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在江西找到的主席“失散儿子”咋样了？蹊跷身亡死因成谜

毛泽东的一生，前后育有10个儿女，在他的子女当中，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讷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名字，却少有人知道，毛泽东在早年曾有一位失散的爱子，名为毛岸红。

彼时，革命正值艰难时期，毛泽东夫妇迫于险峻形势，不得已要进行艰苦卓绝的长征，考虑到长征的艰难，为保护红军下一代茁壮成长，组织下有明令，禁止任何人携带孩子参加长征。

毛泽东与贺子珍夫妇，忍痛将毛岸红交给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的毛泽覃和贺怡。临行前夜，贺子珍向乡亲借了一些棉花，又剪开自己的灰布军装，在深夜的烛光下，含泪为毛岸红一针一线地缝制一件小棉袄。

夫妇二人走后不久，苏区迅速陷落，革命形势日趋险峻，毛泽覃为确保毛岸红的安全，避免敌人侦知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将毛岸红交给警卫员，警卫员又将毛岸红送回瑞金乡下老家。

此后，二人在革命过程中壮烈牺牲，由于毛岸红具体的落脚点只有毛泽覃与警卫员二人知晓，毛岸红的下落从此成迷。

建国后，曾多次对毛岸红进行寻找，虽然在江西省找到一位主席的“失散儿子”，但他是否就是毛岸红的身份无法确定，在调查的过程当中，疑云重重，甚至具体的死因都是一个迷，留给后世一个大大的问号。

本文将从客观的角度出发，详实地为大家将这段历史铺展开来，希望能为大家带来一次良好的阅读体验！

1928年初，毛泽东与贺子珍结为革命伴侣。那个时候的经济条件不好，二人的婚礼没有像样的仪式，也没有成规模的酒席，袁文才下厨做几道素菜，大家热闹热闹吃顿饭，便算是礼成了。

1932年11月，在福建长汀的福音医院，贺子珍生下与毛泽东的第二个孩子（此为贺子珍所生的第三胎，第二胎于1930年因早产夭折，未取名），院方对此极为重视，由院长傅连璋亲自接生，毛泽东为他取名毛岸红。

毛泽东具备极高的文化水平，他为毛岸红取名也颇具讲究。

瑞金当时不叫首都叫红都，福音医院迁往瑞金后，毛泽东说：“医院新生 了，再也不要叫福音医院了， 就叫中央红色医院吧！”

彼时的中央苏区，遍地都是红军，举目望去，随处可见红领章、红帽徽，红色的旗帜更是遍插在苏区的各个角落，真可谓遍地红！

这个孩子又是在新迁的红色医院出生，毛泽东为他取了一个“红”字为名，不仅寓意深刻，带有时代特色，在当时也是一个极其时尚的好名字。

孩子就叫毛岸红了。

毛岸红在毛泽东与贺子珍身边生活两年，时间不长，却已是毛泽东子女中在幼年时得父母之爱最久。

毛泽东对毛岸红极为宠爱，每次来到医院看望爱子，他总是又摸又亲，总也喜欢不够，有时候回来晚了，孩子已经熟睡，不敢亲他摸他，怕扰了他的好梦。

这时候，毛泽东就会将他放在贺子珍的身边，自己则侧坐在一旁，久久凝视，眼中满是关爱。

贺子珍在哺乳期患上了疟疾，为孩子的健康着想，只能停止喂他母乳，那时候不比现在，奶粉还是稀罕物，只好寻一位奶妈继续哺乳。

这位奶妈是一位江西人，江西人有个习俗，喜欢给小孩子起叠字的乳名，所以，奶妈给毛岸红喂奶时，总会一口一个“毛毛”地叫着。

对此，毛泽东也不反感，反而也入乡随俗地跟着叫毛岸红为“毛毛”，而且经常将毛岸红扛在肩头，不如骄傲的对人讲：“毛毛比我有出息，我才一个毛，他比我多一个毛。”

此间，苏区发展并不顺利，毛泽东的压力极大，毛岸红给予他很大安慰。小毛岸红懂事很早，每次吃饭的时候，总要说：“等爸爸回来一道吃饭。”

毛泽东一生都在为劳动人民奔波，与毛岸红在一起的这两年时间，是少有的一段陪伴妻、子享受家庭生活的美好时光。

可惜，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随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进行长征，根据中央决定，红军这一次转移，不允许带孩子，女同志也只能少数跟随。

毛泽东回家后，与贺子珍说明情况，因为事态紧急，前路未卜，加之即将要与爱子毛岸红分别，夫妻二人满脸愁容。

毛岸红被毛泽东抱在怀里，天真烂漫的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对自己又有什么样的影响。毛泽东见状，将他抱得更紧，在他的脸蛋上亲了又亲。

毛泽东与贺子珍商量后，被迫决定将毛岸红留在中央苏区，交给毛泽覃和贺怡夫妇抚养。

人生最令人伤心的事情，莫过于与至亲生死离别，从此天各一方，生死未知。

毛泽东当时已有4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下落不明，近况未知，如今四伢子毛岸红又要与自己分别，毛泽东念及此处，悲从中来。

鲁迅先生在《答客诮》有言：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笔者以为，鲁迅先生所言非虚。

毛泽东既是有情有义的真豪杰，更是爱子极深的大丈夫，伟人有指点江山的霸气，也有血浓于水的真情，父子分离的伤感，化作悲极而至的泪水，滴落在面前的毛边纸上。

毛泽东警卫员陈昌奉事后称，他在当时去过一次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的桌子上摆着两张毛边纸，一张写满“红”字，另一张写着“英（狗）、青（猪）、龙（兔）、红（猴）。”

英、青、龙、红，代表着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毛岸红。狗、猪、兔、猴，代表着他们对应的生肖属相。

根据陈昌奉回忆，当时的两张毛边纸都是湿的。可见，毛泽东当时的心境，满是与爱子分离的悲凉，让人心疼。

当时的天气渐渐转凉，贺子珍亲手为毛岸红缝制一件小棉袄，用它包着毛岸红送到毛泽覃夫妇手中。

红军长征后，敌人很快涌入苏区，革命环境越来越差，毛泽覃为保护毛岸红，命警卫员将他送往瑞金乡下亲戚家寄养。

1935年4月25日，毛泽覃与警卫员在黄膳口红林山与敌人激战时，双双牺牲殉国，毛岸红的下落从此成迷。

1949，贺怡准备南下江西，临行前去探望了毛泽东。贺怡这些年因为“弄丢”毛岸红内心备受煎熬，虽然不是她的过错，但她一直认为自己难辞其咎，始终不愿原谅自己，成为她多年来的一个心结。

这次探望毛泽东，一来是为了辞行，二来是向毛泽东表明，她准备再次尝试寻找一下毛岸红的下落。

毛泽东听说贺怡准备寻找毛岸红时，他语重心长地对贺怡说了这样一番话：

“小毛毛在两岁多时，我们没有能力保证孩子的安全成长，才把孩子交给老百姓收养。战乱之中，人家老百姓为了小毛毛不知吃了多少苦哩。现在解放了，我们进了城市了，生活条件好了，这时你们要把孩子从人家手里要回来， 对得住人家养父、养母对孩子的养育之恩吗？孩 子小时候就交给人家，人家对孩子的恩情比我们要大得多。我的意见是，你就不要再去找小毛毛了。”

从毛泽东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养父母的体谅和理解，也能感受到，话语中透漏着对贺怡的安慰，希望她能就此放下心中的芥蒂。

贺怡却执意不肯，坚持要寻找小毛毛，他南下江西以后，不做停顿，立刻就开始寻找小毛毛。只不过，时间过去这么久，又没有半点线索，只能通过一些只言片语和蛛丝马迹去碰运气，无异于大海捞针。

1949年11月，此时已是建国后，时任江西省吉安地委组织部长的贺怡，收到一些别人提供给她的线索，令她很是振奋，立刻乘车北上，从韶关赶赴赣南、粤北一带，期间，她阔别多年的老战友曾碧漪一直陪同。

此时，贺怡心中寻找小毛毛的执念依然很深，哪怕有一丝关于小毛毛下落的线索，她也绝不放过。21日夜间，贺怡等人乘坐中型吉普车来到江西泰和县境内，那时候的路况远不如现在，夜间更没有照明设施，只能靠汽车灯的光亮勉强驱车行进。

曾碧漪对此颇为担心，曾劝贺怡不要夜间行车，此时的贺怡寻找小毛毛心切，哪里听得进去劝。结果，夜间十点左右，吉普车在通过凤凰墟的一座木桥时，发生事故。

吉普车跌落入深沟，贺怡、古一民（曾碧漪儿子）当场身亡，所幸曾碧漪只是右脚骨折，并未伤及性命。

贺怡意外离世的消息很快传到毛主席耳中，毛主席惊闻噩耗，万分悲痛，他说：“不要再找了，让他留在民间”。此后，寻找毛岸红的事情再次搁置。

1953年，贺子珍幽居上海，因为思念毛岸红心切，给时任江西省长的邵式平写了一封信，信中谈及毛岸红的过往经历，希望他能帮忙寻找。

邵式平省长接到信以后，对寻找革命后代的工作十分重视，他委派优抚处干部王家珍负责此事，并成立寻找毛岸红的专项任务组。

因为毛岸红的线索太少，无法针对性地查找，只能是在红军留下的孩子中寻找，红军长征时，留下的革命后代不在少数，而且还有很大的流动性，寻找毛岸红的难度很大，能否找到尚未可知。

任务组夜以继日地寻找之下，还真就找到一位革命后代，这个小男孩1934年10月被朱盛苔和黄月英夫妇，取名朱道来，其中有“半道而来”的含义。

他的年龄与小毛毛相仿，样貌与毛主席也有几分像，通过化验，血型与贺子珍也完全符合，最重要的是，他家留有那件贺子珍当年给毛岸红亲手缝制的小棉袄，这个消息简直太振奋人心了，他们赶紧将孩子的资料和照片发给贺子珍鉴别。

贺子珍了解资料后，对着照片看了又看，高兴地说：“从照片和材料反映的情况看，‘朱道来’很像是我的小毛。”

不久，在贺子珍的请求下，养母黄月英带着朱道来前往上海，与贺子珍见面。贺子珍见到朱道来后，主要看了他两个特点，一个是油耳朵，另一个是腋下体味。经过确认，这两点都十分符合。

黄月英又亲手将一件小棉袄交给贺子珍，贺子珍见后，当年缝制这件棉袄的场景再次浮现在脑海之中，她激动不已，将朱道来拥入怀中，潸然泪下：“毛毛，这就是我的毛毛。”

朱道来究竟是不是毛岸红，兹事体大，他的照片被送到周恩来手中，周恩来看后没有表态，而是直接将照片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见到照片后，也没有直接表明自己的看法，而是说了一句：“这孩子很像年轻时的毛泽覃。”

这样一来，关于朱道来到底是不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红，始终确定不下来。恰巧在此时，本就是悬而未定的事情，又横生枝节。

一位名为朱月倩的中年女干部在这个时候突然来到南京，声称朱道来是他的孩子，原名为霍小青。朱月倩扬言，如果不把孩子还给她，她就吊死在中组部大门口。

朱月倩是霍步青的遗孀，霍步青曾任中央巡视员，后任红军学校宣传部长，于1933年病故，撇下尚在孕期的朱月倩，朱月倩因为丈夫离去，内心受到巨大打击，导致孩子早产，朱月倩为纪念丈夫霍步青，为孩子取名为霍小青。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为她接生的人，也是傅连璋。

朱月倩孕期身体很虚弱，没有奶水，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得知此事后，立即伸出援手，请卫生部帮忙找了一个奶妈，这个奶妈正是朱盛苔的妻子黄月英。黄月英当时的孩子刚刚夭折不到9天，便开始接过霍小青抚养。

出于保护孩子安全的原因，朱月倩与黄月英商量后，决定将霍小青改名为朱道来。

朱道来到底是朱月倩的孩子，还是贺子珍的孩子？一时间陷入两难之中。

华东局的领导出于慎重考虑，决定由办公厅主任赵尚志亲自再调查一次。赵尚志自然不敢怠慢，详细梳理现有资料后，没有轻易下判断，而是请到朱道来当年的奶妈再此询问，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孩子？奶妈毫不犹豫地说，“孩子是毛主席的呀”。

奶妈的回答让赵尚志疑惑更深，朱月倩与朱道来的养父母有直接联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很明确，但是各项资料、生理特征来看，又符合毛岸红的特征，不仅有那件贺子珍亲手缝制的棉袄为证，而且还有一份瑞金县叶坪乡的群众联合签名，这份签名一致证实“朱道来”的生母就是贺子珍，而且“朱道来”的小名就是“小毛”。

赵尚志陷入困境之中，一时间难以决断，决定将此事报给中组部，并带着黄月英及“朱道来”前往北京。

中组部对这件事很重视，将此事委托给邓颖超，邓颖超则约上帅孟奇、康克清、曾碧琦、钱希均等人，一同就此事展开讨论。

周恩来当时也将此事进展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听后，回答十分果断：“不管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毛泽东的这句话非常正确，“朱道来”到底是谁的孩子暂时无法确定，但他一定是革命的后代，这一点毋庸置疑。

中组部那边随后也有了研究结果，“朱道来”，这位江西找到的主席“失散儿子”，被中组部认定为霍步青烈士遗孤，但事实上，贺子珍与贺敏学却并不认同，他们始终坚持认为他就是毛岸红，并与“朱道来”保持紧密联系。

“朱道来”就此留在北京读书，并没有回到南京的朱月倩身边，也没有去上海找贺子珍，由帅孟奇照顾他日常的生活起居（帅孟奇与邓颖超，家里本来就已经收养了一批革命后代和烈士遗孤）。

“朱道来”同时拥有了三位母亲，分别是朱月倩、贺子珍、黄月英。她们都将自己所有的爱给了这个孩子，平时会经常给他送衣服、零食、零花钱。

“朱道来”也比较争气，学习非常上进，不仅进入了清华附中读书，后来更是考入了清华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国防科研单位从事科研工作。

但他后来却像是变了一个人，自从朱月倩出面争儿子之后，“朱道来”就有意与朱月倩疏远，因为他觉得自己差点就成了“主席的儿子”，却被朱月倩破坏了。

“朱道来”后来经常会犯错，经常受到批评，最严重的一次被送到农场劳改，帅孟奇曾为此做过检讨。

时隔多年以后，“朱道来”的人生结局再次产生分歧，蹊跷身亡死因成谜。

关于“朱道来”的死因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来自晚年的朱月倩：“朱道来”于1971年11月，因为突然昏倒送医，被发现是肝癌晚期，之后一直在南京医院治疗，12月因为医治无效病故。

另一种说法则来自于黄月英之口：“朱道来”死于1966年，在“特殊时期”的南京，一次武斗当中被人打死了。

“朱道来”的死因，在两位妈妈口中，无论是死因，还是去世的时间，出入都比较大。

毋庸置疑的一点是无论是黄月英，还是朱月倩，对“朱道来”的爱都是真挚的、无私的，她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去撒谎。

但真相毕竟只能有一个，至于谁的说法才是真实的那一个，还是说真正死因另有其他，如今都已经无法确定了。

那个年代的资料保存并不健全，即便是当事人互相之间的说法也无法保持统一。如今，事情已经过去数十年，随着时间推移，很多事情已经被尘封到历史之中，很难再找寻到一个确定的答案。

“朱道来”究竟是谁的儿子？他的死因又是什么？都已经无从考察，但其实这些问题已经都不重要了，只要我们知道，“朱道来”是革命后代，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