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左权牺牲前的最后时刻 他说了什么

1942年2月，八路军总部决定从麻田转移。左权将文件收拾好后，打电话把警备连长唐万成叫来交代任务。唐万成刚走，通讯员跑来报告：“敌人已到了下麻口，请首长快走！”过了一会，另一位通讯员又来催，左权仍从容自若地和彭德怀商谈。他一面向通讯员说“我们就走”，一面却聚精会神地翻阅他手上的那一叠电报。

警备连抵挡一阵敌人，唐万成决定按左权指示的第二步行动，“把部队拉到天主教堂后边的山头上，把住沟口，该拼就拼”。唐万成刚走到山腰，看见左权站在沟口一棵大槐树下，举起望远镜向沟外观察。他急速跑过去问：“首长，你怎么还没走？”“我马上走，不要紧。”左权一面鼓励唐万成说他们打得好，一面指着山头说：“那里有老百姓，敌人不上来便罢，要是上来搜，你们就展开麻雀战，绝不能让鬼子糟害老百姓。”

鬼子合击总部的阴谋没有得逞，于是架起大炮，向山上猛打。两架日机，擦着树梢盘旋，掩护日军冲锋。但是一次一次的冲锋都被我们的特务团压下去了。堵在下面的日军上不来，又担心天黑，遭八路军袭击，只好气急败坏地朝桐峪方向缩回。

日军的2月“扫荡”被击破以后，经过两个月苦心拼凑，在晋东南周围又集结了3万多兵力，采用远距离奔袭和“铁壁合围”战术，发动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战前，彭德怀、左权、罗瑞卿等连日开会，作出部署。左权分析了敌我态势后，给一二九师和警备连布置了战斗任务。他说：“从局部来看，我们是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但是从全局来看，敌人是在我们军队和人民的汪洋大海的包围之中。为了吸引敌人，配合我们跳到外线去的主力行动，我们目前的处境是相当艰苦的。北方局、总部党校和整个后方机关都在我们周围，几千同志的生命都担在我们肩上，我们一定要掩护他们安全转移。” 出发前，他给远在延安的妻子刘志兰写了最后一封家书。

由于后勤部门对战争形势估计不足，致使几千人马阻滞在山西、河北交界的十字岭一线，暴露了目标。25日中午，一位参谋和第七六九团团长，都赶来向左权报告周围敌情严重。左权根据早晨首长们召开的紧急会议精神，命令作战科长王政柱和警备连长唐万成想尽一切办法，立即把彭总安全地护送出去。彭德怀推辞，左权劝说：“你的转移，事关重大。”彭总走后，日军更加紧缩了对十字岭的包围圈，日机也在头上不停地扫射、轰炸。

唐万成护送彭德怀到安全地区后，又转回来向左权苦苦请求：“参谋长，你走吧，这里丢下我来管。”可是左权无论如何不同意自己先走。当队伍冲向日军最后一道封锁线时，左权招呼大家：“赶快卧倒！”“赶快卧倒！”战士们应声扑倒在地，就在这一瞬间，一颗炮弹在左权跟前爆炸，左权光荣殉国。

左权，（1905年3月15日-1942年5月25日），字孳麟，号叔仁，原名左纪权。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任军校教导团连长。参加了两次东征。1925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赴苏联莫斯科，先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一分校教育长、新十二军军长。1931年12月奉命参与联络指导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宁都起义。后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军长兼政治委员，1933年任红一军团参谋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中，参与指挥所部突破国民党军4道封锁线、占领施秉城、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等战斗。到陕北后，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参与指挥直罗镇、东征、西征、山城堡等战役。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后兼第二纵队司令员。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作战，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他善于把握全局，运筹帷幄，曾参与组织指挥晋东南反日军“九路围攻”、百团大战和黄崖洞保卫战等战役战斗。1942年5月25日，在山西辽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转移时牺牲。他一生勤学苦读，学识丰富，善于总结实战经验，在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军事指挥、军队建设、参谋工作及后勤工作等方面均有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