军区机关许多人为之惊讶，军区政治部代主任朱良才表扬王宗槐“记忆力好”，是干部工作的“活辞典”。

王宗槐(1915年8月14日-1998年10月31日)，原名王永开，乳名二伢子，1915年8月15日出生于江西省万载县柏树街白茅冲一户贫农家庭。1929年加入赤色工会，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一军团教导营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三纵队、第六十三军政治委员，总政治部青年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昆明军区、第二炮兵副政治委员等职。曾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率部参加百团大战和平津、太原、兰州、宁夏等战役战斗。他长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是优秀的军队政治工作领导者，为中国革命和军队建设特别是为军队青年工作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是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故事讲述人王南方，安徽岳西县人，1983年入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记者协会理事，《军营文化天地》杂志原副主编，《解放军生活》杂志原主编，十大博客博主之一，《北京晚报》、《东方少年》杂志专栏作家。现为少年特战兵训练营总指挥，志在为培养优秀少年做贡献。出版的作品有散文集《明星360度》、《情感私语——走进名人的亲情世界》、《苦恋树》、《八荣八耻——辛勤劳动篇》、《中小学课本里的“星火燎原”》，报告文学集《神龙汽车团》（与人合著），绘本《捉迷藏》等。报告文学《星火燎原》曾获解放军文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