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十洲:锡伯部落的远征|《乾隆十二时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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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十洲:锡伯部落的远征|《乾隆十二时辰》

乾隆三十年(1765年)。

正月初八日的半轮夜月在风雪中显得有些迷蒙。凛冽的寒风将雪花吹得漫天飞卷,系在车马上的铃铛随着呼啸的寒风晃来晃去,发出丁零丁零的响声。一座小城在雪夜中时隐时现。

这座边塞城镇是雍正十三年(1735)由清朝驻屯军修建的。由于这里有几眼温泉,柳树成荫,因而有了“乌里雅苏台”的名称,蒙古语意思是柳树多的地方。

清代乌里雅苏台和谐共处的满人、汉人和蒙古官员

乌里雅苏台(uliastai)即今天蒙古国扎布哈郎特(Jibhalanta),雍正帝曾在这里设乌里雅苏台将军。

在这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乌里雅苏台的城外驻扎了一支疲惫不堪的军旅。简易的帐包分散在城垣东南的洼地处,厚厚的积雪把帐包里的人压得抬不起头来。在一个不大的帐包里往往要挤上三四十人,而这些帐包加起来足有上百个。风雪在人们头顶上呼啸着,他们靠彼此的体温来取暖,相依偎着度过这可怕的寒冷之夜。

这支饥寒交迫的军旅,正是奉朝廷之命,从盛京调往新疆伊犁的锡伯官兵及其家眷。在中心帐包里,一根长长的“子孙绳”在风雪中受到族人的特别呵护。在信奉萨满教的锡伯族人的精神世界中,这根绳索是纪念全族人生命里程的神器,他们又称之为“喜利妈妈”。即使是在远征的途中,也必须珍藏在“子孙袋”中,以此来保佑族人的身家性命。同时,帐包里的人们相互讲述着三国英雄关公的故事,在寒冷中激励士气。接受关公作为萨满教的神祇,完全符合锡伯族人西迁时克服艰难险阻的精神需要。

中国邮政发行的关于锡伯族的邮票

据档案记载,朝廷从盛京及其所属诸城的锡伯官兵中,挑选年富力强、善于骑射的兵丁一千名,防御、骁骑校各十员,官兵之家眷三千二百七十五口,共计四千二百九十五人迁往伊犁。但实际到伊犁的锡伯族人不止此数。乾隆三十年,伊犁参赞大臣爱隆阿的奏文称:“据护送一千名锡伯官兵之协领阿穆呼郎、噶尔赛呈称:去岁,我等前来时,除已入册之人口外,沿途陆续新生男女幼童共三百五十余名。此外,我等于途中查出跟来之闲散四百余名。当即询问伊等,皆答称系官兵之兄弟子女,由原籍起程时,跟随而来。其中,男二百四十七名,女一百五十八名。实系起程时跟随而来,并无他故。惟印册内无其名额,等因具结前来。”由此算来,当年迁徙伊犁的锡伯族男女老少,约为五千零五十名。

这支人马从盛京出发前,朝廷特别由盛京户部支给被派出防御、骁骑校各一年的俸银外,又发给两个月盐菜银,每人每月二两,马六匹。发给兵丁两个月盐菜银,每人每月一两五钱。每户发给整装银三十两,帐房、铁锅之折价银六两,马两匹,牛三头,车一辆。每人携带两个月口粮。这群官兵和家眷被分成两批,先后起程。其第一批派去防御五员,骁骑校五员,兵丁四百九十九员,官兵之家眷共一千六百七十五口,一并交协领阿穆呼郎管带,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四月初十日起程。第二批派去防御五员,骁骑校五员,兵丁五百零一名,官兵之家眷共一千六百口,一并交协领噶尔赛管带,于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十九日起程。

位于沈阳北市场的锡伯族家庙——太平寺

锡伯族官兵扶老携幼,赶着牛车,离开自己多年生活的家园——盛京,他们出彰武台边门,经克鲁伦鲁伦路和蒙古路,于八月二十四、五日抵达乌里雅苏台。旧历八月末的蒙古高原,已是青草无存,寒气袭人。这支军旅携带家眷、精疲力尽,牲畜也因长途乘骑,疲瘦无力,加之粮草又成了大问题,队伍已无法前进。于是,就在乌里雅苏台扎了营,等来年春草返青,再赶往伊犁。

锡伯族原隶属于科尔沁蒙古。康熙三十一年(1692),科尔沁蒙古王、公、台吉将锡伯族“献给”了康熙帝,被编入满洲上三旗(镶黄、正黄、正白),分驻在齐齐哈尔、伯都纳和吉林乌拉三城,隶属于黑龙江将军和吉林将军。

然而,朝廷又疑心锡伯人众,恐日后生出事端,便采取了“分散各境, 万不可使居一国” 的分而治之政策, 康熙三十八年(1699)到四十年(1701)间,下令将三城锡伯族兵丁及家眷迁到北京、盛京及其所属之开原、锦州、辽阳、熊岳、金州和凤城等地驻防。这是锡伯族人的第一次大迁徙。

话又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和二十四年(1759),清政府先后平定了阿睦尔撒纳和大小和卓叛乱以后,为了加强新疆之防务,设立了伊犁将军,并调拨满洲、索伦、绿营、察哈尔和额鲁特等兵往新疆驻防。然而,战后的伊犁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防务空虚,沙皇俄国又不断向东扩张。面对这种形势,清政府一面由内地派遣官兵,筑城驻防,一面从南疆移民屯田,并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命明瑞为首任伊犁将军,驻伊犁惠远城,总理天山南北两路军政事务。然而,军机大臣们仍感兵力不足,防务不甚坚固,尤其地处伊犁东北的“塔尔巴哈台地方,非但与伊犁毗连,且通阿尔泰、科布多等地。虽于伊犁驻兵,而塔尔巴哈台不驻,则西北两路,声势不能呼应。惟于塔尔巴哈台驻兵,周围环设卡伦,则西北两路方能彼此呼应,伊犁军威,将更加强盛”。于是朝廷决定在塔尔巴哈台筑城,由伊犁派兵换防,交伊犁将军明瑞承办此事。明瑞深感伊犁现有官兵不敷调遣,乃具折奏闻,请调拨盛京锡伯兵增援伊犁:

塔尔巴哈台驻兵后,当年七月,此一千五百名兵又该换班,若即于伊犁携眷满洲、索伦、察哈尔兵内派出换防,则凉州、庄浪之满洲兵,皆携眷来驻。初从戎行,其步射、枪法尚可,而马背技艺,一时不能谙练,即使苦练,亦需数年之暇,且至丙戌年,三千兵方能到齐。至察哈尔兵,本选无能、情愿来居者移之,迁至伊犁后,方始操练,亦不能即成强兵……至布特哈索伦兵,来年方能到齐。若后年春即遣驻塔尔巴哈台,则其家眷尚未定居,亦有不便之处。请仍派换防兵,再换一班。此次换班时,仍于京城满洲前锋、护军、健锐营前锋及黑龙江兵内拣选兼派,似于事有利。再,奴才等闻得,盛京驻兵共有一万六七千名,其中有锡伯兵四五千名,伊等未甚弃旧习,狩猎为生,技艺尚可。近几年出兵时,未曾遣派伊等。奴才以为于此项锡伯兵内,拣其优良者一同派来,亦可与黑龙江兵匹敌。(见《伊黎(犁)参赞爱隆阿等奏锡伯官兵家口数目折》,原件见军机处乾隆三年九月满文《月折档》。)

明瑞的奏折很快得到了乾隆帝的批复,并责成军机处策划锡伯族人的这次远征。

也许这是乾隆帝为满洲文化流传留下的最精妙的一笔。正是这五千余名锡伯族远征军,他们从中国大陆的最东端出发,跨越蒙古草原,翻越阿尔泰山脉,经过一年又三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了中国大陆西端的伊犁地区。由于这批人及其后裔远离具有强大文化影响力的汉民族,因而始终没有忘却满语,成为满语唯一的继承者。

图为锡伯族家庙前展现西迁的雕塑作品

每年的旧历四月十八日,是锡伯人西迁的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孩子们将锅底黑烟灰涂在自己的脸上,也涂在相见人的脸上,以此来纪念先祖们的业绩。

今天在故宫内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收藏有大量的满文档案,分属有内阁全宗满文档案、军机处全宗满文档案、宫中全宗满文档案、内务府全宗满文档案及宗人府全宗满文档案等十余个卷宗,反映了清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关系、外交等各方面的重要史实,仅有目可查的与汉文档案不相重复的就达一百五十万件左右。这无疑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可以告慰于乾隆帝的是,两个世纪以前的那支锡伯族远征军的后裔,他们的儿女有的成为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的研究人员,正在整理着这份庞大而珍贵的档案资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全体成员合影(摄于1990年左右)前列:左1,吴元丰(主任,研究员,锡伯族),左3,关孝廉(副主任,研究员,锡伯族);中列:左4,郭春芳(馆员,锡伯族),左5,赵玉梅(副研究员,锡伯族);后列:左1,关精明(副研究员,锡伯族)左3,安双成(研究员,锡伯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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