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寒潮,最可怕的杀伤性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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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寒潮,最可怕的杀伤性武器

2021年01月11日 12:25:37
来源:新周刊

这一轮降温有些猛烈。

多地气温创下新低,北方的酷寒,南方也未能幸免。有学者说这和全球变暖引起的气候变化有关,有学者坚持这是正常的气温波动。

在极为特殊的2020年,航空起降率骤降75%,生产减慢,碳排放量骤减——这些都可能是这轮猛烈降温背后的原因。

人类从来都是脆弱的,这一次降温,也让我们重新去回望历史上那些改变了人类进程的气候变化。在被称为“杀伤性武器”气候面前,人类不断地求生并且征服。工业社会的迅猛发展,让我们忘记了自己属于地球生态的一员。

我们讨论气候变化问题并非“白左”,而是在“长历史”的维度去认识气候对人类文明的作用。

✎作者 | 维舟

✎编辑 | 程迟

你是不是觉得今年冬天格外冷?如果你这么想,那没有错。国家气候中心主任宋连春近日确认,入冬以来,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低0.6度,是2013年以来第二冷的冬天。

虽然这很可能只是正常的气候波动,但也有一种观点猜测这与去年的疫情有关:世界航空业起降班次大幅下跌了75%。“世界碳项目”初步估计,在封锁最严厉的时期,全球碳排放量可能减少了17%,这多多少少对温室效应有所影响。

全国降温幅度预报图。图/中国气象局官网

不要小看这点波动,据估计,自1800年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平均气温也就只上升了0.8度。气候变动是自然界最活跃、最变化无常的一个要素,并牵动动物、植物、河流、湖泊、降雨、干湿等诸多因素都出现相应变化,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粮食供应问题,历史地理学者蓝勇曾指出,气温下降1度,粮食将减产10%。

如今人们普遍相信,恐龙的灭绝是由于小行星撞击地球引起的,但这并不是因为它引发的爆炸,而是大量烟尘遮蔽天空之后带来类似“核冬天”的效应,使地球从相当温暖的白垩纪急剧变冷,据推测在数百至数千年间,海洋温度下降了4-8度。生态环境剧变,植物大量死亡,恐龙赖以为生的食物急剧匮乏,这才由此灭绝的。

如果遇到那种规模的气候灾变,人类的命运可能也未必比恐龙好到哪里去,就算不至于灭绝,元气大伤恐怕是难免的。

正因此,一位英国气候学家曾令人印象深刻地评论说:“我毫不犹豫地把(气候变化)看作是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人类也只是“寄生”在地球薄薄的一层地表之上,不可避免地受到生存环境的制约(在“靠天吃饭”的古代更是如此),也因此,气候波动一再对历史的走向、社会的变迁施加了难以为人察觉的深远影响。

人类历史背后的“无形之手”

气候一直是历史的主角之一。如果不是数万年前冰川时代海平面降低,原始人在当时也没办法通过大陆桥进入到美洲大陆和澳大利亚。

当然,对人类历史影响更大的,是11000年前第四纪冰期的结束,地球再次变得温暖宜人,食物更为丰富,这使人口增长成为可能,并进而发展出最早的农业文明——考古学家布莱恩·费根在《世界史前史》中说,“人类从来都是机会主义的”,可以说人类文明的起源,就在于最初抓住了冰期结束之后的那段温暖湿润的好时机。

《世界史前史》

[美] 布赖恩·费根 著

杨宁 等 译

后浪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9

气候冷暖干湿的变化,并不只是影响食物多少、能养活多少人而已,它也会对人类的社会组织施加压力,促使其变革。

法国地理学家白吕纳曾说:“一地的位置、地形、地质构造和气候都可以解释一个民族的历史。”和辻哲郎在《风土》中认为,热带的气候下,物产丰富,“人们只要投身于自然的怀抱即可怡然自得地生存下去”,但在干旱的沙漠地带,“逆来顺受便意味着死”,所以往往催生出战斗般的生活模式,“人与世界的统一关系始终是一种对抗性的、战斗性的关系”。

在像印度这样的地方,气候变化极富戏剧性,某一年的季风可能带来大量雨水,下一年却极少,这种极端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性,使得当地农民根本无法提前做出判断,这势必会助长一种听天由命的宿命论哲学。

相比起来,在气候相对稳定、有规律的温带,人们就比较容易把握自然规律。

因此,黑格尔曾说:“不冷不热的北温带是人类历史的中心舞台。”

黑格尔画像。

当然,在气候变化大、资源不稳定的地方,人类也能生存,但为了适应这种生存条件,人类的社会组织也要发生相应变化。

历史人类学者王明珂曾指出,全世界游牧文化流行的地区,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农业资源(水分、温度)不足,不定期的干旱与突如其来的风雪,资源很不稳定,为此,社会群体必须配合以卓越的移动性来躲避灾害,并随时分裂为更小的群体,化整为零,力图生存下去。

在中国所处的东亚季风区域内,东南季风的强弱直接影响内陆地带降水量,其剧烈波动便不断造成农牧地理带的进退变化——因为农业在降雨量低于400毫米的地带难以稳定扎根。

这个过渡地带极为敏感,中国历史上的农牧文明冲突的许多悲欢、兴衰,“都与气候的冷暖、干湿波动过程相对应”。为了守卫这一脆弱的军事边陲,中国人最终建造起万里长城,这甚至影响了中国人的自我认同。

这可以一直追溯到四千年前中国文明形成的初期。根据古气象学的研究,在公元前2000-前1000年间,全球都经历了一个逐渐干旱的时期。

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在《华夏边缘》一书中,结合考古发现后认为,这个难以察觉的气候波动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推动作用,促使华北地区人类族群关系发生巨大转变,北方人群为了适应干旱的气候而逐渐转向全面游牧化,不断趋于移动化、武装化,而南方的农业定居人群也强力保护自身的农业资源,于是最终促成了“华夏”认同的形成及强化。

《华夏边缘》

王明珂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7

正如中国历史反复表明的,不同族群都难免有自己适宜生存的生态边界:农业文明在长城以北很难维持,而游牧人群一旦越过长城之后,也常常会被同化。尤其在古代,一旦某个族群适应了特定气候条件下的生态,要改变起来是极难的。

这个结论乍看似乎不可思议,但其实不无道理。事实上,即便到了近代,有着更强大科技力量武装的欧洲列强,他们在全球扩张时也还是会受到限制:欧洲白人之所以在北美洲、阿根廷这些地方殖民成功,而在非洲却遭遇失败,公认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前者的气候条件、土壤、生态环境跟他们的老家更为接近,而非洲、印度这些热带地方却是“白人的坟场”。

气候助推中国王朝盛衰

当然,也有学者反对“气候决定论”,认为这低估了人的因素。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用气候曲线图来解释游牧民族扩张规律,但蒙元史学者萧启庆却幽默地说,如果这能成立的话,那么历史学就该成为气象科学的一支了。

但确切地说,尽管我们所理解的“历史”通常都是“人类的历史”,但人类却是在深受气候影响的“舞台”上“演出”的。也因此,有学者戏称气候是“一切帝国中的头号帝国”,因为它不动声色地主宰着所有帝国的命运。

中国能发展出全世界最庞大的农业文明,就离不开东亚季风气候——这种气候相当有利于农业文明,能支撑起巨大的农业社区。

然而,正如竺可桢指出的,东亚季风带的雨量多寡变迁,远过于欧洲——欧洲各地雨量平均变率为12.5%,而南京为28%,在黄河流域更为剧烈,因此中国历代旱涝频仍。

为了应对这样频繁的大幅波动,抵御自然灾害风险能力较弱的古人,很自然地就会意识到,必须团结起来才能生存下去,这本身就召唤早熟的政治治理能力。

黄河一直是中国古代人面临的难题,图为历史上的黄河改道。图/维基百科

现代研究发现,约在公元前2200-前2000年间,黄河流域的气候发生突变,季风雨带北撤,致使雨水增多,由此导致的植被覆盖率降低又会引起土壤抗侵蚀力减弱,增加水沙含量,从而增加黄河决溢的可能性。

这个时间点恰好与中国古史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吻合,这场洪水促使中国先民自我组织起来,在与洪水的长期抗争中提升治水技术、强化社会组织,大禹治水的成功也可能得益于随后气候的好转,这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建立。

大禹治水 图/维基百科

当气候发生变化时,就会对不同群体的生活造成扰动,引发族群迁移,或召唤新的社会组织变革来应对一连串的挑战。

秦汉时期的中国仍比今天温暖,海平面约高出2米,但因为干燥,从汉代起,沙尘暴发生的范围开始向东扩展,到元明清时期更是遍及几乎整个华北;与这种气候冷暖干湿变化同步的,则是农业开发活动也随之转移,曾经被中原士人视为“暑湿”、“瘅热”的江南地区逐渐得到开发。

在最近的五千年里,中国气候波动的总趋势是:温暖期一个比一个短,暖湿度一个比一个低。对中国这样的农业文明来说,影响无疑是相当大的,很可能是频繁王朝盛衰背后的推手。

中国亚热带北界是1230年之后才稳定下来的,张丕远在《中国历史气候变化》中据此断言:“1230年以前,朝代更替速度快、群雄并起、多国割据状态的多发与气候情景的无序性,1230年以后各朝代统治稳固时期相对延长、割据状态的减少与气候系统的相对有序,显然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互对应。”

《中国历史气候变化》

张丕远 著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6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较寒冷时期,这为南下游牧民族“五胡乱华”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而隋唐时期气候转暖,农业大发展,大一统重现,中国社会再次进入繁荣时期。

但这个温暖期并未维持多久,从中唐就短暂变冷,而长安所在的关中又是中国少有的气候高敏感地区,旱灾、蝗灾等各类灾害由此频繁爆发,到唐末迁都,长安的辉煌至此再也无法重现。

北宋在温暖期繁盛一时之后,到末期又遭遇全球性变冷,北半球迎来小冰期。公元1111年,文献上首次记载太湖全部结冰,且冰坚实到足以通车;1102年春、1114年春,竟然连越南都罕见地两次记录到“瑞雪降”。

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也记载,1115年“这年冬季霜雪交加,气候如此严寒,以至于生活在当时的人没有人记得有过比这更寒冷的冬季”——正是在这一年,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这个兴起于苦寒地带的帝国在十年内先是灭辽,后又灭亡了北宋王朝。

金朝创立者完颜阿骨打画像。

实际上,蒙古帝国的兴起也得益于当时的气候寒冷。1232年蒙古灭金前夕,农历五月的天气仍然“大寒如冬”,这导致农业大幅减产,且寒冷天气有利于肺鼠疫传播,对定居文明造成严重打击。

然而,对蒙古人来说这却不是个问题,秋冬不仅空闲,而且马壮,正是用兵的最佳季节。研究内陆亚洲史的学者丹尼斯·塞诺就发现,“按照蒙古人的习惯,他们喜欢在寒冷的季节发动战争,他们不在意严酷的气候,冰冻的河流也不是他们行军的障碍。”

蒙古帝国疆域。图/维基百科

美国历史学者欧阳泰(Tonio Andrad)相信,明朝的瓦解至少部分可归结为气候变迁带来的一场全球危机。

17世纪中叶,世界各地同时发生许多国家崩溃的个案,数目之多,空前绝后。当时气温也“只是”下降了1-2度而已,但“光是这样就足以撼动世界各地的社会”了。在明代晚期的中国,这是1370年以来气温最低、也最干旱的时期,1640年甚至是华北在此前五百年间最干旱的一年。

由此带来的社会动荡,最终造成全国人口减少5千万之巨,所受灾害之惨重,在全球首屈一指。

“天变”面前,如何选择?

这样说来,可能给人一种感觉:好像人类只能被动地应对气候灾变带来的挑战。

的确,布罗代尔曾说过:“多少世纪以来,人类一直是气候、植物、动物种类、农作物以及整个慢慢建立起来的生态平衡的囚徒。”

但确切地说,虽然人们的应对受限于整个环境的制约,但不同文化、不同社会都有着自己的因应之道,并不仅仅只是被气候所决定的提线木偶。

在东亚季风带,长城南北的人群都面临类似的气候变动,只是能建立定居农业的文明毕竟有积累、变动也没那么极端,这使得中原族群最终采取的方式不是分散化规避风险,而是抱团共度时艰。

土耳其和西班牙都是半岛,纬度相当,都有着令人望而生畏的地形类型,也同样有着出人意外的多变而严酷的气候,但它们最终的历史道路却迥然不同。

与土耳其在同一维度的西班牙,有不同的历史道路。图 / Google maps

可以说,越是到晚近的时代,气候就越显得像是对人类社会造成冲击的外部因素,具体如何应对,完全可以有种种不一的做法——就像世界各国对新冠疫情也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

1815年4月10日,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坦博拉火山爆发,这是人类有文献记载以来最大、最致命的一次喷发,遮天蔽日的火山灰笼罩整个印尼群岛长达三天,造成11万当地人死亡,之后更引发全球气候突变,即便远在欧洲和北美,1816年也成为“没有夏天的一年”。

现代气候学家在利用历史气候资料和树木年轮等各种方法后,得出大体一致的结论:这次突变具有全球一致性,造成北半球普遍降温,突变后约15年气候不稳定,一直到1830年气候才处于较稳定的冷湿状态,最冷期为1870-1880年,其冬季温度较20世纪低约20摄氏度。

印度尼西亚群岛的坦博拉火山。图/维基百科

对当时正在走下坡路的清王朝来说,这是一大打击。本来,在1690年代初(康熙中期)之后,气温逐渐变暖,特别是1740-1790年间(乾隆时期)是一个温暖期,年均温比现在高约0.6 ℃,这对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相当有利,“康乾盛世”的出现并非偶然。

但1815年后明显降温,这不仅是变冷变湿,还因降雨过多,到1823年经济中心江南出现大水,1823-1834年间的气候剧变沉重打击了粮食生产、棉纺织等经济支柱产业,许多百姓流离失所,加速了清朝的衰亡。

然而在欧洲,这次气候突变却并未造成多大冲击。欧美人当然也感受到了降温,但工业革命并未受影响,不仅如此,1815年正是拿破仑战争结束的一年,在此之后直至1914年,欧洲几乎享受了长达一百年的繁荣富强。

虽然欧洲也面临粮食减产,但却可以通过海外贸易调集粮食输入,整个社会所受影响并不大。可以说,当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时,对中国而言是处在最为不利的力量对比时期。

19世纪初期英国的码头。

为什么双方的命运如此不同?其间的原因之一当然在于,农业生产可能是受气候影响最明显的一项经济活动。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清王朝受这次气候灾变的打击要比英国这样的工业文明沉重得多了。

但另一个因素在于:随着此前累积起来的生态压力,中国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比英国人要脆弱得多。特别是当时的北方,水旱灾害变得比以前更为频繁,由于社会本身已接近环境所能承载的能力,短期的气候变化这才变成了一种关系到存亡的重要因素。

如今,地球人口已逼近80亿,生态环境越发脆弱,我们的处境或许更接近两百年前的中国人。《洪水、饥馑与帝王:厄尔尼诺与文明兴衰》一书中说:“无论人口过多、全球变暖、或是气候迅速变迁,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摧毁我们的文明;但加起来就可以。”这正是为什么气候灾变如此备受世人瞩目。不过,这一次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

《洪水、饥馑与帝王》

布莱恩.费根 著

董更生 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10

参考文献:

[1][美]格温·戴尔《气候战争:即将到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冯斌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104页

[2]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3]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4页

[4]提摩许·加顿·艾什《自由世界:美国、欧洲和西方世界的未来》,东方出版社,2009年,第166页

[5][美]布赖恩·费根《世界史前史》,杨宁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第149页

[6]转引自乌日陶克套胡《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3页

[7]和辻哲郎《风土》,陈力卫,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0、第22-23、第41页

[8]詹尼·索弗里《甘地与印度》,三联书店,2006年,第6页

[9]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0页

[10]肖瑞玲《明清内蒙古西部地区开发与土地沙化》,中华书局,2006年,第10页

[11]王明珂前引书,第180-181页。李峰也有类似的结论:“据草原文化考古学研究的成果,游牧的草原文化在公元前2000年开始有扩散现象:第一,由于以畜牧为主的牧群人口增加;第二,由于牧人们知道了骑马;第三,草原上气候变得干燥,生计困难。”见氏著《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徐峰、汤惠生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69页

[12][法]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肖昶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2页

[13]移民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德国人能保持传统,也是因为当地几乎是南德的精确翻版,“他们实际上借助了一种非常幸运的巧合:宾夕法尼亚州与他们的故乡惊人地相似。这种相似不仅在于地貌外形,气候与土壤条件也极为相似。”见阿兰·邓蒂斯编《世界民俗学》,陈建宪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510页

[14]转引自钟焓《历史学研究的人类学化及其存在的问题——评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载达力扎布编《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三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6页。又马丁·刘易士等著《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也指出,认为中亚游牧者受气候影响,定期袭击欧亚文明的理论在战后不再受人追捧。见该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9页

[15][英]以赛亚·伯林《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180页

[16]竺可桢《竺可桢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87页

[17]吴文祥、葛全胜:《夏朝前夕洪水发生的可能性及大禹治水真相》,《第四纪研究》第25卷第6期,2005年11月

[18]孙庆伟《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三联书店,2018年,第93页

[19]张光直《商文明》,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27、第381页。在7000年前,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有竹子,一如现在的长江中下游;而当时的长江中下游则接近亚热带南部气候,平均雨量比今天多800毫米,相当于今海南岛的气候。参见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5页

[20]王子今《秦汉时期的生态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1、第295页

[21]前引《明清内蒙古西部地区开发与土地沙化》,第18页

[22]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第278页

[23]现代南京一带年雪日数的平均值仅8.4天,太元二十一年(396)十二月雨雪23日已大大超过了现代的极值。见《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第156页。公元481年在今南京一带还出现冬天下雪长达80多天的记录;493年北魏旧都平城六月下雪,而现在大同平均在阳历4月上旬就已断雪。参见胡阿祥《中国名号与中古地理探索》,三联书店,2013年,第141-144页

[24]张丕远前引书,第431页

[25]张丕远前引书,第305页:“中唐短暂变冷,在许多方面也许是理解中国历史的关键。”

[26]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编,《历史环境与文明演进:2004年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92页

[27]唐晓峰等《历史地理学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28]《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三李纪,吴士连著,陈荆和编校,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洋学文献刊行委员会发行,昭和59年(1984),第254、第257页

[29]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第80页

[30][美]丹尼斯·塞诺《丹尼斯·塞诺内亚研究文选》,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中华书局,2006年,第269页

[31][美]欧阳泰《决战热兰遮:欧洲与中国的第一场战争》,陈信宏译,时报文化,2012年,第77页。这一观点被称为“17世纪危机说”,1620-1690年间,确实在欧亚的许多地方,尤其在日本、中国、东南亚、中亚和奥斯曼帝国发生了气候、人口、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危机。参见[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14页

[32][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页

[33][英]杜德内《土耳其地理》,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7页

[34][德]于二跟·奥斯特哈默《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强朝晖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81页

[35]李玉尚《海有丰歉:黄渤海的鱼类与环境变迁(1368-1958)》,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6页、第266页

[36]马立博《南方“向来无雪”:帝制后期中国南方的气候与收成(1650-1850年)》,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2000年,第587页。又参见王利华主编《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三联书店,2007年,第121页

[37]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第41-42页

[38]刘锦添、郭秋云《气候因素对台湾农业生产的影响:1921年至1991年》,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2000年,第634页

[39][美]布赖恩·费根《洪水、饥馑与帝王:厄尔尼诺与文明兴衰》,董更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