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八年前的一场新年展望
作者：任逸飞 审核： 徐飞 编排：Lyra
午夜的钟声敲过，2021年悄然而至。辞别旧岁，展望新年，每个人心中都会涌起一些新的希望、新的梦想。在过去的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彻底改变了我们所习惯的生活，经历了这一整年的困苦艰辛、坎坷波折，对刚刚开启的2021年，大家必然也就有了更多的憧憬与期待。
在八十八年前的1933年元旦，众多民国知识文化精英怀着类似的憧憬与期待在当时商务印书馆旗下的老牌刊物《东方杂志》上表述了他们对于未来中国乃至个人生活的梦想。
这一别出心裁的畅谈“新年梦想”的活动是由《东方杂志》编辑部发起的，自征稿启事发布以来，得到了各界人士的踊跃响应，包括作家老舍、茅盾、郁达夫、巴金，画家徐悲鸿，学者顾颉刚、俞平伯等人都参与其中。最后，时任《东方杂志》主编的胡愈之从收到的400余份稿件里，选取了142人的稿件刊发在1933年1月《东方杂志》的《新年特大号》上。
▲《东方杂志》第30卷第1期“新年特大号”（1933年1月）
那么，《东方杂志》这场轰动一时的“新年梦想”活动，其发起的用意究竟何在？参与其中的文化名流们对未来的中国又展开了怎样的想象？抚今追昔，他们当年的诸多“梦想”今日是否都实现了呢？
01
“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权利啊！”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面对日本侵略者的肆意挑衅，国民政府与主政东北的张学良均采取“不抵抗”政策，导致东三省在短时间内全数沦陷，国家与民族由此陷入深重的危机。尽管广大民众有着炽热的抗日诉求，可当时正陷入“宁粤对峙”内部争斗的国民党高层反应却极不积极，除了提请国际联盟介入调查东北问题之外，便再无其他得力举措，反而是对新闻报纸上各种止战息争、一致对外的呼吁严加管制，对当时青年学生们发起的爱国游行大力镇压。一时之间，社会气氛颇为沉闷，更令“国难”变得愈发严重。
1932年1月28日，为转移国际视线，以便顺利建设伪“满洲国”，日本又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兵分多路进犯闸北，遭到蒋光鼐、蔡廷锴所率十九路军的奋起反击。尽管中国军队多次打退了日军的进犯，但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上海民众的公私财产遭到重大损失。其中，商务印书馆的损失尤为惨重。
1月29日，日机向位于闸北的商务印书馆总厂投掷炸弹，引发大火，场中印刷设备被全数烧毁。2月1日，日本浪人又潜入宝山路东方图书馆纵火，事件造成包括6万8千余册珍贵古籍善本在内的30万册馆藏图书被付之一炬，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00万元。
▲被炸毁的商务印书馆
经此浩劫，商务印书馆80%的资产毁于一旦，日常工作陷入停顿，《东方杂志》在1932年2月后便被迫停刊，直至当年下半年，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重新任命胡愈之为杂志主编，《东方杂志》才得以恢复发行。显然，对重获新生的《东方杂志》来说，正值刊物发行30周年的1933年第1期，是必须要好好“大操大办”一番的，举办一次吸引社会关注的活动，不仅能提振出版同仁们的士气，也可相应扩大杂志的销路与影响。
时任《东方杂志》主编的胡愈之对发起这场征集“新年梦想”的活动则有更加鲜明的用意，自从接手《东方杂志》后，他便与王云五“约法三章”，明确商务印书馆以后只提供经费，但不过问杂志的具体内容。作为进步报人的胡愈之此时在思想上已逐渐向中国共产党靠拢，与左翼文化人的关系日益密切。有鉴于“国难”日深，他力图革新杂志内容，扭转办刊方向，使这份老牌刊物能成为知识分子们关注国家前途，用文字挽救危亡的平台。
但胡愈之的上述想法与南京政府此时的对日方针无疑是相抵触的，出于规避国民党新闻检查机构审查的考虑，以谈“梦想”的方式来鼓励更多人为国家与民族的未来建言献策，也算是一个十分巧妙的手法。从最后的结果看，被收录在《新年特大号》上的“梦想”虽然五花八门，但从中透露出的对国家现状的不满与担忧却是“若隐若现”的，这也足证此次“新年梦想”活动有着切近的现实关怀。
“新年梦想”的征集开始于1932年11月，《东方杂志》编辑部向国内的各界知名人士寄送了数百封征稿信，邀请他们谈一谈对国家和个人生活的梦想，之后他们又在29卷第6期的《东方杂志》上刊载了征稿启事，阐述了发起此次活动的用意：
▲“新年的梦想”中的两个问题
“先生：在这昏暗的年头儿，莫说东北三千万人民在帝国主义的枪刺之下活受罪，便是我们的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也都沉沦苦海之中。······固然我们对现局不愉快，我们却还有将来。我们咒诅今日，我们却还有明日。假如白天的现实生活是紧张而闷气的，在这漫长的冬夜里，我们至少还可以做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梦是我们所有的神圣的权利啊！虽说是梦，但如果想到梦是代表‘希望’与‘未来’的这一点，就可见不是全然无益的事，它或者竟是能够鼓舞我们前进的勇气的，我们想。”
“因此，我们特发起，在一九三三年的新年，让我们大家来做一回好梦。对于理想的中国，理想的个人生活，各人应该有各人不同的梦。我们打算把这些梦搜集起来，在东方杂志新年号发表。”
征稿的两个问题包括：（一）先生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是怎样？（请描写一个轮廓或叙述未来中国的一方面）；（二）先生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这梦想当然不一定是能实现的）。尽管时间紧凑，但征稿的反响依然很热烈，据胡愈之在《新年的梦想》“读后感”中所记，编辑部共收到了400余封回信，最后选择了约142位人物的回复以《新年的梦想》特刊的形式发表在1933年1月《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上，其中两个问题均回答的有105人，只回答了第一个问题的有33人，只回答了第二个问题的有7人。
那么对这两个问题，当时应征的人们都是如何作答的呢？他们给出的千奇百怪的“梦想”中又能看出哪些饶富趣味的时代命题或是具有共性特征的思考呢？
02
大同世界
▲丰子恺“新年特大号”漫画《母亲的梦》
柳亚子（中央监察委员）：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所以要有梦想的未来中国，应该先有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我梦想中的未来世界，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同世界，打破一切民族和阶级的区别，全世界成功一个大联邦。这大联邦内没有金钱，没有铁血，没有家庭，没有监狱，也没有宗教；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一切平等，一切自由。而我们的中国呢，当然也是这大联邦内的一个部分，用不着多讲了。
冰心（女作家）：我梦见一个没有国界，没有民族，没有阶级区别的大同世界；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要工作，这工作是为他们自己，为他们自己的阶级，和整个人类所需要而做的。他们过着很快乐的自由平等底生活；有书读，有游艺，有一定的休息时间，他们享受着自己所生产出来的一切权利······全世界成了一个组织。而中国就是这一组织系统下的细胞之一，自然也就是没有国家，没有阶级，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社会主义国家。
郁达夫（小说家）：将来的中国，可以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压迫，人人都没有，而且可以不要“私有财产”。
吴研因（教育部科长）：土地，是世界（全地球）的一部分，无所谓国。其所有权，属于社会，不属于任何私人或私人的团体······人民，无种族的界限，阶级的分别。人人做工（广义的），人人有饭吃；个个健康，个个能娱乐······婚姻制度不复存在。
在对“未来中国”的展望中，梦想中国成为一个“大同世界”，甚至全世界的国界、民族、阶级的界限都随之消失的人比重颇高。这其中，柳亚子、冰心对这一“大同世界”实现后情况的描述都十分具有代表性，在他们的“理想世界”里，人类达到了终极意义的友爱与和平，任何差别和争斗都不复存在。
上述“世界大同”的思想，实际上自五四时代起便在中国知识分子间风靡一时，这一方面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凡尔赛和会后国内知识阶层对欧美列强及其所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产生了普遍的失望情绪；另一方面，俄国革命的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都推动了人们去期待一种全新的，更加公正、自由与平等的社会组织模式。显然，到了1930年代，由于国难的加重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持续，许多中国的知识精英对于“世界大同”的热情依旧不曾衰减。
但必须要看到，包括柳亚子、冰心等人对“大同世界”的描述虽然使用了“社会主义”、“劳动”、“阶级”、“所有权”等字眼，部分反映了1930年代苏联语汇，乃至唯物史观的社会分析方法的巨大影响，但其毕竟是与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是有差异的，反而无政府主义或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色彩更为浓厚，这也决定了他们心中的“大同世界”只能是一种脱离现实的美好幻想。
03
改良与革命
▲丰子恺“新年特大号”漫画《黄包车夫的梦》
穆藕初（实业家）：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全国上下必须同样守法，选拔真才，澄清政治。官吏有贪污不法者，必须依法严惩，以肃官方。经济上必须保障实业（工人当然包括在内）。以促进生产事业之发展。合而言之，政治清明，实业发达，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便是我个人梦想中的未来中国。
周谷城（暨南大学教授）：我梦想的未来中国首要之件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
张锡昌：我想未来的中国一定是东方一个有计划有秩序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一切生产的工具在劳动者手里，不断地生产适应着大众的需要；政府是劳动者的代理人，以全力建设一个合理的新社会。工业的生产使全国劳动者得到适当的分配，个人在全社会阵营中享受着合理的生活。······一切文化，到那时也从少数特权者手里夺回来，交给大众。
洪业（燕京大学教授）：将来的中国，全国的人，都有饭可食，有衣可穿，有屋可住，有人可爱。十六岁以上的人，都有业可执，无失业可怕，有时间可谋身体的健康，知识的长进，和文化的赏乐。······全国农工运商的设施皆充满科学的应用，俾利源的开发，足给全国人民生活的需要；器械的制用，足减工作手足的劳苦；舟车的发达，足增旅行游览的快乐。政府代表国民的公意，为全国各地方，各团体，协力同心的枢纽，给予个个国人或外侨以生活的途径，教育的机会，和法律的保障。······这样的中国，可以“痴人说梦”的想来，更要“愚公移山”地做去。
不同于期待虚无缥缈的“大同世界”，更多来稿者对“未来中国”的想象则在于其成功解决了当时困扰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这就包括人民大众的贫困、城乡发展的巨大差距、交通的落后、卫生健康状况的极度低下、政治的腐败、战乱与帝国主义侵略等等，大多数人认为只要上述问题能够有效地加以解决，那也可称其为理想的社会了。
但对于如何解决以上的问题，人们的想法却是言人人殊。大部分人同洪业的态度一致，认为应当用“愚公移山”的精神一步步地去做，这大致没有超出五四时代胡适所强调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社会改良的思想取径。
抱持这一逐步改良想法的，还包括顾颉刚，他表示应当首先杜绝大众抽鸦片的恶习，以及推广向西北移民垦殖，以便解决中原的经济凋敝，此外，马相伯、俞子夷、张相时还分别就代议制机关的组织、教育改良及水患治理提出了十分具体的举措。
▲丰子恺“新年特大号”漫画《教师之梦》
严灵峰（读书杂志特约撰述员）：······继之而起将是一个伟大的政治运动。社会的各个集团间将引起一度激烈的思想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斗争。······那时所发生的“惨祸”将是一九一七年十月的俄国的戏剧在中国的复演。假使在不久将来国际的形势更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的活动，那末，中国社会的变动以及急剧的政治变化将要更迅速地发生，我看必然是如此！
宋云彬（开明书店编辑）：未来的中国，将有一场大火，烧毁旧社会的一切，重新建设起一个没有人对人的仇恨，阶级对阶级的剥削的社会。这也许不是一个梦吧？
章乃器（上海浙江实业银行）：中国将来的革命，必然是一个向整个的上层阶级进攻的左倾的革命。那个革命的目标，不单是要推翻帝国主义，而且同时要推翻帝国主义的虎伥。······最后，我要声明，上面的许多话，是我根据客观的条件所下的论断，而并不是我的“梦想”。政治问题是不容许我随意梦想的。倘使事实不如此，梦想何用？
不过，眼见南京政府在上台之后始终无力解决层出不穷的内忧外患，许多思想偏向左翼或是信奉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知识分子此时已经坚信，中国假使不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那么困扰旧中国的各类问题是不会有解决的可能的，包括严灵峰、章乃器等人均认为这场剧烈的革命将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动很快到来，有趣的是，他们的预言将在十六年后得到应验。
04
抗日救亡
▲陈升洪“新年特大号”漫画《兵士的梦》
徐悲鸿（艺术家）：在西安之西，忽成一八千里周围大湖。俾吾人游历新疆，青海，可以航行。湖中有小盗出没，又略卖违禁品，如鸦片之类，而吸者不甚多。湖流南下，直达洞庭，以其清澈，使扬子江水，及江浙海面，悉成蔚蓝之色。日本既占有北京，即迁都于彼。无端弃其帝制，弃其番语，与中国交涉合并。时白崇禧与蒋介石之孙，俱智勇足备，又同心协力，欲雪旧耻，此时中国已有近世组织，国人又诚心以实力助之。
彭芳草（读书杂志特约撰述员）：我梦想着未来的中国，政府不守无抵抗主义，也不向国际联盟求救。
凌梦痕（中央大学教授）：······任命〇〇〇为全国国民军总司令，全权处理全国军务，以抗外敌，限三日内将日本驱出平津，一个月内收复东三省失地。中国共产党宣布脱离第三国际关系，自行取消组织，将红军全部交付政府，立即集中候命开往前线。隔了三日，报上又有大号标题，披露消息：（一）今日上午。总司令亲赴山海关视察战后各地，定即晚赴锦州前线。（二）日军退出锦州后，为沈阳义军所袭，溃不成军，纷纷向朝鲜边境逃散，吾军正在追击清除中······
徐伯璞（山东正谊中学）：世界第二次大战已到了一触即发之势。第二次世界大战，便是中国翻身自强之时。因为大战将促起了中国的自觉，促成了中国的团结，更促成了中国走上了奋斗生存的道路。结果大战给予了中国新的生命——使中国一变而成为东亚强国。
在《东方杂志》发起此次“新年梦想”活动前后，邻国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始终没有减缓的势头，对日关系由此成了部分来稿者在考虑“未来中国”时首先注意到的方面。由于南京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应对不力，妥协退让，致使东三省的大好河山沦陷敌手，徐悲鸿便在回复中以梦境辛辣地“讽刺”了国府的“不抵抗”政策，在他的梦里，雪耻的重担竟然交到了白崇禧和蒋介石孙子的手上，这明显是在揶揄现政府根本无心抗战。
当然，更多的人是把抗日的问题和中国获取独立自主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联系在一起考虑的，包括龚德柏、徐伯璞等人都认为中日之间的冲突将逐渐扩展成为一场波及远东、甚至全世界的大战，而中国在这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会实现国家的自立和自强。不得不说，这些预测不仅与此后的历史发展若合符契，而像凌梦痕所畅想的国共军队合作抗日的前景也随着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达成而化为了现实，足见这些1933年的“梦想”所散发的巨大潜能。
05
个人生活
▲丰子恺“新年特大号”漫画《投稿者的梦》
巴金（小说家）：我的希望是什么？自由地说我想说的话，写我愿意写的文章，做我觉得应该做的事，不受人的干涉，不做人的奴隶，不受人的利用。靠着自己的两只手生活，在众人的幸福中求得自己的幸福，不掠夺他人，也不被人掠夺。······我也相信个人是和社会分离不开的，要全社会得着解放，得着幸福，个人才有自由和幸福之可言。
老舍（小说家）：谈到我个人，更无所谓。知识是我的老天爷，艺术是我的老天娘娘，虽然不一定是把自己砌在象牙塔内，这不过是你逼着我，我才说；你若是不爱听，我给你换梅博士的《武家坡》。生命何必是快乐的，只求其有趣而已。希望家中的小白女猫生两三个小小白猫，有趣，有趣！其余的，似乎没有什么可说的，完了。
李权时（复旦大学商学院院长）：我的梦想生活是一年中八月劳动，四月游历，玩尽天下名山大川，阅尽人间乐园苦境。
施蜇存（现代杂志主编）：假如有一天能使我在生活上有一点梦想的话，那么我是很知足的，我只想到静穆的乡村中去居住，看一点书，种一点蔬菜，仰事俯育之资粗具，不必再在都市中为生活而挣扎，这就满足了。
谈完了对未来中国的梦想，众多来稿者对个人未来的梦想都相应显得轻松愉快了一些，当然也不乏一些人是把个人的梦想和未来中国的社会状况联系在一起考虑的，不过大多数人还是围绕着自己切近的日常生活展开了畅想。答案虽然五花八门，但像老舍所说的要有乐趣，李权时所说的有时间四处游历，曾觉之所说的有规律的生活都是颇具代表性的答案。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来稿者中有不少人都提到想要回乡村去生活，或是在乡村办学校，他们觉得城市生活过于纷扰喧嚣，且令人疲惫。这一方面揭示出城市化过程中所普遍存在的人的“异化”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可见到即便是经历了五四运动的近现代知识分子依然能毫无隔阂地从传统士大夫“山林隐逸”、“悠游田园”的思想资源中汲取营养，可见传统的思维惯性不是那么容易斩断的。
06
拒绝做梦的人与一位冷眼旁观者
周作人（北京大学教授）：“信仰与梦，爱与死，也都是上好的麻醉。能够相信宗教或主义，能够做梦，乃是不可多得的幸福的性质，不是人人所能获得。”——《看云集》十九页。
茅盾（小说家）：对于中国的将来，我从来不作梦想；我只在努力认识现实。梦想是危险的，在这年头儿，存着如何如何梦想的人，若非是冷静到没有气，便难免要自杀。
陶孟和（北平社会调查所主任）：梦想是人类最危险的东西。人的生活无论是个人的或社会的都应该用冷静的，清醒的头脑计划的。人所需要的是合理的思考，依据事实的思想。梦想与事实脱离或竟不顾事实。梦想不受理性的拘束，不必合乎论理。······最危险的是梦想有麻醉的功能，终日耽于梦想，便忘记或不肯努力了。中国人不肯自己努力而专悬想或盼望日本的财政破产，革命爆发不就是梦想的麻醉吗？至如“未来之希望”不能专靠梦想，必须依据现在的事实精细筹划，特别须对达到希望的步骤都应计划。这不是答案，这是骂题。但这是我的诚恳的见解，我国人做梦的人很多，对于如何达到梦想，却是很少的计划实现。实在是最重要的。
尽管《东方杂志》编辑部在征集“新年梦想”的启事中已经言明，发起这项活动的用意只是为了在“这漫长的冬夜里”，“做一两个甜蜜的舒适的梦”。但一些受访者对这种说辞显然是并不苟同的，包括茅盾、陶孟和等人都在来稿中对此次活动进行了直截了当地批评，认为在当时的时局下，耽于梦想是极度有害的事，与其畅想未来，不如脚踏实地地去解决目前的危难。
就在《东方杂志》“新年梦想”活动热热闹闹地开展着的当口，一个同样也收到了征稿信的人却选择冷眼旁观，这个人便是——鲁迅。
1933年元旦，就在鲁迅收到《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的这一天，他提笔写了一篇杂文《听说梦》，表达了他对这次活动的态度，他在文章里说：“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所谓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话之真，我高兴的翻了一下，知道记者先生却大大的失败了。”
▲1933年5月1日，鲁迅身着许广平手织的毛衣摄于上海寓所
鲁迅批评了胡愈之在《新年的梦想》“读后感”中硬是把众人的梦分成“载道的梦”和“言志的梦”，并且认为只有“言志的梦”才算是“正宗的”、符合活动要求的“梦”的说法，同时他也指出即便是那些为数甚少的“载道的梦”，由于毫不触及实现该梦所要经历的困苦和牺牲，因此也都是些“空头的梦”。
回首这场八十多年前的“新年梦想”活动，许多人的梦想已被日后历史的发展所实现，还有一些人的梦想即便从今天我们角度看，或许也很难讲什么时候才可以达到，然而有一点却是不言自明的，那便是鲁迅在文章中所写的：“要实现这‘梦’境的人们是有的，他们不是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梦想的实现更多依靠的是那些默默的、坚持不懈的战斗者。
今年我们还将继续面临新冠疫情的严峻考验，如果要笔者说自己2021年的“新年梦想”，那便是早日战胜疫情，并祝研习社的各位读者朋友们身体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