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热文
历史 > 热文 > 正文

战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三家分晋,标志着中国历史从春秋进入到战国。

三家分晋前的晋国

这是一个大兼并的时代,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对峙争雄,统一天下就有七种可能。但秦长平之战的大胜,使统一七国七种可能变成了一种可能。那么,秦国为什么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交织着血与火的战国,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从三家分晋、田氏篡齐到长平之战,近二百年的历史,有很多的头绪、很多的事件。从这些头绪和事件当中,能够得出一些什么呢?

首先,这段历史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战争的残酷、惨烈。过去打仗,夏、商情况不详,西周及以后,从《诗经》到《左传》、《国语》有许多关于战争的记载,从中可以知道,自西周到春秋时的战争规模小,手段比较单纯,战车摆好了,把日子定好,地点也约好,两方面战车一冲,胜负结果就出来了。

看《左传》中“曹刿论战”,齐人三鼓以后,鲁国人一通鼓,结果齐国人溃逃。曹先是从远处看,齐军旗倒了;再低头往前看,齐国人的车辙也乱了去这叫“败迹”,表明不是有计划地逃跑,于是命自己人追,战争就

春秋战国时期的阵法图

结束了。但是像长平之战,打了三年,动用的人力物力前所未有,单是杀人一次就能杀几十万。所以战国的战争,规模浩大,结果也惨烈,尤其是秦国,因为它有杀人报功制度,所以秦军杀人的数字比较准确地记录下来,可能有夸张,但大致可信。最惨烈的就是长平之战,后来的战争,也死人,但像长平之战杀手无寸铁的降卒,实在少见。

长平之战,历史的拐点

与战争残酷相伴的,是打仗的方式变化了。步兵、骑兵,阵地战、运动战、包围战都用上了。长平之战就是比较典型的战例。先是阵地战、拉锯战,接着是包围战,也是运动战,白起派兵抄人家后路,不是运动战吗?然后包围分割,这又是个阵地战。所以,此次战役中的白起,是运动战和包围战的大师,这位天才将军在这方面留下了好多值得研究的东西。所以到战国时期,古代兵书,像《孙子兵法》、《孙膑兵法》都写定了。中国的兵学思想、军事思想,这时期是高峰。为什么?实践多。军事思想发达,一定是战乱频繁,很不幸。但是中国的思想,主流思想,仍然是止戈为武,用军事制止战争。这个思想还是主导的。

此外战争的目的也不一样了。春秋时的列国战争,还带有兄弟之战的色彩。列国都是周文王的子孙,打仗也得讲究分寸。有一部书叫《司马法》就记载,出兵打其他国家之前,执政者要宣读纪律。这一点可以从《左传》得到印证。比方说郑国打陈国,就是因为陈国在打郑国时,没有遵守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规则,砍了郑国的树,填了郑国的沟,所以郑国也如法炮制,予以报复。兄弟国之间的征讨,不是去杀人,而是去纠正别国的错误。这种战争观念,在春秋,到子产时代还能看到一些表现,所以《司马法》写的是有根据的。春秋列国之间你争我夺,大国国君要想做霸主,得表现出某种风范、某种德行,还顾着面子。列国大臣们,在战场上见了对方君主,还能够有所恭敬。总之,还有些规矩。

七雄并立的时代,战争就没有以上这些了,丝毫没有。打仗的目的,就是要掠夺土地、人民,为达到这个目的,赤裸裸地杀人。这又以秦国最典型。其他诸侯打仗就讲规矩吗?也照样,很少有讲规矩的。

这是一个杀红了眼的时代。战争的打法和性质都不同了,战争变得非常野蛮。

继而第二方面,是各国普遍实行了变法。

变法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特征。因为战争你死我活,就需要把自己的国力打造成最适合战争的体制,谁做到这一点,谁就成功。变法有深浅,作用有大小。有些国家的变法,浅尝辄止,像齐国,就是浅层次的,只是兴贤人。不是说这种方法不好,兴贤永远是好的,问题是,贤人治国却没有把国家打造成适合战争的体制。齐国之外的赵国,在军事层面进行改革,胡服骑射。当然,胡服骑射带给人的文化心理冲击,也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它主要局限于军事方面,它不是个全民战争体制。不过,赵国变法虽说不是很深透,可也使它在战国中后期,成为东方的一大军事强国。

此外,像楚国的吴起变法,效果也不是很大。

这个时期,最深刻的变法是商变法。商鞅变法成功在哪儿?

商鞅变法有好多条文实施,就秦国统一天下而言,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变法把国家统一天下的大目标,跟小百姓也就是秦国农民求富贵的小目标统一起来了。

我们说过,商鞅变法用两句话可以概括:一、利出一孔;二、驱农归战。要使小民都奔向战场,疯了似的奔向战场,给国家打仗,就必须保证打仗立功,就能获得富贵!要保证这一点,国家把商业、手工业,以及读书、游说等获得富贵的渠道统统堵死。获得富贵,只有一条通道,那就是奔向战场。古人骂秦国是虎狼之师,如果从秦军好杀人看,是贬义词;如果从军事精神上讲,却是褒义词。军队像一匹狼、一只虎,就奔向了东方。

这也有其文化渊源,《诗经》里有一首诗叫《秦风·无衣》,是春秋时期作品,怎么唱的?“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不要说你没有衣服,我的衣服给你穿。现在王要兴师了,我们修好自己的戈和矛。宋代朱熹注释《诗经》就说,这首诗豪迈的战争气概,唐代的边塞诗,拿出任何一首,都无以当锋。虽然句子很简短,但是气魄却有万钧之力。

再看东方的诗,举一首《郑风》里的《骞裳》:“子惠思我,骞裳涉漆;子不我思,岂无他人?”你想我吗?想我,就撩起裙子过秦水。不想我?天下两条腿的人有的是!大家在那儿打情骂俏。在当时的东方诗篇里面,战争方面,再也找不出一首可以跟《秦风·无衣》相比的诗来。这说明什么?说明秦国的风俗与东方差异甚大。为什么商变法就可以“利出一孔,驱农归战”?这有深刻的文化原因。

的确,秦国在争天下这一点上取得了成功,做到了让个人、家庭与国家战争目的之间的协调一致,所以它有不竭的战争资源。但做到这一点,不是因为秦国先进,而是那个地区相对落后。

为什么?“利出一孔”,想求富贵、求生活,做买卖不行,做个手工业者也不行,去读书、游说诸侯,靠传播知识、办个私立学校,都不行!这样的驱农归战政策,可以设想一下,在齐国能不能行得通?回答是不能。为什么?因为自西周初年齐建国,就广开渔盐之利,就开始搞农业、盐业、渔业,搞农林牧副各业,已有好几百年历史了,现在要来个“利出一孔”,只让农民种地,而且土地要经过国家之手发给你,可以相信,没有任何政治手段可以靠强迫做到。山东如此,河南的郑国不如此吗?你看那个民风,追求爱情,追求男女之间的愉悦。这样的条件,商鞅变法的思维逻辑,在东方任何一个地方都找不到市场。可是,在秦国,当时社会发展状况适合商鞅重小农的逻辑,因为秦国“戎翟之俗”。

这个地区,周文化曾经辉煌一时,但是,因戎狄势力太强,衰落的周王朝迁走了。记载说,周平王曾登上镐京城墙,四下一望,周围全是戎狄!所谓戎狄,都是当时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人群,还处在半游牧半农耕状态。也就是说,西周崩溃后,秦人用武力打下的西周故地,文化状态整体落后于当时的东方各地,戎狄势力很强,农耕社会的文明生活方式,需要重新缔造。这里的很多居民,来自遍地游牧区域,现在不再放牧了,来到适合农耕之地,开始转变为农业人群。

商鞅变法的时候,秦国大体处在主要人群由游牧向农耕转变这样一个特殊阶段。所以,商业还远远没有发展起来,手工业也相对原始,尤其是私营的商业和手工业更不发达。在这样的情况下,“利出一孔”,以国家控制的土地做奖品,换取人们打仗的热情,是可以做到的。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商鞅变法推行的生产模式,即重小农的生产模式,是适合当时这个地区的。可是,将来一旦打下天下来,把这种方式推向全国,去统治全国,大家想一想,会是什么后果?但在当时,商鞅的“利出一孔”,却使秦国统一天下,立于不败之地。

与此相比,东方各国的变法都太浅,这是他们最终不能和秦国争强的最主要原因。

但是,问题还不仅如此,东方六国很多不智慧的做法,更加速了他们的衰落乃至灭亡。北宋苏询著文《六国论》说:“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实际上,六国一个接一个衰败,主要问题不是在割地赂秦,齐闵王的贪图宋国土地,楚怀王的昏庸受骗,说到底都是贪图眼前利益,都是自作孽不可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他们的自寻死路,为秦的一家独强,大开方便之门。

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战争的惨烈,不仅使战争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新的军事思想,也使很多诸侯国开始变法图强,这是战国时期的独特风貌。那么,在充满着变化的战国时代,有着什么样的时代景观呢?

一批新人走上历史舞台。这批人,是游士,是策士,像苏秦、张仪、商鞍、吴起、范睢等一大批人,七雄并立的特殊时代,朝秦暮楚者纵横捭阖,或者主持变法,为相为将。这些人,大部分出身草根。实际在春秋时洛阳城里那些执政的,仍然是周公旦和召公的后代,多少辈了。人们常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出了五服就不算亲人了。可是,你要拿这个“五世而斩”去理解宗法制的全部,就错了。

宗法制,只要是召公的后代、周公的后代,就可以世世代代保证你在政治上的特权,这叫世卿制。这个制度不利于贤人。像孔子那样周游列国,到处走,在夹缝中找机遇。游士的兴起,就可以追到孔子这里。同时,是他第一个办起私立教育,而且他还说过:“犁牛之子辟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论语》

什么意思?犁牛,一种解释,耕地的牛;还一种解释,犁通狸,狸猫身上的毛,红一块、紫一块、白一块的杂花,就是犁,也就是狸,狸猫就是杂花猫;犁牛,也可以理解为杂花牛。孔子说,杂花牛的儿子,若是通身赤红,两只犄角长得很周正,符合祭祀天地用牛的标准,若因为它爸爸是杂花牛,就不用它祭祀,你舍得,山川神灵却舍不得!孔夫子提出了一个很伟大的道理:英雄不论出身,也就是从春秋结束的时候开始,一大群“犁牛之子”上台了。

孔子周游列国,一辈子不得志,但晚年他应该感到幸福,因为他的学生,像子贡是一名外交家,子路等也各自在人品学业上有出色成就。孔子说子路:“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他的不少学生,都活跃在鲁国等国舞台上。

自此,读书晋身,靠什么?靠的是知识,靠的是对历史、对政治经济各方面的了解。你看,子夏就被魏文侯请了去当老师。曾子的学生,子贡的学生,也有的在那里。这批人,还有点读书人的气概,还有道尊于势的清高。再往下发展,到了吴起、商鞅这一辈——吴起是曾子的学生——就变成一帮功利主义者,有强烈的功名心。为了功名,什么也不顾,不是五鼎食,便是五鼎烹,倒也痛快!

因为有强烈的功名心,所以他们可以推动历史的大车前行,同时,也常常把自己塞到车轮子底下轧死。战国士子一方面轰轰烈烈,貌似很自由,可是生活中到处充满了矛盾、陷阱,他们自身的修行和品性,对此都难以应付。

他们往往是一些很单纯的人,像商鞅,敢把太子师傅收拾了。这在后代的某些大臣,是绝对不敢做的,可他,就这么单纯。吴起到了楚国后就说,大臣太重了,既得利益者太强了,把他们弄远点。一根肠子,忠心耿耿,硬碰硬地对付豪门权臣。你弄他们,他们也弄你,反弹。所以这样的行径,又有他们可爱的一面。读这种人的传记,读一遍不一定理解,好好读几遍,就该为他们感慨,为他们惋惜了,有时还觉得他们可鄙,心情很复杂。总之,就是这样一批人上了台,轰轰烈烈,历史面貌为之一新,文化各方面也都为之一新。

还有一批人,站出来与时代黑暗抗衡。战争那样残酷,是黑漆漆的时代,天下人都为了君主一人对土地、人民的欲望,拼搏厮杀,杀人盈城。各国内政情形又怎样呢?一切以战争为目的,饿死很多人,灾荒没人管。

战国是中国历史的特殊时期,它是中国历史从大分走向大合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交织着新与旧,激荡着血与火,在各个诸侯国之间,有变法的阵痛,有战争的惨烈,一批新人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时期大兼并的历史现实,造就了独特的战国面貌。那么,战国时期还在哪些地方发生着变化呢?

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大家知道,周家创业,周武王等带着一二十万人闯天下,搞封建制。搞封建制的标准是什么?血缘关系。亲人、盟友,都封出去做诸侯,世世代代。讲亲戚关系,对后来中国人影响很大,至今也很大。

但是,到了战国时期不行了,政府不能容忍这些了。商鞅变法就提出来一条,一个家庭最理想的状况是五口。为什么要这样规定?是政府为了税收。为了税收,就要把家庭破析到五口人这样一个小单位。夫妻两口子,总得有吧,缺一个构不成家,生个大孩子,生个小孩子,可能还有一两个老人,这样的话,就是五口之家。五口之家,大概有三个需要纳税的大人。所以,要全社会的家庭都是小到不能再小的五口人的规模。

就是为了保证王朝税源充沛。若是大家族,好几百口子在一块儿,却只交几个人的税,国家税源就少。不仅秦国,列国的税收制都在变,无形中对当时的社会结构是一种人为的、出于政治军事目的的强制改变。

所以说,当时的社会结构变化,不是由于社会结构自身内部新因素生长的自动变化,不是,是被政府强行划开的。强行划开就不容易愈合。什么时候政府力量弱了,或者不严加管理了,家族势力就起来了。在当时,出于政治需要,经由政治手段,做了一些改造社会的工作。但是这种改造,并不是沿着家庭生活福利这种逻辑做的,而是相反,是为了保证国家财富。所以这样的改革改造,会出现反复。政府稍微一失控,家族势力就起来了。到汉魏南北朝时期,就形成了家族门阀势力。

变法还造成另外一个结果。如果我们熟悉汉朝初期,那时有一个很显著的思想现象,就是“过秦”。什么叫“过秦”,就是检讨秦国,批判秦国。陈胜起义要“诛暴秦”,到了汉初,思想家在理论上要“诛暴秦”,其中思想家里最有力的“过秦”者是贾谊。

贾谊写文章说,秦国因为变法,社会风俗变得很不善良。因为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税收的利益单位,所以秦法下亲人之间的关系很不好,不厚道。他说在一个家族里,婆婆哪怕是向儿媳妇借个答帚,儿她妇也得骂一顿,骂骂咧咧才给你,因为我家吃了亏。这个风俗不好。所以他向政府提出要求,应该兴儒术、兴教化、讲人伦、讲和谐,回到儒家所倡导的社会轨道上去。页谊的说法,透露出战国在社会风俗方面发生的显著变化。这是另外一个特点。

二百五十多年的战国历史,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互相兼并。在这个时代,既有奔走于各国之间的游说之士,为了功名朝秦暮楚,也有推行变法、不徇私情的法家人物;既有像庞涓一样心胸狭隘的将军,也有蔺相如那样胸怀宽广的大臣。这些人有公心,也有私欲;有优点,也有缺陷,但他们一个个都个性鲜明,具有强烈的战国时期人的特点。那么对于这些人所生活的战国时代,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总结呢?

最后,我要用顾炎武的一段话对这个时代做个总结。顾炎武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他写过一本书叫《日知录》该书卷十三有一条叫《周末风俗》,这个“周末”指的就是战国。他把战国与春秋对比,说:“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意思是,春秋时期的人,包括打仗也讲个礼,讲个信任。什么叫讲信任?

春秋时楚国打宋国,宋国的宰相爬出城来,找到楚国的宰相,说我们国家“易子而咬其骨”,都开始吃小孩儿了——吃小孩儿不忍心吃自己的,换别家的孩子吃!他可以把这话告诉楚国执政。楚国执政也说实话,说我们现在也没粮食了,要撤军了。战争期间还能讲这些,重礼讲信。

但是到了七国,再也看不到这种现象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他说:“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期尊王攘夷,要当霸主,没尊王的表现,诸侯就不跟你走,不论是齐桓公还是晋文公,都尊王,尊王可以把大家统一起来,排除异族,所以周王是一面重要的旗帜。

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就不然了。顾炎武这个说法,是个概括性的说法。有人会说,战国时期魏惠王也尊过王。是的,可他尊王是想升高自己,下场却是马陵之战栽了大跟头。

我们说,魏惠王有点时光倒错,生活在战国,却老做春秋梦,所以,梁惠王的表现不足以构成对顾炎武的反证。战国时,周王已经彻头彻尾变成聋子的耳朵了。

第三点,“春秋时,犹宴会赋诗。”春秋时期列国宴会上唱《诗经》,是一种文雅,非常雅致的君子风范。到战国,见不到这样的现象了。

还有就是苏秦这种人。苏秦,得了势以后回家,问嫂子,为何对他前倨而后恭?嫂子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说,还不是因为叔叔你钱多、官儿大吗?

大秦帝国苏秦剧照

还有一点,“春秋时,犹有赴告书策”。赴告,列国之间发生了事以后,互相通报情况,到战国则没有了。另外,“邦无定交, 士无定主”,说这个时候 ,邦国之间没有一定的交情,今天答应你割地,明天接着打你。 而且是今天跟你约了盟,明天一看你要倒霉,就破鼓乱人捶,一块儿下家伙。 士与士之间,就是你的功利别妨碍我,我的功利不妨碍你。 妨碍了我,就给你使绊子,给你下药、下套,把你搞死! 顾炎武说: “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 ”还说不要等到秦始皇统一天下,文武之道已经完蛋了。 “文武之道尽矣”,“尽矣”不就是完了吗? 他对“文武之道”的丧失充满了惋惜。 所谓“文武之道”,就是礼乐文明,就是西周文明,就是前边所说的朝聘会盟、赋诗言志、崇礼尊信等等。

的确,战国是一个新时代,它在很多方面表现出许多特色。七国打来打去,打出一个新模样,这个新模样,老实说不是很好看。但是中国要走进未来的历史,非要经过这么一段时间不行。这就像蹬浑水一样,非要瞠过去才能好一点。

总之,回望七国,成的有成的原因,败的有败的教训。读这段历史经常使人生警醒。这也应了那句老话,读史可以使人明智。所以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我们的事业而言,这段历史都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亲爱的凤凰网用户:

您当前使用的浏览器版本过低,导致网站不能正常访问,建议升级浏览器

第三方浏览器推荐:

谷歌(Chrome)浏览器 下载

360安全浏览器 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