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真相：天主教催生资本主义

天主教堂

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了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之母”后，人们愈来愈承认新教对资本主义的孕育发挥了特殊作用。可是，作为“新教之母”的天主教，却长期被认为是阻碍现代社会形成的祸首。这其实是人们对天主教的偏见。

一、天主教会编织的“世俗之网”

众所周知，基督教教条在某种程度上是倡导禁欲主义的。中世纪的修道院几乎像是被高墙围圈起来的一幢幢与世隔绝的孤岛，修士们在院宇内耕作种植、读经冥想，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这样的作息方式乍看起来与世俗社会毫无关联，却又与现实社会有着微妙的联系。

封闭的修道院

如果我们对一位中世纪的修士说，未来的资本主义世界是因改良过的基督教信仰而兴起的，恐怕他们会惊掉下巴。事实上，耶稣的确在教训门徒时曾说过“财主要进天国的门，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可就在公元两千多年前，犹太人也曾受到耶和华赐予“流奶与蜜之地”和“后代如星辰”的祝福。即便从《圣经》的文本来看，基督徒的财富观和物质观也十分宽容。

犹太人兴旺的大家族和牲畜群

中世纪西欧的基督教会在罗马教会的基础上组织更加完备，教廷根据圣徒典籍或教会传统安排了如同蛛网一般的复杂机构。这些机构逐渐由单纯的信仰团体变为了综合社会性团体。在中世纪的庄园里，人们时常要去教堂做礼拜、做忏悔；在城市中，教会人士在服务于人的同时，也同工商业者们发生着积极的互动。

这些互动有时是精神上的，有时却是经济上的。比如，有的庄园会安排有专门的宗教法庭，人们普遍愿意依靠受人尊敬的牧师来审判案件，并甘愿为牧师的付出给予经济报酬上的支持。也有的城市会聘请有才华的牧师前来授课，也有的经济交易是教会组织的。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人人都要向教廷提供十一奉献，更虔诚的信徒还会为教会大方解囊。

由宗教人士主持的“民事调停”程序

无论在城里还是城外，大家都会同教会发生经济往来。而掌握财富最多者会影响市场，为社会的发展制定规矩、规划道路。著名经济史学家波斯坦曾形容天主教会是中世纪西欧的“财库”，教廷有时能够借助经济的力量控制封建主的内政外交，甚至借助信仰和经济的双重力量引导战争的走向。

教会人士与封建军事力量

二、天主教会对中世纪经济生活的滋养

奇怪的是，人人都承认中世纪教会与世俗社会之间的交往之深，却很少有人承认教廷对中世纪经济社会施加了巨大影响。教会为中世纪塑形的一些习惯，直到今天还影响着现代社会的发育和走向，甚至其中的一些历史遗产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比如，教会最为人称道的处理财富的方式是慈善事业。中世纪欧洲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因为经济技术长期没有突破性进展，欧洲人无法利用“做大蛋糕、均衡分配”的方法解决难民问题。教会为实践基督教教义，常常拿出自己的财政积蓄向穷人提供义务性救助。这种财富流入为社会解决了矛盾，维护了现代社会提倡的“纺锥型”阶层分布。

背井离乡的手艺工人随时面临陷入赤贫的风险

既然教会能通过什一税、死手捐等形式的“税收”聚敛财富，同样也可以通过特殊手段分配财富。意大利是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比较早的地方，罗马教廷提供的贷款为北意大利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教皇英诺森三世曾在信函中抱怨，“那些借贷不还的债主总是那么多。”但在中世纪后期到近代早期这段时间里，教会对高利贷的态度基本上还是顺应经济规律的。

英诺森三世

教会对待高利贷从起初的“严禁”转为“驰禁”，基本上是由教会法学家和一系列教令完成的。教会起初规定，任何食利的借贷都应当被禁止，因为这被当作是“僭越上帝主权”的行为。再到后来，借出钱款收取一定的利息被认为是恰当的。教会法学家们解释说，这是由于借出人也需要依靠金钱生活，但禁止借款人拿筹款另借他人。再到后来，教会干脆也公开以自己的身份贷款给国家和大商户。

另外，教会还通过从各地抽调的“税官”与城市工商业者发生关系。教皇派往各地的税官权力很大，他们中的某些人常常利用权力成为城市工业的“董事”。比如，13世纪时，有一位名叫史蒂芬的税官曾按照教皇的指派，将收上的新税投资于银行业并捞取高额利润。他通过这样的手段控制了好几座城市的工业和金融业，并得以发财致富，间接推动了当地的经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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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会大扭转与资本主义的孕育

如果说中世纪前期的天主教会还在“矜持”地推动着经济之轮的转动的话，那么近代早期的天主教会更是奔放的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了。由于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的天主教会大分裂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教皇对欧洲国家的征税权逐渐丧失。原本已经深入经济生活的教会，逐渐从“贷方”转换身份为“借方”。天主教会不是一个合法合理的经济组织，有朝一日当它丧失权力，便意味着失去了对世俗王权的经济控制。

但是，已经养成的经济习惯一时间很难发生改变。教会由是出现了连年的财政赤字，最终不得不依靠向世俗势力借贷度日。从前要依靠教会担保和保护的社会人士，此时反倒向教会讨账，这就不得不打击到教会和信仰的权威，以至于催生了宗教改革。天主教会自身势力的扭转，并没有使其成为一个强力摊派赋税的“黑洞”，教会反倒乐意用世俗的手段去维护和获取财富。

教士、贵族与贫困人口

到了15世纪，教会开始通过卖官鬻爵、兜售赎罪券、向银行借高利贷、向封建主出卖教会领地等方式换取资金，以支撑起“人士开支”、“演说出游”等耗资甚巨的必须项目。教会自身的转变是不全面的，因此无论如何也没办法同世俗的公司和商业从业者相比，结果只能导致自身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

伴随着教会财富的愈发恶化，其自身也愈发社会化起来。16、17世纪，教皇克莱门八世和保罗五世一共发行了600万银斯库迪的债券，这些债券的购买者大多数是城市中的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他们大多借助“为上帝捐助”的名声扩大了自己的信用，以至于发展成为著名的商业家族。他们中有一些还进入了教廷，根据学者的估计，17世纪末的教会中已经有1/3的官职被银行家和商人占据，这样的教会怎么能是资本主义的阻碍者呢？

主教和各级教职人员也愿意出售自己的“授职权”

文史君说

教廷的社会化为欧洲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它使得宗教禁欲主义成为人们灵魂深处的自省器，而非阻碍时人追求财富的拦路虎。天主教为欧洲人维护社会秩序和契约精神带来了利益的同时，还重新解释了信仰中有关限制贪婪和禁止借贷的申令。教会一方面推动世俗阶层的财富积累，一方面又因“属世活动”的增多而不断社会化。因此，从天主教时代开始，欧洲社会就已经展现出超群的现代性，新教的诞生只不过是对这些既成事实的重新解释。也是，娘胎里生出来的孩子怎么能不像娘呢？天主教的确是资本主义之母，只不过她的面纱还未完全被人们揭下！

参考文献

龙秀清：《罗马教廷与商人关系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2007年第3期。

孙诗锦：《试论中世纪天主教会高利贷观念的嬗变》，《学术研究》2007年第6期。

(作者：浩然文史·瓷国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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