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想卖掉所有边陲之地——戊戌变法的领袖谭嗣同，到底是爱国还是卖国

近代史上名气很大的戊戌变法以惨败收场，戊戌六君子慷慨就义，留下不少传世名言。

尤其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不断激励着后辈仁人志士。

这位维新党的核心人物得到后世极高评价，梁启超称其为：中国为国流血第一士。

百多年后我们回看戊戌变法，它作为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启蒙运动，推动了近代社会的进步。六君子舍身成仁的决心，我辈也感动容。

但历史从来都是有局限性的，如果我们详细了解一下谭嗣同的变法细节，恐怕会惊出一身冷汗。

他始终有个大胆的想法：卖掉全部边陲之地。

甲午战争后，要掏的赔款高达两亿两白银之巨，面对这笔天价赔偿，心系国家的谭嗣同就提出了自己的办法。

当时谭嗣同只是个举人，还在老家讲学，说话没什么分量，但他老师欧阳中鹄充任过很多名人政要的幕僚，在京城颇有点名声。

谭嗣同写了封信给老师，里面说到心中的计划：

益当尽卖新疆于俄罗斯，尽卖西藏于英吉利，以偿清二万万之欠款……费如不足，则满洲、蒙古缘边之地亦皆可卖。

这个计划已不是大胆，而是疯狂。

新疆卖给俄罗斯，西藏卖给英国，再不行，蒙古和大清的龙兴之地满洲也能卖啊，这样二万万两的数目不就够了。

当时谭嗣同30多岁，还是个小年轻，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愤青的一时气话，不必当真呢？

谭嗣同用实际行动告诉你，这不是气话，这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几年过后，得到光绪帝支持的变法即将开始，谭嗣同这时已经历过公车上书，并入京结交了梁启超、翁同龢等人，还到南京候了两年缺，有了不少历练，自称“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

变法要花钱，钱从哪里来？

谭嗣同不能不考虑这个实际问题，他在和好友贝元征商量的时候，又提出了自己卖地的计划，这次的方案更加成熟，卖多少钱，谭嗣同也给算清楚了：

计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不下二千万方里，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

每方里单价五十两，估摸着能卖十亿两，去掉战争赔偿款还能多出许多，变法经费绰绰有余。

并且，这种想法并不是谭嗣同个人持有，整个维新派想卖地的大有人在。

比如，康有为。

吏部尚书孙家鼐也是个维新派，他问康有为：变法的钱从哪里来？

康有为早有准备，果断抛出卖地论，一点都不带犹豫：

无虑，英吉利垂涎西藏而不能遽得，朝廷果肯弃此荒远地，可得善价供新政用，不难也。

维新派并不是私下说说，康有为曾亲自上疏光绪，提及自己的卖地论。不知光绪看到脸上是什么表情，而变法短短103天就告失败，此事也就无疾而终。

那么问题来了，没有一寸国土是多余的，寸土必争的想法在现代人心中早已根深蒂固。谭嗣同、康有为这些维新派在当时也算顶儿尖儿的人物，怎么会有出卖国土的想法呢？

开头就说过了，这就是历史的局限性了。

谭嗣同的方案不光光是卖地，在他的想法里，这些边陲之地终究无法守住，加之产出效益有限，徒然耗兵靡饷，守之无益，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久为二国垂涎。

情愿少卖点钱，把西藏贱卖给英国，新疆贱卖给沙俄，这两国自然对大清好感大增，顺势请求它们保护中国十年，为大清卧薪尝胆赢得一个缓冲期。

以二境方数万里之大，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而卖之则不止值二万万，仍可多取值为变法之用，兼请英俄保护中国十年。

这种想法也并不是谭嗣同所首创，类似的想法在甲午战争之前就有清流派大臣提出过，他们的设想是朝廷出点儿钱，雇佣沙俄或者德国到朝鲜去和日本打，和维新派有异曲同工之妙。

从卖地的想法上就能看出来，维新派的领袖如此幼稚，这变法还成功得了吗？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真成功了，对今日是祸是福还真不好说。

假设一下，这个计划成功，事情也绝不会向谭嗣同所期望的，英国和沙俄会为大清提供保护。丛林法则才是国际政治的本质，失去边疆后朝廷不仅无法摆脱财政负担，反而会加重财政负担，这是中国作为大陆国家属性所决定。

再举例子，左宗棠和李鸿章的塞防与海防之争也与之类似。李鸿章这样的晚清顶尖人物，也是出过国见过世面的，他也认为新疆的得失并不重要，而从海上来的列强根本挡不住，一旦登陆就是直取北京，海防比塞防重要得多，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两者择其一，新疆是可以被放弃的。

总之就是一句话：我之力终不能守，徒为我之累赘。

幸好还有左宗棠这样的精英，他的视野在李鸿章之上：一个都不能少。

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秩，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所以“时事之宜筹，漠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

这件事上，不得不提到慈禧，这老太太的的老妖婆人设也多是在变法之后形成的，当时要没她的支持，左宗棠也不管用。

但是，能就此批评谭嗣同，称他为卖国贼或是爱国贼吗，那也是不公平的。

谭嗣同虽然是维新派领袖，骨子里却仍然是个传统儒家士大夫，这套战略的出发点仍然是挽救大清，富强中国，本质并没有恶意。

堂堂大清脆败于小国日本，而且是毫无还手之力那种，带来的震动远不止赔偿两亿两白银那么简单，那是整个国家、满汉各族的切肤之痛。

整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在拼命找救国图存的方子，什么办法都用过了，不行。

这种情况下，卖地也不是不可接受了，卖出去，强大了再拿回来，总比窝窝囊囊死掉要强。

谭嗣同们意识不到的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国力碾压是一个长期的事实，大清要想实现工业化，远不是一两代人能做到的。而相隔时间越长，对地区的征服、控制成本就越来越高，最后高到无法实现的地步。

最后，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又何苦苛责谭嗣同？

谭嗣同有颗真正爱国的心，也是条铁打的硬汉。行刑时故意安排用的是钝刀，根据《谭嗣同就义目击记》里记载，砍了三十多刀头颅才落地，百年之后读来仍然让人头皮发麻，但这就是当时有志之士的代价。

谭延闿也敬这位本家是条真汉子：

神采扬扬，刃颈不殊，就地上劙之三数，头始落，其不恐怖，真也！

每代人有每代人的想法，每代人有每代人的历史使命，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标准要求古代人，他们有自身的历史局限性，没能意识到时代已经变了，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