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曾为何事“小题大做”向中共中央写检讨

董必武为六角钱向中央写检讨！

1941 年，由于受国民党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坚持要做检讨，许多身边同志都安慰董老“六角钱不是大数目，没必要小题大做，也不用做检讨”。董老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1945年，董必武参加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当时发给董必武的置装费是1300美元，他到美国后请同志帮忙选购，要求不要选太贵的衣服，最终在成衣店买了一套25美元的西装，穿着这简朴而合身的服装出席联合国大会，省下了1275美元的置装费。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他也十分节俭，不住豪华宾馆，从不到大餐馆用餐，还经常自己做饭，最终省下了1260美元的生活费和200美元的交际费，这些省下的费用都被董必武用来贴补购买《新华日报》急需的印刷机、英文打字机和出版英文版《解放前实录》等，全部用在了革命事业上。

董必武不仅拒绝额外的特殊照顾，连正常给予的待遇也力求简化。每天早起后，他泡上一杯茶，一天之内只能续水、不加茶叶。他爱用牙签，但是用过以后总舍不得丢，要拿来蒸一蒸之后再用，直到用烂为止。牙刷也是一样，用到毛都卷了也不换，断了以后放在火上烤一烤，粘上继续用。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住进了北京。董老的夫人何莲芝怕他年岁大了，受不得风寒，就将自己在延安大生产中劳动所得而积攒下的钱给他买了一顶帽子。董必武问花了多少钱。何莲芝怕他嫌贵，就骗他说只花了二三十元钱。过了些时日，董老又向何莲芝问起这顶帽子的价格。

何莲芝依然没有改口说：“你怎么不相信人？就是二三十元嘛！”

董老摇了摇头说：“你呀，骗我还说我不相信你，你自己看看。”说完，取下帽子，指了指帽子里沿的标价。

何莲芝顿时就闹了个大红脸，原来，何莲芝买帽子时，没有注意到帽子里还有标价。之后，董必武在开党员生活会的时候，还专门拿这个事作例子作了自我批评，并写了一个横幅挂在自己的书房里：“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性习于俭，俭以养廉。”

董必武（1886年-1975年4月2日），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号壁伍，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人。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同年参加辛亥革命。1914年，考入日本东京“私立日本大学”学习法律，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6月，回国从事反袁活动，两次被捕入狱。1919年，在上海参加了五四运动，后创办武汉中学，教授国文。1920年秋，与陈潭秋等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后回武汉建立和发展湖北省的党组织，先后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武汉地委书记、湖北省委委员。1924年后，领导筹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湖北省党部常委。

1928年，赴莫斯科学习。1932年，回国后，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期参加同国民党谈判，曾任中央南方局副书记、重庆工委书记、中央财经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1945年，代表解放区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中共重庆工委书记，中共中央财经部长，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董必武担任政务院副总理，率领接收工作委员会华东工作团前往南京、上海等地，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工作，胜利完成了任务。察哈尔北部地区出现鼠疫并迅速蔓延，董必武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中央防疫委员会，组织医务人员前往疫区，迅速制止了疫情的进一步发展。后历任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和代理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七届、八届、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4月2日，在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