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笑话蒙古海军了，它曾经称霸世界

作者：吴凡 审核：徐飞 编排：Lyra

无论是德云社相声里耳熟能详的老梗——“蒙古国海军司令”，还是现实中仅有3条船、7名船员，被戏称“七武海”的蒙古国“湖军”；都说明在大多数人心目中，靠着弓马骑射征服欧亚的蒙古人只能陆地称王，遇到广袤无垠的大海就立马变成了旱鸭子，以至于任何蒙古相关的水上力量都成了笑话。

▲被戏称为“七武海”的蒙古国库苏古尔湖水上力量

但在700年前，蒙古人统治欧亚大陆的时候，他们征战的脚步并没有止步于海洋，而是通过模仿、招降、创新等方式逐步建立不逊色于明朝郑和船队的强大的海上力量，成为威震世界的“海上蛟龙”。

01

靠招降与缴获起家的蒙古水军

蒙古人尚武，连蒙古汗国都是靠着军事征战而凝聚在一起，蒙古水军也自然是因为战争需求的产物，当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将马鞭指向更遥远的国土时，为了应对江河湖海中的战争，水上力量也就应运而生。

早在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时，蒙军中就产生了水军的萌芽。公元1220年，打遍草原无敌手的蒙古骁骑在西征途中被西域的莫兰河挡住去路，成吉思汗向群臣诸将询问如何渡河，这时金朝降将张荣主张造船渡河，并自荐担当监督工匠造船之任，他仅用一月时间就“造船百艘，遂济河”。之后，张荣因功晋升为镇国上将军、炮水手元帅。

▲大蒙古国对外征伐路线

如果说西征中的水军只是一支为造船、渡河而临时组建的非战斗部队，那么时隔一年之后，蒙古军就在蒙金战场上遭遇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水战。

公元1221年金朝大将武仙派遣部将卢秀、李伯祥率领数百艘战舰沿江而下，准备袭取赵州、沥城。时任蒙古安武军节度使的王义“具舟楫于纪家庄”，在下游成功截击金军。 《元史》中还记载，王义的士兵“皆水乡人，善水战，回旋开合，往来如风雨。 ”

这说明在河流纵横的华北地区，蒙古人为了对抗金军水军，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挑选熟悉水性的归附汉人，建立一支较小规模的水军。 只是此时的蒙古水军尚处于“具舟楫”的萌芽阶段，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作战力量。

▲蒙金战争形势图

据史料记载，成建制的蒙古水军形成于蒙宋战争之中。公元1237年前，汉将张荣实就被蒙古大汗窝阔台封为“征行水军千户”，说明水军从步军中分离出来，开始成为一支独立兵种。

紧接着，元太宗十年（1238年），蒙古将领谢诚在与宋军的作战中 缴获了千余艘宋船 ，这些南宋制造的优质战船有力地提升了蒙古军的水上力量，随后解诚被授予水军万户兼都水监使，这 标志着蒙古汗国第一支规模较大、成建制的水军正式建立 。

在之后的攻宋之战中，蒙古水军逐渐在实战中得到历练，先后与宋军水师进行了巢湖水战、瞿塘水战、淮水之战、马湖江水战等战役，多数取得胜利，俘获战船少则数十艘、多则数百艘，又进一步增强了蒙古水军实力。

以至于元宪宗八年（1258年）爆发的嘉陵江水战中，蒙古军大将史天泽一次就出动战船千余艘，取得“三战三捷，大败宋将吕文德，缴获战船百余艘”的佳绩。说明蒙古水军无论在舰船数量上，还是战斗力上都已具备一定实力。

▲元代画家刘贯道所绘《元世祖出猎图》

待到1260年忽必烈登上汗位，下定灭宋决心时，蒙古水军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

即位之初，忽必烈命张荣实为水军万户，统领华北区域水军共计1705人，加上水军万户解诚手中的1760人，整个中原区域成建制的蒙古水师不过3465人左右，与南宋水师相比实力悬殊。以至于蒙古围攻南宋重镇襄阳，受阻于宋军强大的水师，忽必烈才认识到，要消灭南宋，必须要“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从而加快了蒙古水军发展的步伐。

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自认为是中国正统王朝的继承者，进一步加速了灭宋的步伐。仅在前一年（1270年）南宋降将刘整就奉忽必烈命，建造战船5000艘，训练水军7万人；两年后（1273年），又在汉水流域及汴梁等地造船2000艘，编练水军5万余人；次年又在汴梁新造战船800艘。这些举措使蒙古水军急速壮大。据统计，当时仅在襄阳前线的水军就达16万人之巨，拥有战船万余艘。

▲蒙古灭宋形势图

强大的水师使蒙古人如虎添翼，在灭宋之战中势如破竹。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元军接连攻克襄樊、鄂州、建康等战略要地，并于至元十三年（1276年）二月，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之后元朝水军挥师闽粤，继续追歼南宋残余势力，最终于至元十五年的崖山之战中大败宋军，逼得陆秀夫身背末帝跳海殉国，彻底灭亡南宋。

蒙古人在征服金、宋的战争中，通过招降、缴获等方式初步建立了水军基础；同时随着战争的深入，蒙古人逐渐意识到水军的重要性，于是他们进一步整合资源，建立了一支规模空前的水上力量。

这是游牧民族水军史上的奇迹，但这并不是蒙古水军的巅峰，随着忽必烈统一中国本部，蒙古人的目光由内陆转向海洋，元朝的水上力量也由此开始从一支内河水军向称霸世界的“海上蛟龙”转变。

02

冲出内河走向海洋的元朝海军

随着统一中国本部的进程加快，蒙古人的目光又转向日本、安南、占城、爪哇等海外诸国；为了征服这些沿海及岛屿国家，由内河水军向“远洋海军”转变，具备跨海作战能力，成了元朝水上力量发展的新方向。

▲14至15世纪处于巅峰状态的蒙古帝国

忽必烈选择了日本作为海外扩张的第一个对象，先后于元十一年（1274年）、至正十八年（1281年）两次发兵征伐日本。面对数万乃至十数万兵马的跨海作战，海军不仅要具备较强的海战能力，还需要大规模的运输能力，这就对了战舰的数量、牢固性、适航能力，以及船员水手的专业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一次征日之战被日本称为“文永之役”，彼时蒙宋战争尚未结束，蒙军主力陷于江南战场，再加上长期从事内河水战的蒙古水军对海战尚不熟悉，于是蒙古人将首次远征日本的主要任务布置给刚刚降服的属国——高丽。

▲日本收藏的“蒙古国牒状”，即忽必烈给日本的国书

至元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下旨命高丽打造载重1000-4000石的海舰300艘、轻疾舟300艘、汲水小船300艘，共计战舰900艘；并命忻都为征东都元帅，洪茶丘为右副元帅，刘复亨为左副元帅，率领蒙汉军2万人、高丽军5600人、高丽水手6700人，共计3.2万人，跨海东征日本。

在快速攻占对马岛后，东征军在日本九州岛北部的博多湾登陆，由于元军不熟悉博多湾的水文地理情况，再加上恰逢连日狂风暴雨，元军在损失1.3万人后，被迫撤军回国。

▲日本《蒙古袭来绘词》中的“文永之役”

第一次东征的失败，并没有打消忽必烈征服日本的念头，在吸取失败的教训后，元朝海军又开始为再次征日积极准备。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廷“命湖北道宣慰使刘深教练鄂州、汉阳新附军”，同时在福建、浙江等省份建立沿海水军万户府，招募水兵，练习海战，进一步加强海军训练力度；恰好这一年，元朝完成统一，为全力攻日奠定基础。

▲日本“元寇博物馆”中收藏的蒙古皮甲

至元十八年（1281年），忽必烈决定再次东征日本。东路军由忻都、洪茶丘统领蒙古军及女真、契丹等金朝降军共计1.9万人，再加上金方庆统帅的高丽军1万人、高丽水手1.7万人，携带军粮十万石，乘战舰就900艘由高丽出发。

另一路是由南宋降将范文虎、李庭等人率领的江南军十万人，乘船3500艘，从浙江宁波出发，两军共计15万人以上，计划于6月会师日本，东路军主要负责作战，江南军则主要负责在占领区屯田产粮，以为长久作战。

此次作战兵分两路，规模庞大，且计划周密，本来获胜应该是意料之中，但没想到由于日本早已做好战争准备，元军在九州的登陆受阻，被迫退还船上，又不幸遭遇到台风袭击，几近全军覆没，生还者不到十分之一。

▲“弘安之役”的海战场景

两次征日失败后，忽必烈仍不死心，还试图发动第三次东征。他于至元十三年（1282年）二月派官员至乾山督造江南战船千艘；七月，又令高丽造舰150艘；八月令扬州、泉州等地造舰船3000艘；在大量造船的同时，还将强水军训练，一再下令招募水工，甚至规定“凡熟悉海战者，可以自募水工，募得百人者授百户职，千人者授千户职位”。

只是因为后续忽必烈将关注点转移至占城、爪哇等东南亚诸国，才搁置了攻日计划，直到忽必烈去世，才最终停止。

两次东征日本虽然都遭遇失败，但却使元朝拥有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力量，能够一次性出动数千艘海船，承载十几万人跨海作战，这是当时空前的海军实力，标志着蒙古人在东亚确立海上霸主的地位。

▲日本所绘制的元朝海军舰船样式

东征日本之后，元朝海军又先后与东南亚的占城、安南、爪哇等国发生战争，其规模都没能超过第二次东征日本；其中征伐安南以陆战为主，海军只是配合；征伐占城，虽以海军为主，但只是沿海作战；只有征伐爪哇，距离较远，涉及跨海作战。

纵观元朝海军的跨海作战，规模之大、空间之广、次数之多可谓史无前例，这不仅展现了元朝海上力量的庞大规模和作战能力，也体现出元代强大的造船能力和造船技术。但这些军事行动多是蒙元贵族发动的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的非正义战争，再加上劳师远征，不明敌情因而多以失败告终。随着元世祖忽必烈的驾崩，元朝对外征战逐渐减少，元朝海军也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03

元代的造船技术与航海活动

元朝强大的海（水）军背后是以惊人的造船能力和高超的造船技术作为支撑。以战舰为例，据不完全统计，从至元七年（1270年）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的22年间，元朝共造江船8000艘、海船9800余艘，合计17800余艘；民用船只的数量更多，据《大元海运记》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二月，为济州河运粮，就曾一次就打造漕运船3000艘。

元代还首创水上驿站，据《元史·兵志》记载，元廷在陆上驿站之外，在全国江海水陆要冲设置水上驿站共424处，共造有邮船5921艘。

▲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画像

大量船舶的建造进一步促进了造船技术的提高。从当时的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马可·波罗等人的《游记》中可以看出元代海船的大体轮廓：海船可分为三类，大船称为“艟克”，中等船称为“艚”，小船称为“舸舸姆”。

其中大船上多有4桅，每只桅可以随意起放，最多可张10-12张船帆；船帆用藤篾编成，其状如席，常挂不落，顺风调帆。船体为3层硬质木板，油麻捻缝，并用铁钉钉合；每艘船有13个水密隔舱和1-4层甲板；在无风的海域，海船将摇橹作为动力来源，这种橹的和桅大小相同，每只橹由10人左右操纵；船只的整体载重量在300吨上下。

伊本·白图泰还记录了，每艘战船上载有海员600人、战士400人，共计千人，其中还包括弓箭射手、持盾战士以及发射类似火焰喷射剂的“石油弹战士”。这种元代海船与当时阿拉伯人制造的，只有“一桅、一帆、一舵，无甲板，装货时则以皮革覆之”的缝合船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整体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15世纪《马可·波罗行纪》手抄本中的泉州

造船业的发达也促进了元代海上航运业的发展，就以海上漕运举例，元代海上漕运的规模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朝代，其年运量由1282年的4.6万石开始逐年递增，至1329年达到最352.2万石的峰值，在营的海运槽船的数量也不少，仅延祐元年（1314年），从浙西平江路刘家港启航的漕船就达1653艘，足可见漕运之胜。

元廷还专门开辟了从江苏太仓到河北直沽的海运航线，经过四次变迁后，这条航路直、航期短的离岸航线最终定型，奠定了近代北洋航线的基本走向。

▲元代海运航线图

在远洋航海活动方面，元代也在空间范围上，相较于宋代有所扩大。主要分为东西两条航线。

东行航线通向日本，航路与宋代大体相同，每年五六月间，从中国浙江庆元出发，横渡东海，航期在10日左右，即到达日本；从日本来中国，多在春夏之交的三四月份启航，称为“大泛”，也有少数是在秋季九十月份出发的，称为“小泛”，约是在清明、重阳两节前后，海上风平浪静，适宜航行，明代日本倭寇侵扰我国东南沿海，也多选在这两个季节。

西行航线主要是经南海，出马六甲海峡，通向南亚、西亚、北非、东非等国。这些地区在元代以前被统称为“海外诸国”，或是“海南诸国”，到了元代，随着远洋航运的发展，产生了新的地理概念。元人以马六甲海峡的南巫里（亚齐）为界，将南巫里以东海域称为“东洋”，以西海域成为“西洋”。这一地理概念被明清两代沿用，我们所熟知的明朝“郑和下西洋”就借用了南巫里以西的“西洋”概念。

▲元代的中外交流情况

随着元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元廷曾在广州、泉州、杭州、庆元（今宁波）、上海、澉浦（今嘉兴海盐县）、温州等七处设市舶提举司，主管对外贸易，海外贸易逐渐兴盛。

这也推动了元代官方及民间航海家进行远洋探索活动。早在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世祖忽必烈就派广东招讨司达鲁花赤杨庭壁先后三次出使具蓝（今印度西海岸的奎隆）、马八儿等海外诸国。到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已有马八儿（今番班岛）、须门那（今印度松纳特）、僧急里（今印度克兰加努尔港）、南无力（今印尼的班达亚齐）等十余国与元朝建立了贸易联系。

▲蒙古大汗的船队经过印度群岛

元代中期的民间航海家汪大渊于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及元顺帝元统五年（1337年）两次出航西洋各国，并写成《岛夷志略》一书，记述了亲身经历的二百多个地方的地理、风土、物产，涉及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北非等多个地区。极大地扩展了元代人的地理认知范围和海外知识，为明初郑和船队远航西洋的壮举奠定了基础。

1. 张铁牛，高晓星著：《中国古代海军史》，北京：八一出版社 ，1993年10月；

2. 席龙飞著：《中国造船通史》，北京：海洋出版社，2013年03月；

3. 史滇生主编：《中国海军史概要》，北京：海潮出版社，2006年02月；

4. 包遵彭著：《中国海军史》，上下册，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0年05月；

5. 安京，《蒙古国早期的水军与水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1年01期；

6. 王风雷，《元代水军训练及军事科技教育》，《蒙古史研究（第十一辑）》，2013年12月；

7. 何卫国著：《中国海洋符号·古船扬帆》，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17年04月；

8. 王俊编：《中国古代船舶》，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5年06月；

9. 孙玉琴、常旭著：《中国对外贸易通史》，第1卷，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8年0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