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与愿违：印度女性继承权改革的负面效果

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481篇推送

女性的财产权、继承权是女性独立、性别平等的重要标志，关系到女性的经济社会地位。两百多年前，欧美国家的女性被视为男性的财产，自身不拥有实质的财产权。随后的抗争运动推动了女权立法，欧美国家的女性最终拥有了财产继承权。但是，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女性的财产权仍十分薄弱，缺乏可靠的保障。例如，在50%的南亚国家、34%的非洲国家、25%东亚太平洋地区国家，继承法或直接否定女性的继承权或对女性存在歧视。因此，在这些国家，多方面的平权势力努力推动着女性继承权立法。

然而，继承权立法一定能改善女性的处境、提高女性的地位吗？Bhalotra等人于2018年发表的论文利用印度的案例分析了这一问题，重点关注了立法改革对于家庭的子女性别偏好的影响。论文发现，平权努力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立法过程如果不伴随其他方面的改善，可能会收到反面的效果。

印度是性别不平等状况十分严重的国家。失衡的性别比是其中一个鲜明的例子。从印度明显男性偏多的性别比可以看出，印度家庭有着深重的“男孩偏好”——对婴儿的性别选择导致女婴堕胎盛行。为了改善女性的地位、推动平权，印度进行了一系列立法改革。1976年至1994年间，印度5个州实施了女性财产权平权的立法。在这5个州（如图1中绿色区域所示）女性被给予了和男性同等的财产继承权。

图1 印度继承权立法改革区域

这种立法改革真的落到实地改善了女性的处境吗？从采访得到的反馈来看，“似乎”是的。图2反映了1970年至2005年间受访印度女性所表达的“男孩偏好”强烈程度。从图中可以看出，至少在口头表达上，印度女性对于男孩的偏好整体下降，男女平等意识有所增强。

图2 印度女性男孩偏好的变化趋势

但是，情况真的如此乐观吗？作者进一步分析了印度婴儿的出生性别比。通常而言，第一胎新生儿的性别是随机的，父母也不会做更多的检测和筛选。但是，后续新生儿所面临的状况则大为不同。当第一胎为男孩时，有重男轻女文化的父母往往对结果比较满意，在第二胎追求男孩的意愿不会很强烈。但如果第一胎是女孩，重男轻女的父母往往比较在意第二胎的性别，会有强烈动力（通过选择性堕胎等手段）在第二胎降生男孩。

作者发现，如果第一胎为男孩，在立法改革前后，第二胎的性别比例比较稳定，变化不大——立法对其影响不明显（如图3红虚线所示）。但如果第一胎为女孩，立法改革产生了相当显著的负作用——在立法改革之后，第二胎新生儿中的女性比例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如图3蓝实线所示）！这说明，在立法改革之后，父母进行了更多的选择性堕胎，更多的女婴“消失”了。

图3 新生儿出生性别比变化趋势

作者认为，这一结果强调了文化变革的重要性。单纯的立法改革在名义上给了女性继承权、财产权，但重男轻女的传统文化却对这种名义上的变化做出了回应。因为意识到法律的变动使得女儿在将来有权继承财产，为了维护男性的财产所有与地位，重男轻女的家庭选择了从源头解决问题——更多的女婴堕胎使得女孩无法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就不存在继承财产的问题了。

同时，作者也观察到，从1980年代以来，印度超声波B超检测设备的进口与使用都持续上升，在1997年之后更是急速上升（见图4）。这使得胎儿性别检测不存在技术上的障碍，其检测成本也下降到了普通家庭可以负担的水平。这些状况都使得堕胎在印度愈发盛行。1995-2005年间，约有6%的潜在女性新生儿被选择性堕胎所扼杀。有大约48万本应出生的女孩没有获得出生的机会。这一数字甚至超过英国每年的女性新生儿总数。

图4 印度超声波B超检测设备的进口与使用

文章反映出的事实是触目惊心的。这也让人反思：男女平权之路仍然漫长。而正如本文所提示的那样，单方面的局部改变有可能起不到实质的促进作用，甚至可能适得其反。促进男女平权，法律、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改变需要一同推进。

文献来源: Bhalotra, S., Brulé, R. and Roy, S., 2018. Women's inheritance rights reform and the preference for sons in Indi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p.102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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