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通诗联传——赤坎吟社往事

一

诗榜上的文字游戏

1938年底，《申报》刊登一篇名为《广州湾附近赤坎一瞥》的文章，开篇便说赤坎“是半个都市化的小市集，也是个被国人遗忘的一个南海的重要口岸。”其中在“娱乐场所”一节写道：“（赤坎）有湖光吟社，定期出诗句征对，请宿儒评定甲乙，按分数多少奖给书券，藉助余兴。乃集省、高、雷、钦、廉、化各属人士共同取乐，他处并有其他吟社。”该文作者不详，很可能是一名路过广州湾的旅客或记者。抗战初期广州等沿海港埠沦陷，广州湾的海陆通道地位日益重要，各报刊纷纷关注该地民情。因此，湖光吟社就是在此背景下被《申报》记录。

战时广州湾商贸迅速发展，大量进口物资经赤坎输入内地，亦有不少土产运到赤坎出口港澳和外国。大批货商和难民住在赤坎，既促进城区扩展，新建住宅增多；也促进旅馆业和相关服务业趋于兴旺，中高档消费去处日新月异。而赤坎湖光吟社及其他吟社的兴起，能够集合省会广州和南路各属人士“共同取乐”，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战时广州湾的繁荣。

参加吟社活动的诗词爱好者通过刊印诗榜进行交流，这些诗榜是本文的主要资料来源。据笔者所见，廉江市档案馆藏有赤坎湖光吟社和好古吟社诗榜共29张，雷州市博物馆藏有雷州、赤坎、吴川等地多个吟社的诗榜约160张。涉及雷州名号不详的吟社1-2家；赤坎吟社7家，包括联吟竞胜社、湖光吟社、好古吟社、博文研究社、大公对社、崇香诗社和鸣雷社；坡头雅吟社1家；吴川塘㙍西河吟社和石门高岭秋兴吟社2家。

由于年代和刊印地不同，各吟社的诗榜形式各异，大致皆是右起竖排的长幅状印刷单张。笔者大致将这些诗榜分为初创期（上世纪30年代中期）、成熟期（全面抗战初期）和延续期（新中国成立前）。成熟期的诗榜形式普遍相似：右侧是对首或征对题目，接着从右至左、自上而下按照排名先后抄录吟友的下联或诗作以及吟社老师的评语（多为上下两栏），左侧则有下期预告、吟社名称和代收处的信息。该期评定者的姓名通常用较大字号显示，并加上“恭请某某某老师评定”的敬语。此外，有些诗榜在页眉处印有奖金、奖品或告示信息。不过笔者所见的诗榜均未标明年份，一般每十日一期，只能通过旧历月份和评语等信息推断若干诗榜的年份。

考察上述馆藏的诗榜，笔者推测吟社活动似乎最早出现在雷州城。年份最早的诗榜可能出自上世纪30年代中期：一张没有写明吟社名称和评定者的诗榜出句“酒酣最好邀花饮”，入选诗榜的下联大多属于伤春悲秋，唯独印在最末的殿军句“血热宁甘任叶食”表露抗击外侮的强烈情感。故评定者批曰：“凡是热血国民，皆不坐视蚕食，说来何等悲壮。然而理想、现实往往不相并驰，吾观东北，倍感伤心不置。”由此可见，该榜文应在1931年东北“九一八事变”之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刊印。另有多张形式一致的榜文也是出自某家未具名的雷州吟社，该社榜文页眉写有装以花环的“当众誊真”大字，表明誊抄和评选的公开公正，吟社没有篡伪。其中两份榜文是“闰三月”中刊印，可以推断当年是1936年。该榜文左侧列明总收处是启明学校，并有“雷州敏记代理”红印，可知吟社所在地应在雷州城。这一时期每次参与对联竞赛的费用（即“每比卷资”）是二毫，奖金以前五名和殿军（奖金等同第五名）为多，由六元至一百元不等，此后数十名的奖金依次递减，大多在一元以下。奖金肯定“羊毛出在羊身上”，反映参加游戏的吟友之众。诗榜印有未来四期的上联（及“继兴对首”），供吟友提前创作和投稿。诗榜还注明当期公证人是谁，由其监督开卷，盖章公正，以免作弊。

此时吟友的分布网络已经颇具规模：雷属三县海康、遂溪和徐闻的县城墟市，广州湾租借地境内的赤坎、西营、太平等地，以至海口、安铺、钦州和香港等地均设有代收处。这些代收处大多是商号，说明各地商业贸易有效促进书信流通，吟友投寄的诗文应是随附货物和商人的交通而传递，亦有可能通过邮局邮寄。另一方面，从吟友名字来看，不少是铺号（如“西营柯记”、“太平颖川号”等），说明他们是店主、伙计或其家属，同时以铺号、商号为名者似乎具有“广而告之”的宣传意味。此外，其他吟友多以籍贯冠名。笔者生之也晚，对雷州故旧所知不多，暂无力一一考究以铺号、室号为名的吟友身份。其中实名者较有地位的有“雷州陈伯常”。陈伯常是晚清举人、长年执掌雷阳书院的文化名流陈乔森（1835-1905）之子。辛亥革命之后，同盟会在雷州建立机关接管地方政权，陈伯常出任保安局副局长，不久后因为政权内部权力倾轧而退出。陈伯常颇有文化水平，创作多首雷歌传世，而且经常造访赤坎，是陈学谈等广州湾豪强和富商的座上宾。

印有“当众誊真”的诗榜

二

吟社活动中心转到赤坎

我们有理由相信，赤坎湖光吟社的出现，与雷州吟社有渊源关系。其一，受民国时期匪患以及日军侵略影响，许多周边地区民众迁居广州湾；而广州湾与雷州半岛的经贸联系自上世纪初起已十分密切，人员往来频繁。其二，诗榜单张每隔十日或五日大量印刷，也就是需要现代化的新式印刷业提供物质条件。近代湛江地区的雷州、赤坎、安铺等地都出现新式印刷业，其中以1921年黄景星创办的雷城道南印务局较具影响力。赤坎的印刷业始于上世纪20年代初汪其明开办的博通印务局，但其规模较小。直到1927年道南印务局股东符南山到赤坎开办华文印务局，以及1938年雷阳印书馆为避战乱而从雷州转移赤坎，当地印刷业才趋于兴盛，民众喜闻乐见的雷州歌本等通俗读物得以大量出版。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次年10月广州沦陷，1939年2月日军又攻占海南岛，许多难民逃入雷州和广州湾避难，抵抗侵略的情绪也体现在诗榜上。笔名为“抗日义士”、“雷州满腔热血”、“中尉副官”的吟友不时出现。寓居赤坎等地的难民扩大了吟社活动的群众基础，也进一步完善了游戏规则和诗榜形式。赤坎联吟竞胜社的诗榜与前述的雷州吟社诗榜有明显的延续性，不过也有多处显著变化：页脚有“赤坎博通中西印务局承刊”字样，诗榜左侧有评定者的姓名，空白处加上各种装饰图案，表明排版更加用心。笔者猜测联吟竞胜社是1938或1939年雷州吟社搬到赤坎后所成立，而吟社所邀请的评定者林逊斋正是一名来自外地的逃难名人。

林逊斋（1885-1950），本名熙谦，海南文昌人，以经商持家，做过文昌县白延墟商会长。林逊斋平生雅好书画，擅治印，与上海多位文人书画家如柳亚子、丰子恺、溥心畲和王一亭等有通信往来，收藏他们多幅作品。1938年浙江书画家沈华山经海派艺术巨匠王一亭介绍，携妻逃难海南投靠林逊斋，得到他接待和安置。海南岛沦陷后，沈华山一家移居赤坎，后来住处不幸遭遇盟军飞机空袭，仅得儿子沈定庵幸存。沈定庵后来回忆父母逃难往事，曾说起得到一位海南“诗人朋友”相助。沈老或许不知，这位林逊斋老师，也来到赤坎居住，并得当地吟社聘请为诗榜评定者。林逊斋一般对诗榜前五名和殿军各有数十字评语，多谈遣词用字、意境和典故出处，体现他的深厚诗学知识。值得一提的是，笔者所见的馆藏诗榜似乎原是个人收集，后来移交档案馆收藏，故若干诗榜上有原主笔迹。其中一份诗榜将“林逊斋老师”的“师”字涂去，用毛笔在旁写上“契弟”泄愤，或是因为原主不满林逊斋的评分，使得自己名次偏低，甚至落选诗榜。

或是因为抗战初期吟社活动的参与者增多，联吟竞胜社的奖金有所提升（参赛费用仍是二毫）。一些贴近战争时势的诗联也成为吟友之间，以及吟友与评定者之间抒发情感的寄托。如九月（似为1939年）廿六期的上联是“数点鱼灯看远近”，下联冠军是香港蒙家齐，其联对曰：“独凭军鼓唤和平”，获得奖金140元。林逊斋借评语大发评论：“旧时代以道德为和平之根，然直至现在，欲讲和平必先讲武力……和平非纸上空谈所可靠，故仍是武力为优。隆隆军鼓，正和平之呼声也。”由此可见，已届中年的林逊斋亲身经历战乱逃难，意识到时代剧变，空谈无用，必须通过抗战赢取和平。不过总体而言，感时伤怀和风花雪月的对联仍占多数，说明吟友的审美仍停留在传统经典品味中。为了入选诗榜，大部分人囿于旧体诗的格律，专于猜字押韵，缺乏创意。此外，林逊斋和陈梦江、卢蠡隐又参与赤坎崇香诗社的评阅工作。与其他吟社不同，崇香诗社出诗题，参与者需要创作一首七言诗，每期间隔为20天，由三位老师分别初阅、再阅和加评。

赤坎联吟竞胜社的诗榜

三

抗战初期吟社趋于成熟

若说联吟竞胜社还带有鲜明的雷州吟社印记，那么湖光吟社则实现了在赤坎的本地化发展，其竞赛流程、诗榜形式以至印刷水准都趋于成熟。

笔者所见的湖光吟社诗榜共有13张，都是1938年下半年（根据“闰七月”推测）的各期诗榜。从诗榜可知，该社位于赤坎新街尾大中酒店旁，国华公司是其总代收处，并提供竞赛的担保金，等于是公证人以外的又一保障。居住在赤坎的吟友可向国华公司投对，诗榜列出的约30个代收处主要是商号，多数位于原高州府地区，包括吴川的塘㙍、梅菉、黄坡、龙头、三柏和杨梅等，廉江良垌和安铺，以及化州、水东和高州。此外，遂溪、雷州和广州湾境内的西营亦有代收处。由此可见，湖光吟社的外地吟友主要分布赤坎的以东和以北地区，彼时设市管理的商业重镇梅菉有广利源商号作为总代收，应是收集临近地区代收处的稿件，再一并转送赤坎。

湖光吟社的征对活动较频密，定为五日一期，规定“每比收手续费二毫，逢三、八日下午八时截拆，迟恕不侯。”以九月初三期（1938年10月25日）为例，诗榜提醒各“吟伯”投对如有典故，需以纸条说明，纸条张贴在原对之下，以便移粘大榜送评。这就说明吟社的工作流程：将每期收集得来的吟友对联粘贴在一张大榜上，由评定者打分排列名次，再誊抄交给书局印刷。为了避免誊抄过程中的争议，诗榜注明“忙中有错，原卷为证。”

对于一众参与者而言，奖金恐非可有可无，许多吟友甚为看重。当日军登陆珠江三角洲，进而攻陷省会广州，广东形势急转直下。广州湾虽然相隔甚远，战火尚未蔓延至此，但时局变化也引起民心惶惶。故湖光吟社专门在诗榜页眉说明：“值此非常时期，本社无论如何断不终止。”湖光吟社如此表态，意在劝说吟友继续出钱投对，不要动摇信任。该期对首是“孤馆夜阑难入寐”，茂名李崇以“半窗月映易牵情”摘得冠军，但评定者周响晨似乎偏爱殿军“华南海峡”的“五城尘满忍相望”。其评语颇有山河破碎、颠沛流离之伤感：“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吾人今日之哀广州，殆无异杜老昔日之哀江头。五城二字点缀地名，尤为稳熟。”五城典故出自杜甫《塞芦子》，指唐朝西域边疆的五座军事重镇，是抗敌前线。周响晨指出这位殿军化用典故，表达民众对于广州沦陷的哀怒悲愤，可呼应杜甫另一首诗《哀江头》中的句子。同一个对首，冠军与殿军的下联却表达截然不同的情感，可谓时代变迁的真实写照。又如闰七月十八期的对首是“渐觉秋凉惊旅梦”，殿军“得意号”对曰：“解除暴日息师干。”单从文学修辞角度来看，该下联略显牵强，但周响晨就是偏爱这种表露抗日情感的句子，批曰：“吾国苦战甚矣。然必驱除暴日，始息兵戈。惟在全国一致奋斗耳。”与其说是文学评论，更像是他请求吟友共克国难的呼吁。

关于周响晨，可查到的资料较少，只知他是茂名人，生卒年不详。1932年广西陆川人士吕春琯和李楚凡投资开发广西中部的合山煤矿，聘请周响晨为经理，集资者多是粤桂两省官绅。其后新桂系集团入股，公司改组，周响晨是理事会的9名理事之一。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广西省政府出兵抗日，财政紧绌，故请求中国银行投资入股，次年7月正式成立“合山煤矿股份有限公司”，人事也做了调整。周响晨是否在此时离开合山来到赤坎定居，目前尚不清楚。但从他担任公司经理的履历来看，他显然不是文教工作者，难以担当“宿儒”之名，诗词创作和评论似是业余爱好（林逊斋亦然）。无论如何，全面抗战初期，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周响晨借着湖光吟社征联活动的平台，抒发其对日本侵略的愤懑之情，呼吁民众抵御外侮，当是抗日救亡运动中值得肯定的一种文化动员行为。

赤坎湖光吟社的诗榜

与湖光吟社活跃时间和吟友分布范围相仿的好古吟社，其抗日动员更显积极。好古吟社原设在赤坎汽车街两广旅店（也是奖金担保方之一和总代收处），另在坡头广安堂设总代收，手续费和截拆日期都与湖光吟社相同。不过好古吟社特意说明“绝无赌博性质，只供文人消遣而已。抱念公平，有私天厌。倘有怀疑，幸勿赐教。”从1938年旧历八月的四个对首来看，也确实纯是文人趣味：莺转柳堤烟正暖、但愿良朋长聚首、万古云烟如过眼、清琴每向花前弄。为了中秋应节，八月初三和初八期冠军加奖七星蟠龙月饼一只，二三四五名也分别加奖双凤朝阳饼、金腿双黄饼、宫娥大月饼和宝鸭穿莲月饼，这些奖品都由大中酒店制作提供。

令人疑惑的是，至迟从旧历八月开始，两家好古吟社同时并存。新的好古吟社地址位于赤坎米行街十三号楼上，总代收处改为“赤坎二叔公报纸局”，每逢一、六接收投对。与此同时，原本设在两广旅店的好古吟社继续每逢三、八刊印诗榜，两家好古吟社都是“恭请杨嘉甫老师评定”。“二叔公”粤语意为祖父的二弟，巧合的是，抗战时期曾在广州湾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温焯华的绰号亦为“二叔公”，但其来历不明。1940年2月中共南路特委在高州城成立，不久后迁到广州湾，温焯华奉广东省委之命任南路特委组织部长，潜伏广州湾租借地开展工作。温焯华等人以长发庄等商号为地下交通站，建立多条交通线，有力传递情报消息。然而，1938年秋温焯华尚在广州，故赤坎二叔公报纸局的“二叔公”当另有其人。由于资料所限，笔者暂未能考究这是其他革命工作者的化名，或只是一个纯粹民间性质的报纸代理商号？

二叔公报纸局收据

从二叔公报纸局发行的好古吟社诗榜（现存1938年八月十六期和九月十六期）来看，一些吟友的笔名颇能表示抗战情绪，如梅菉抗日、北海难民和坡头抗日等。两家好古吟社并存的局面并未维持很久，博文研究社成立后（现存八月十八期，似在1939年），二叔公报纸局担保奖金和充当总代收处，社址是赤坎泰安街门牌八号。博文研究社每逢三、八日收对，诗榜的长度明显缩小，或是为了方便携带。游戏规则未见更改，与湖光吟社和好古吟社大致相同。入选博文研究社诗榜的吟友数量有所减少，且有不少重复，某些笔名体现民众的抗战情绪，如三柏大刀队、赤坎兵家军和黄坡抗日等。

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逐步恢复广州湾租借地内的活动，1939年4月成立党组织“广州湾支部”，力量还比较薄弱。在这种情况下，1938-1938年的二叔公报纸局不可能处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其征联活动所反映的抗日动员行为，可能仅仅出于普通文人的朴素爱国情感。至于温焯华1940年到广州湾工作后，是否通过统战工作将二叔公报纸局纳为己用，继而化名“二叔公”行走江湖，仍有待研究者深入考察。

赤坎博文研究社的诗榜

四

余论

抗战初期赤坎数家吟社并驾齐驱，诗榜征联活动流行一时。吟社的发展脉络始于上世纪30年代中期雷州城和广州湾之间的商贸往来，货物和商人的流动有利于相近地区的文人联谊。在此初创期，吟社有奖竞赛的活动流程和诗榜的排版形式还比较简单，不过高雷廉琼民众广泛参与的网络已初步形成。吟社的代收点遍布各城镇墟市，大多是各类商号或旅栈，说明吟社利用日益频密的商贸往来收寄稿件、诗榜乃至奖金。随着抗战爆发，广州和海南相继沦陷，雷州受到日军侵略威胁，吟社活动的中心往赤坎转移，赤坎联吟竞胜社的出现，以及该社邀请海南文昌人林逊斋为评定者，反映在此期间的过渡变化。

赤坎是广州湾租借地的商业中心，海陆交通便利，各方难民寓居赤坎，加上新式印刷业的发展，促进各家吟社蓬勃发展。就目前材料所见，1938年的湖光吟社和好古吟社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游戏规则和印刷排版，不菲的奖金和名师的评点，都是促进吟友积极参与的吸引因素。不同于此前吟社的代收点多设在雷琼地区，湖光吟社和好古吟社的代收点更多设在原高州府地区的吴川、坡头、茂名、化州和廉江等地。不过总体而言，吟社活动主要是“文字游戏”，不太受方言所限，所以下四府识字民众均能参与。二叔公报纸局曾办过好古吟社和博文研究社，隐隐透露抗日救亡的文化动员意图。

或是吟社活动广受欢迎，抗战初期赤坎还有“大公对社”和“崇香诗社”，赤坎以外的坡头也出现“雅吟社”，同样邀请好古吟社的评定者杨嘉甫做评判员。1943年初日军进驻广州湾，许多寓居赤坎的难民逃亡西南大后方，吟社活动应是盛况不再，甚至中止。到了抗战胜利后，有“湛江市赤坎鸣雷社”再次发行诗榜，但其印刷质量已不如从前。战后刊印诗榜的吴川塘㙍西河吟社和石门高岭秋兴吟社，也因为物价动荡而要提高手续费。延续期的吟社活动，可说趋于没落。

笔者认为，投寄对联的吟友（或称“吟伯”）应以中老年男性为主，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多是年少时接受私塾教育，故对诗词有所爱好，他们的审美品味基本停留在传统文人反复吟唱的古典文学。就笔者所见，较有地位的政商学要人没有参与投对。虽然某些吟社声明征联活动并非赌博，但事实上主要以格律韵脚作为入选标准。至于立意只属前几名脱颖而出的“加分点”——也就是说，对于大多数参与者而言，他们可以赌博心态来押韵猜字，许多下联可谓“千篇一律”，亦能赢取奖金，尽管金额不大，亦不失为一种娱乐。而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较高的个别吟友和评定者，他们有时借着诗榜抒发国破家亡的悲愤之情，呼吁同仁抗日救国。

综上所述，吟社活动可说是具备基本文化水平的普罗大众的联谊竞赛，他们或是为了奖金，或是为了吟诗作乐，或是为了与人交流，与来自不同地方的数以百计吟友面对同一条对首，在规定时间内创作下联，再交吟社评选。他们之间的沟通交流，实有赖于高雷廉琼和省港等地商贸往来。对于今人而言，这些文字游戏的文学价值见仁见智，但不失为近代民间文学的记录，值得我们收集整理和进一步研究。

编辑：大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