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之鞭”的战争艺术：蒙古征服的序曲

作者=周思成

哀兵必胜

十三世纪初，在欧亚大陆的东端，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军事格局：最南边的南宋人在“防秋”，敌人是盘踞中原的女真人；女真人自己也在“防秋”，敌人是更北边的游牧族群——即将站在这片大陆的“食物链顶端”的蒙古人。

古代蒙古族群共同体的核心成员，据说是唐代就居住在呼伦贝尔草原和额尔古纳河下游的室韦部落之一，“蒙兀室韦”，后来被周边其他势力称为“萌古”“莽骨子”“蒙古”“鞑靼”等。室韦人原本驯养猪狗，捕鱼打猎，“无羊、少马，有牛不用”，同后来弓马娴熟、左旋右折的蒙古骑士形象，可谓相隔霄壤。到了公元八九世纪以后，突厥、回鹘和黠戛斯等草原霸主先后败亡、迁离，室韦人趁机向西渗透发展，进入今天的蒙古高原，与突厥遗民混居，转化为草原游牧民。

随着游牧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加上同中原文明、突厥—畏兀儿文明的长期交流，在蒙古高原各部中，氏族社会结构瓦解，新兴草原贵族（那颜，Noyan）集团崛起。这些草原贵族，控制着大量的依附人口（养子、家庭奴隶、伴当、自由民），彼此混战兼并，漠北草原长期纷争扰攘，烽火不绝。用《元朝秘史》的话说，是“有星的天，旋转着，众百姓反了，不进自己的卧内，互相抢掠财物；有草皮的地，翻转着，全部百姓反了，不卧自己被儿里，互相攻打”。终于，在十三世纪初，一位“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的军事统帅和政治家——出自蒙古部孛儿只斤氏的铁木真（成吉思汗），在群雄争峙之间脱颖而出，成功统一了东起呼伦贝尔草原、西迄阿尔泰山区广大土地上的全部“毡帐里的百姓”。大蒙古国（Yeke Mongγol Ulus）由此建立，这是一个具有空前的整合程度和凝聚力的超部族政治体，一个草原游牧帝国。新兴的大蒙古国，在三次敲打西夏，大致清除了肘腋之患后，几乎是本能地将兵锋指向了东南边的最强宿敌——金朝。

两个同这场战争相隔十万八千里的外国人，记下了当年蒙古大军誓师南征的详情。第一个人叫术兹札尼，德里苏丹国的高官。他用波斯文写了一部从人类始祖到蒙古西征的全史：《纳昔儿史话》。术兹札尼的消息来源，可能是同时代中亚的霸主花剌子模国派去蒙古的使节。这部书记载，第一次南下进攻金朝之前：

成吉思汗整顿好军队，首先下令：蒙古各家各户在一座山脚下集合。他命令全体男子同女子隔离，子女同其母亲隔离，如此三日三夜，所有人头上不得戴任何装饰。在此三日内，不得进食，牲畜也不得哺乳。

成吉思汗本人立起一顶毡帐，把一条帐索挂在脖子上，三日三夜不曾出帐。在此期间，全体蒙古人齐声大喊：“腾格里！腾格里！”

三日后，第四日傍晚，成吉思汗自帐中出，宣布：“腾格里已经授予我胜利。现在，让我们整兵出发，向阿勒坦汗（金朝皇帝）复仇！”

又过了三日，在同一地点举行宴会。之后，成吉思汗率军出发。他们经过逃亡者札八儿穿越群山的道路，走了出来，攻击桃花石之国（中国）。他们发动了对该国的袭击，将其百姓置于屠刀之下。

第二个人叫拉施特，后来统治伊朗地区的蒙古伊利汗国的宰相。他用波斯文写的世界史《史集》，对祈求长生天（腾格里）的庄严仪式，讲得不如《纳昔儿史话》细致，却补充了成吉思汗的大段誓词：

长生天啊，你知道和看到，阿勒坦汗是刮起战乱的风，他挑起了战乱。他无辜地杀害了塔塔儿部执送的我的先祖斡勤巴儿合黑和俺巴孩汗，我要为他们复血仇。如果你认为我的想法是正确的，请从天上佑助我，命令天使、众人、善恶仙魔都来帮助我！

不管是即兴表演，还是事后追认，蒙古人显然觉得，自己对金朝的战争具有正义性，是天神护佑下的复仇之战。

的确，金朝不仅年年派兵来草原“灭丁”，还残忍杀害了成吉思汗族曾祖俺巴孩和伯祖斡勤巴儿合黑，与蒙古诸部结下了世仇。早在金章宗时代，窥视北朝动静的南宋人就知道，女真“与鞑为仇”。

不过，对成吉思汗这番话，似乎也不必过于当真。

明朝杀的是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生父，努尔哈赤可能真的是以“遗甲十三副”含恨起兵。不过，他以“七大恨”告天，正式向明朝宣战，已是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其间这三十多年，努尔哈赤佯装恭顺，接受了明朝指挥使的职位，还多次入京进贡。羽翼未丰之时隐忍不发，伺机而动，自是枭雄本色。成吉思汗也是一样。当年，他投奔王汗，亟须积累政治资本和壮大实力。他从金章宗的宰相完颜襄手里接过“诸乣统领”的官职时，可一个字都没提到俺巴孩。

成吉思汗幼年丧父，一家孤儿寡母长期被族人遗弃和孤立。对那两个先祖，他未必有几分真感情。他需要的是一个掷地有声，能激起同仇敌忾的名字，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个名分，一把打开潘多拉盒子的钥匙。

其实，在某个非正式场合，成吉思汗透露过，男子汉一生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战胜敌人，“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使他们的已婚妇女号哭、流泪，骑乘他们的后背平滑的骏马，将他们美貌后妃的腹部当作睡衣和垫子，注视着她们的玫瑰色的面颊并亲吻着，吮她们的乳头色的甜蜜的嘴唇”。

或许，这才是他发动征服战争的真实动机。

不过，女人的腹部或胸脯这类话题，还是更适合不拘礼数的场合，比如，酒酣耳热之际，同一起打天下的老兄弟抚今追昔。如今，兵锋未试，成吉思汗更懂得哀兵必胜的重要性。

于是，金大安三年（1211年）春二月的祈天仪式之后，成吉思汗带着十余万蒙古大军来到了金朝势力在草原的尽头。

《隳三都》

多年后，元朝官员张德辉奉诏北上，前往蒙古帝国的权力中心哈剌和林（今蒙古国前杭爱省额尔德尼昭北）。途中，他遇到了一片逐渐被风沙湮塞的废墟，所谓“长城颓址”。

张德辉形容说：“望之绵延不尽”。

其实，这道长城还不算真正的金界壕，它就是前面说过的那道从根河南岸一直延伸到肯特山东南麓的北线，成吉思汗入塞时，早已被金朝边防军弃守。不过，这仍然是他将要越过的第一道敌国防线。

成吉思汗驻马高丘，他知道，在这层围墙里面，还有许多层围墙，层层围墙守护着的，是普通游牧民无法想象的数之不尽的财富、女人和美酒，还有身为中国之主的通天权势。

他回过头，先看到近旁肃立的怯薛禁卫军，这万余名精锐是大汗亲自掌控的大中军；然后是左右两翼的万户长木华黎、博尔术，接下来是骁将哲别、忽必来、者勒蔑、速不台。在草原上，后四人被传为“铜额凿齿，锥舌铁心，饮露骑风，好吃人肉”的“四狗”（dörvön nohois），不久，他们的名字还将传遍从大兴安岭到多瑙河的整个大陆。“四狗”之后是几位宗王和皇子，最后是站在全军前方的各千户长、百户长。

这支大军，旌旗并不整齐划一，军装也是五花八门，身披甲胄的将士更是只有不到十分之一，却依然难掩那所向无前的凌厉杀气。

在此之前，蒙古帝国的军人和大金王朝的军人从未正式交过手。

世界第一野战军

1211年春天第一次踏出草原的这支蒙古大军，几乎完全由轻型的弓骑兵组成。

定居农耕社会总是苦恼怎么把庄稼汉训练成合格的战士，蒙古人却生来就是骑兵。同时代的亲历者莫不惊叹，蒙古人“生长于鞍马间，人自习战”，游牧和围猎，让骑射几乎成了他们的本能。

在蒙古人还是幼儿的时候，他的木头摇篮就拴在马背上，随母亲驰骋出入；等到他满三岁，就在马鞍上套一条绳索，好让他用小手紧紧攥着；四五岁，他就能夹小弓、短箭，随大人射猎；长大之后更是身手矫健，弓马娴熟，“疾如飙至，劲如山压，左旋右折如飞翼”。

这样优秀的骑手，身穿轻捷的皮甲，手持最大射程300米、极限射程达500米的复合弓，备有两三个装满箭的箭筒，还携带了环刀、长枪或短枪一类近战兵器。蒙古箭镞制式多样，除了狩猎用的木镞和骨镞，还有征战用的铁镞。一部分铁质箭镞，镞尖宽而平，刃部呈水平状，侧棱则锋利无比，造成的创口面积又大又深，用来对付骑兵和战马，一部分镞尖又尖又长，用来射穿重甲。

蒙古马比西欧和中东的马矮，却更加强壮和坚忍。马驹生下来一两年，蒙古人就在“草地苦骑而教之，却养三年，而后再乘骑”，故能调教得“千百为群，寂无嘶鸣”。

蒙古骑兵的马鞍多是木质，十分轻巧，“鞍之雁翅，前竖而后平，故折旋而膊不伤。镫圆，故足中立而不偏。底阔，故靴易入”。可见，战马和马鞍，也同他们的骑射技艺配合得天衣无缝。

在野外，蒙古骑兵制胜的三大法宝是机动性、火力和诡计。

遭遇敌人之后，蒙古骑兵团通常会集中火力，从远处射出迅猛的箭雨，袭扰敌军，甚至破坏敌军阵形。接着，他们骑马冲向敌阵，一边驰骋一边射箭，在距离敌阵40—50米的地方射出最后一轮箭雨，向右拨转马头退回本阵。这个距离足以射穿甲胄，又不便于敌军发起反突击。蒙古骑兵一边调头，还一边转身向后射箭。这个动作，西方称为“帕提亚射术”，中国称为“抹鞦”。按照每名骑兵携带六十支弓箭计算，蒙古骑兵能够这样反复冲击敌阵长达一小时之久。

南宋人这样描述实战中蒙古骑兵的“半回转战术”：

交锋之始，每以骑队径突敌阵。一冲才动，则不论众寡，长驱直入，敌虽十万，亦不能支。不动则前队横过，次队再冲。再不能入，则后队如之。

方其冲敌之时，乃迁延时刻，为布兵左右与后之计。兵既四合，则最后至者一声姑诡（号角），四方八面响应齐力，一时俱撞。

“一时俱撞”如能摧破敌阵，敌军溃兵还要面对蒙古骑兵几乎无休无止的追杀，直至全军覆没。蒙古人还将“半回转战术”和佯败示弱、虚张声势、拖延疲敌、侧翼包抄等战术结合起来。南宋人总结说，蒙古骑兵作战，“在乎彼纵此横之间，有古法之所未言者”。

蒙古骑兵，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野战军。

这样一支劲旅，千好万好，却有一个明显的短板，那就是——还不擅于攻城。

《元朝秘史》里有一段很有趣味的话。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窝阔台汗发动“长子西征”，他的皇子贵由（后来的第三代大汗）在前线得罪了长辈拔都。窝阔台汗听说了，大骂儿子：“这下等的，听谁的言语，敢将哥哥毁詈！”接着，他威胁要惩罚贵由：“如今教去边远处，做探马赤，攻取坚城，受辛苦者！”

《秘史》的译文有节略，其实，这句话从蒙古原文翻译要传神得多：

派他当头哨，直到他的十个指甲揭盖，

叫他攻攀山一般的城池；

派他当探马赤，直到他的五个指甲磨秃，

叫他攻攀锻铁一般的城池！

在游牧人的原始观念中，对旷野厮杀，天然感到亲切；对攻城，则是本能地反感厌恶。

骑兵也能攻城？

此前说，1211年的蒙古军还不擅于攻城，但终究只是“还”字而已。蒙古军堪称当时世界上最擅长模仿和综合的军队。起初，蒙古骑兵不配大型盾牌，为了攻城，他们学会了用“拐子木牌，为攻城避砲之具”。接下来，蒙古人学到了金朝的攻城砲术，攻打凤翔之时，曾树砲四百座，“专力打城之一角”。[ 许全胜校注：《黑鞑事略校注》，第132页。

]再过若干年，蒙古人把同金朝的战争中获得的抛石机，挪用到了中亚和西亚的城堡跟前。再过半个多世纪，蒙古人还将带着西征中学来的“西域砲”——一种中国从未见过的大型配重式抛石机——来到南宋的樊城和襄阳城下，“一砲中其谯楼，声如雷霆，震城中。城中汹汹”。

不过，在与金朝开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缺乏攻城纵列，只装备了弓矢和刀枪的蒙古骑兵，常常只能面对平地拔起的坚城干瞪眼。

为了克服这一大短板，成吉思汗及其将领采取了三大策略：

第一策，扬长避短，求歼敌于野战。

蒙古骑兵擅长机动作战，大可长途奔袭，包抄迂回，深入敌人的侧翼和后方，发动迅猛突击，寻找合适的时机与地形，在野战中歼灭金军的有生力量。

初兴的蒙古骑兵，以掳掠为资粮，本无固定的后勤补给线，沿途那些难啃的坚城险隘，特别是首府城市，不妨暂时甩到侧翼或背后。散落各处的小城小堡，防御薄弱，往往迅速沦陷。这样一来，野战军被歼，主城与周边地区的联系被切断，难民从四面八方涌入主城，散布恐慌心理，造成了严重物资短缺，主城陷落也就指日可待。

后来，蒙古西征花剌子模时，对这种战略运用得炉火纯青，大获成功，多半要归功于在对金战争中的磨砺。

第二策，谁说骑兵不能攻城？蒙古骑兵居然很快摸索出了一套不靠攻城机械也能攻克城池（甚至大型城池）的战法。

先是依靠哨马寻找破绽。在主力部队前方探路的前锋，蒙古语称为“莽来”，就是前面《元朝秘史》说的“头哨”。在“头哨”前方还有“探哨”，蒙古语称为“合剌兀勒”。这些所谓“哨马”，不同于紧跟大部队，只负责警戒或通讯的汉式“哨马”，而是有相当战斗力的远程特种侦察部队，所谓“先发精骑，四散而出，登高眺远，深哨一二百里间，掩捕居者、行者，以审左右前后之虚实”。南宋官员李曾伯还报告，蒙古军“窥人城壁，先以哨骑绕其诸门”，一边断绝外援，一边乘隙进攻。

其次是依靠机动性对城市发起闪击。蒙古骑兵一人往往备有几匹副马，蒙古语称为“可团勒”，以备长途机动。大队蒙古骑兵，平均一天能行进三十里（15公里）。在极端情况下，如奔袭或追击，速度还能更快：追击花剌子模算端扎阑丁，蒙古军两天行进四百多里；拔都西征时，四天行进六百里，同苏德战争初期的德军装甲师相比毫不逊色。战争初期，哲别攻打金朝的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正是借助这种战术。他先佯退五百里，等城守懈怠，就命令士兵一人牵一匹副马，一昼夜驰还，袭取东京，大掠而归。

为了避免胶着于艰苦的巷战，蒙古军大概还摸索出了一些特殊的战术条令。例如，金朝名将完颜陈和尚的庙碑提到，钧州（今河南禹州）陷落后，“北军（蒙古军）下城即纵兵，以防巷战者”。大概就是在攻克外城后，不再固守墙头等待后援，而是以最快速度冲入内城，占领各交通要点，防止守军利用纵横交错的城内地形负隅顽抗。

第三策是一种虚实结合的恐怖心理战术——向敌人广泛宣传“城拔必屠”或“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坑之”的政策。换句话说，蒙古军攻城，守方如果进行武力抵抗，“矢石一发，则杀无赦”。南宋人也传言，蒙古军在北方围城，先驱赶附近地区的百姓充当炮灰，一旦“城破，不问老幼妍丑、贫富逆顺，皆诛之，略不少恕”。这种战术是一把双刃剑：怯懦的守将，听闻大屠杀的恐怖，可能不战而降，但心志坚定的守将加上绝望的民众，稍做抵抗便已毫无退路，也可能死守到底。

总之，从大安三年（1211年）到贞祐四年（1216年）这短短六年间，成吉思汗的蒙古军就是凭借这三大策略，对外强中干的金朝先翦枝叶，再摧根本。富庶繁华的中原州县在蒙古铁骑的践踏下，化为“赤地千里，人烟断绝”的焦土。

“护国坛被焚！”

对生活在中都的金朝百姓来说，卫绍王的大安二年（1210年）到三年（1211年）之交，这段日子过得实在是心惊肉跳。

不知怎么，这一阵子，中都城内经常发生莫名其妙的火灾。街头巷尾传言，凡是起火的人家，“或墙壁间，先有朱书字记之”，过不了多久就会遭殃。大火延烧的范围多达三万多家。起初，无人在意墙壁上的朱砂字迹，后来这类怪事多了，好事者辗转求证，才发现这一奇怪的征兆。

无名大火是妖魔鬼怪作祟？是宋国或西夏潜伏的间谍所为？又或是什么地下宗教组织？就在京城人心惶惶的时候，大安三年正月刚过，一股沙暴从西北边席卷而来，吹得城内天昏地暗，“发屋折木”，连清夷门的大门闩都被狂风吹断。春天，中都周边地区又发生大旱，收获季节，颗粒无收，一斗米的价钱飙升到数千铜钱。中秋节没过多久，每天入夜只要到初更时分，也就是七八点左右，各城区巡军手中的梆子刚一响起，东边和西北边的夜空就突然闪起一片耀眼的白光，“如月初出”，这样奇怪的天象持续了一个月。

最令人恐惧的灾异，出现在这年的三月。中都的北城区有一座唐代留下来的著名佛阁，辽代称为“护国仁王佛坛”或“千手眼大悲阁”。从去年底开始，这座大悲阁就出了怪事——阁前立着的幡竿的石头基座下方，忽然窜出二三尺高的火焰，只要人一靠近，火焰就消失不见，一连十几天。终于，在三月六日（戊午）这天，大悲阁内忽然冒出烟雾，顷刻间，烈焰就吞噬了整幢建筑。

卫绍王完颜永济从宫城楼台的高处，远眺大悲阁腾起的火光和浓烟，忽然记起，大悲阁的匾额是唐代书法名家虞世南的手书，珍贵无比，连忙下旨：负责城防的武卫军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救火，至少要把匾额抢救出来。无奈火势实在过于猛烈，朝野上下只能眼睁睁看着虞世南的榜书墨宝、无数珍稀木材构建的佛阁，连同周围的大片民居，一同化为灰烬。

大悲阁既然又名“护国仁王佛坛”，当与供奉《仁王经》有关。这是一部传说有“护国”神异的密教经典，全称《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经中的《护国品》有几段类似政治预言的记载，说是大乱降临人世，先有七种天地灾难：

一、日月失度；

二、星辰失度；

三、大火四起，焚烧万物；

四、时节改变，寒暑不恒；

五、暴风数起，昏蔽日月；

六、天地亢阳，百谷不成；

七、四方贼来，侵国内外，兵戈竟起，百姓丧亡。

隋唐以来的官方和民间信仰认为，供奉《仁王经》，甚至只要诵持经末那段以“娜谟啰怛娜”开头的咒语，就能起到消灾除难、国泰民安的神效。唐代宗时期，每逢吐蕃入侵，就要广集名僧大德，设百尺高座，讲说《仁王经》，希冀得佛法庇佑，消弭西北游牧民族造成的忧患。

所以，“护国佛坛”大悲阁被焚，成了当年灾异中最轰动的一起事件。六日那天，远近围观火灾的无数士子、平民和商旅当中，大多数人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祷，但少数口无遮拦之辈当场就失声惊呼：“护国坛被焚，不祥之甚！”从大悲阁被焚这天开始，“有黑气起北方，广长若大堤，内有三白气贯之，如龙虎状”。

在儒家政治哲学中，火灾、旱灾、大风、黑气，显示天意不满人间的政治社会秩序，才降下灾害，警示统治者应该修德改过。有人真心相信这一套理论。大悲阁火灾之后不久，有个叫郝赞的书生只身来到尚书省，递交了一份建议书，敦请圣主退位让贤：

上即位之后，天变屡见，火焚万家，风折门关，非小异也！宜退位让有德。

负责转递上书的官员不忍心让这个书呆子白白送死，提醒了他一句：“你是不是病得不轻？”郝赞旁若无人，继续大放厥词：“俺没疯，只一心为了江山社稷。当权宰相都是尸位素餐，难当大任！”官员大怒，当即命人将这个不识好歹的狂徒赶了出去。

不料，一连半个月，郝赞每日都站在尚书省衙门前大喊。最终，连被成吉思汗斥为“庸懦”的卫绍王也觉得实在忍无可忍，吩咐侍从将这个人悄悄抓走，“诛之隐处”。

如果说释、儒两家的仁王护国论和天谴灾异论，只是隐约预示金朝及其统治者前途堪忧的话，当时在北方地区兴起的一个新道教教团，则急于表现他们能够更加清晰地感知引发天翻地覆的那股未知力量。

大悲阁被焚之前不久，中都城东边百余公里外的蓟州玉田县，来了一个作法事的老道士。老道名叫王处一，道号“玉阳子”，也是全真教祖师王重阳的七名大弟子（七真）之一。王处一据传有“度人逐鬼”“出神入梦”“召雨摇峰”等神通，名声早已传遍中都内外，连金世宗、金章宗祖孙也忍不住要延见一番，问问养生全性之道。

据说，在那天，王处一完成几个昼夜的黄箓大醮法事，很严肃地对身边的小道士说：

若闻空中剑、盾撞击声乎？北方气运将回，生齿（生灵）必有横罹其毒者！

扼胡岭，难扼胡

成吉思汗率领入塞的蒙古大军，是在大安三年（1211年）二月，也就是大悲阁火灾的前一个月，从怯绿连河上游南下的。据记载，蒙古军先来到了金朝西北边境外，阴山以北一个叫作“汪古”的部族的领地。

汪古人本来是金朝的边疆属民，还负有为女真人守卫西北界壕的任务。他们扼守的边界，据考证是金朝的净州以北、今内蒙古四子王旗直到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的一段界壕。

不过，金朝尚不知道，此时汪古部首领早已公开投靠了草原上崛起的蒙古霸权，后来还成为与成吉思汗家族世代通婚的帝国新贵。

在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剔吉·忽里的热心指引下，蒙古大军绕道金界壕，进入阴山以南，向金朝抚州（今河北张家口市张北县）地区边防军发起了试探性进攻，很快夺取了抚州西北的大水泺（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商都县境内）和丰利（今河北张家口市尚义县境内）等地，还暂时攻占了金朝军队的一个重要边堡——乌沙堡（今河北张家口市张北县西）。金朝前后数十年、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打造的第一道边防线，几乎没有发挥任何阻碍甚至迟滞敌军的作用。

此后三个月，首战告捷的蒙古军退回阴山北部草原避暑休养。

界壕以南，金朝的西北边境，自北向南分布有三个边防重镇：抚州、昌州（今内蒙古太仆寺旗西南九连城）和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北），这三座重镇，“素号富实，人皆勇健”，战略地位十分关键。其中，抚州下辖柔远、集宁、丰利、威宁四县，境内有鸳鸯泊、盖里泊、白水泊等众多水源，牧草丰茂，便于军队行进和屯驻。攻入长城以南的蒙古军队，若能占领抚州，就相当于突破了金朝边境三道纵深防御的中心环节。

边境失守的急报，是四月初传到中都的。朝野皆知，从这一次势头看，蒙古军如若再度南下，兵锋所指应该就是抚州。

卫绍王派往抚州地区主持军事的，是两位带宰执头衔的少壮派将领，平章政事独吉思忠和参知政事完颜承裕，二人具备丰富的边防经验，负责调度西北和西南的军队加固工事，准备迎战。同时，西京（今山西大同）留守纥石烈胡沙虎奉命从西面牵制或策应。不过，在战争初期，金朝军官团的中坚，大都是在金章宗时期对南宋的冲突中崭露头角，成长起来的，对于新式的蒙古“闪击战”，他们可谓毫无心理准备。

七月，秋风飒起，蒙古军果然大举南下。成吉思汗率领的主力军，以哲别为前锋，突袭了抚州境内的金军戍堡“乌月营”。乌月营位于乌沙堡西南，乌月营一失，乌沙堡也再度易主。

八月，成吉思汗军进逼抚州。乌沙堡失守后，独吉思忠被撤，新前线总司令完颜承裕甚至不敢应战，主动后撤到宣平府（今河北张家口市怀安县），将失去掩护的抚、昌、桓三州拱手让敌。再往南，蒙古军攻陷白登城，进逼西京，纥石烈胡沙虎一矢未发，弃城往中都方向奔逃，在翠屏口被蒙古军截击，伤亡惨重。与此同时，成吉思汗的三位皇子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率领的另一支蒙古军，也从汪古部戍守的界壕入境，翻越大青山，南出丰州，扫荡西京西边的云内、东胜和武州等地。

抚州南边的野狐岭，是一道东西走向、蜿蜒五里，海拔一千六百多米的石头山脉。后来元朝人用“高岭出云表，白昼生虚寒”“涧谷深叵测，梯磴纡百盘”这样的诗句来形容它的险峻（周伯琦《野狐岭》）。往来使节行旅，如有幸北上途经野狐岭，一定会惊讶地发现，只要翻过这座山，便骤然闯进了另一方世界，四处散落着游牧民的白色帐篷和毡车，羊马成群。前往大雪山觐见成吉思汗的长春真人丘处机，伫立在野狐岭上极目北望，只见满眼“寒沙衰草”，不禁感叹：“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不过，北方南下的骑士，如在同一地方驻马俯瞰，肯定有另一番感叹：自野狐岭向南，便是利于铁骑驰骋的一马平川。

因此，野狐岭有一个更具史诗色彩的名字——扼胡岭。这道天险横亘在南北农牧的自然分界线上，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要借此将那群纵马咆哮的“胡人”阻拦在温润惬意的农耕文明之外。大安三年九月，在连失三州之地后，奉命在野狐岭一线布防，阻击蒙古军继续南下的金朝军队，浑然不觉他们正处在一个自然和历史意义如此关键的地理坐标之上。

对于此后野狐岭发生的那场大战，金朝的记载十分简略，大概因为卫绍王一朝“政乱于内，兵败于外”，他自己“身死国蹙，记注亡失”，所以史料大多散佚。遗憾的是，胜利一方蒙古人的记载同样简单，再加上个别与双方记载都龃龉的南宋传闻之辞，使得野狐岭之战的真相十分模糊。

据元朝和南宋的史料记载，在野狐岭阻击成吉思汗军的金朝军队，数量高达四十万到五十万，显然是夸张了。但是，这肯定是一支大军。金军指挥官是“招讨”九斤（纥石烈执中）和“监军”蒲鲜万奴，二人只听从皇帝的直接调度。前锋是一名叫作定薛的武将，而撤到宣平的完颜承裕，在后方充当预备队。

列阵之后，双方都未轻举妄动，而是互相试探了一番。金朝派去见成吉思汗的契丹人石抹明安，转身就投靠了蒙古。蒙古派出侦察的西夏人察罕，却留意到金军的骑兵“马足轻动，不足畏也”。

看来，这支金军人数虽多，却并非训练有素、沉着冷静，要么就是缺乏拼死一战的勇气。于是，蒙古军率先抢占了野狐岭北的山口獾儿嘴，双方激战竟日。

当天日头偏西，金军将帅正打算就地扎寨防御。没想到，在这个时候，蒙古军左翼万户木华黎对成吉思汗说：“敌众我寡，不豁出命来厮杀，恐怕不易取胜！”成吉思汗颔首。木华黎说完，便带着最精锐的拔都军，一手擎着自己的旗帜，一手挺着长枪，大喊着冲入金军阵中，成吉思汗率主力压上。

木华黎一马当先，他的军旗是洁白的底子，上面绘着一弯乌黑的月牙。这个“策马横戈，大呼陷阵”的勇士，后来成了中原战区的总指挥官。此后十余年中，野狐岭的血色残阳映照下的黑月标志，将是金朝军队挥之不去的噩梦。

木华黎率领死士冲向野狐岭北的金军大阵，很像在滑铁卢战场上，“勇士中的勇士”内伊元帅（Michel Ney）奋不顾身率领五千名法军重骑兵，冲击圣让山上的英军阵地。那同样是日落之前决定胜负的一刻。不过，成吉思汗远比滑铁卢的拿破仑幸运，他的“格鲁希”（Grouchy）准时到达了战场——据《大金国志》说，当时，有一支蒙古军悄悄迂回到了金军侧后，配合木华黎发动了突袭：大军（蒙古军）乘国兵不备，出谷冲突，又调一军转出其后。金军忽然腹背受敌，败如山倒，“死者蔽野塞川”，波斯文史书《史集》也说：“整个原野充满了血腥气。”

蒙古骑兵呼啸着追逐四处溃逃的金军：刀砍、枪刺、杀戮、围歼。沿途“僵尸百里”，败军委弃的军资堆积如山。

蒙古军一直追击到浍河川（今河北怀安东），追上了撤退中的完颜承裕军。不久前，承裕撤到宣平，马上就向当地人打听去宣德府（今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的小路。此时，他更是如惊弓之鸟，丢下军队，借着夜色掩护，头也不回，一路狂奔到了宣德。

十年后，长春真人丘处机带领弟子北上觐见成吉思汗，途经野狐岭，但见白骨皑皑，布满山岭。弟子宋德方等人指着草丛中的枯骨说：“我辈归来时，定要举行金箓道场，超度此地亡魂，这也是此行的一段因缘！”

野狐岭战败，给金朝的命运投下了漫长的阴影。经此一役，女真人苦心经营数十年的西北军精锐一朝尽丧。此后有十年左右的时间，金朝再无能力同蒙古军打一场旗鼓相当的野战。南宋还传言，金朝为此投入的“百年兵力”，都“销折溃散殆尽”。史家甚至评论：“金之亡，决于是役。”

野狐岭之战后，蒙古军接连攻占宣德府、奉圣州（今河北张家口市涿鹿县）、德兴府（今河北张家口市怀来县）。从此再往南，只剩下中都北面的最后一道门户——居庸关（今北京昌平区西北）。这个险峻的关隘，控扼着横穿太行山的通道中最北面的那一条“军都陉”。哲别轻施小计，引出了守关的金军，随即歼灭之，夺取了关口。九月，成吉思汗把他的大帐扎在了居庸关南面一片凸起的宽阔平地上。此地叫作龙虎台，距离中都不过百里。少数奉命向前方查探的蒙古哨马，已经能够遥遥望见平原上那座壮丽的都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