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的文明之光：一战中国向德宣战，如何处置在华德人和德产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一战爆发，随后以英法俄为主的协约国势力与德、奥等国结成的同盟国展开激烈交战，欧洲大陆笼罩在战火的阴影下。面对敌对的两方势力，选择哪一方对于新生的中华民国最有好处，无疑是彼时的中国政府与外交官所考虑的重点问题。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幅度上升一样，一战同样为中国带来了改变自身国际境况的绝佳时机。

一、保护还是接收

1917年，德国发动对美国的“无限制潜艇进攻计划”，促使美国放弃原先的中立状态，转而投向协约国阵营。随后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开始极力催促中国加入协约国，并同意中国参战后会给予中国相当好处，随后中国向德国等同盟国势力宣战，并开始着手处理以德国为主的同盟国势力在华的公民与经济财产的处置工作。

无限制潜艇计划

德国虽不像英法那般，很早便进入中国进行经济活动，但其在进入中国市场后，以极快的速度抢占中国这块庞大的市场。1898年，德国强占中国青岛，至中德“开战”之前，德国在华投资已达近3亿美元，洋行有273家，德国在华侨民也有3000多人，可谓是十分庞大的一个利益体系。按照基本的战争条约来看，一旦两国宣战，德国在华资产便成为了“敌产”，中方有接收的权力。而中国也立即废止一切与德国、奥斯曼帝国等同盟国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并宣告接收一切德国政府在华开办银行、洋行或企业。

德国在华资产（济南德华银行）

此时设于上海的德国德华银行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这是德国人在华开设的唯一一家银行，财力雄厚，因此如何处理德华银行也成为检验中国政府处事与外交能力的试金石。有人可能认为，既然此时两国已经开战，那么对银行应该采取强硬接收的办法，但这恰恰是落入了陷阱当中。要知道数十年来，中国正是因对国际法的隔阂，从而在外交方面一再被西方人牵着鼻子走。中华民国既已建立，就必须改变原有的办法，为此中方决定仅接收德华银行当中的政府部分，而对私人与商业性质的财产予以保护处理，可谓十分谨慎，而且力求滴水不漏。

位于上海的德华银行

二、外交之外的目的

俗话说，外交只是手段，背后的利益诉求才是外交的核心要素，若为了意气之争，那获得的利益也只是短暂的，而且可能会招致更为惨烈的后果。其实中国与德国之间并无太多利益纠纷，更没有到开战的地步，而中国之所以放弃中立国身份，转而投向协约国阵营，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外交考量的。

首先是希望摆脱国际上的“孤立”地位，获得协约国阵营国家的支持与援助。众所周知，1915年日本趁西方国家开战机会，借机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企图独占中国利益，这次外交屈辱事件对中国政府的冲击太大，推动着中方寻求破局的机会。在摆脱孤立地位的基础之上，中国政府还希望向世界展现“文明国”的中国国家形象，并借机废除与同盟国家的不平等条约，收复部分主权与领土。

《二十一条》引发中国国内大规模抗议

中国的参战是在协约国的极力促成之下才宣布的，虽然中国采取的种种和平措施与外交举措是为了求取协约国的支持，但实际的结果却并不如意。一战期间，欧洲交战国之间多不遵守国际公约，以十分残暴的手段对待敌国在本国侨民与财产，无论是同盟国还是协约国，采取的措施都十分残暴，因此他们同样要求中国应该采取严厉的措施处置在华德产。时任英国驻华署理公使艾斯敦与时任中国外交总长汪大夑会谈时，便明确要求中国应当将德国在华商行“全部消灭”。

汪大燮

1917年9月，中国与协约国代表会谈援助中国事宜，七国在答应对华援助的同时，也提出了全数查封敌国在华商行、银行、工厂等要求。随后协约国更是接连不断地催促中方采取严厉措施打击德国在华力量。由于中德之间并未实际开战，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员，都未对德国产生明显的厌恶感，因此尽管协约国百般催促，中国始终没有采取过分的举动。

三、用财产换得外交主动

1918年9月，一战接近尾声，同盟国在军事上处于全面崩溃的阶段。与此同时，协约国依旧不忘催促中国接收处理德国在华财产，1918年11月，中国与英法等国组成联合委员会，就接管敌国侨产的事情再度进行磋商。12月，英方提出中国应该遣返一切在华敌国侨民，想借中国之手全面清除同盟国势力在华的影响，此时的中国因面临着战后争取权益的关键阶段，因此答应了英国的要求。

见证一战开始与结束的福煦车厢

1919年2月，遣返敌侨行动正式开始，各地在遣返侨民的同时，也对各地侨产进行仔细清查，以便随后对其进行全面接收。尽管许多侨产出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而未被接收，但就已接收的情况来看，中国政府也获得了大量财产。据统计，仅在上海的接收数额便达到数百万两白银。两湖地区的接收数量，也达七、八百万两白银，全国各地加起来的数量达千万两以上。

或许有人问，这次接收是不是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呢？其实并不是。尽管中国宣布对德产进行接收，但接收后并未将其转为国有，反而下令各地政府先对其进行“保护”。一方面，中国政府依旧不希望中德关系陷入全面破裂的状态，另一方面中国想以这笔巨款为筹码，在巴黎会议上获得更多的权益。

《我的1919》中的巴黎和会现场

1919年5月7日，《凡尔赛和约》正式公布，中国并未能将山东权益收回，但在废除不平等条约方面，却取得一定进展。5月23日，中方宣布全面清理与出售德国在华财产，但直至10月，清理德侨工作依旧十分艰难，其实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中国政府的外交考量。正如前文所讲，尽管没收德产会带来短时间的巨大效益，但显然等于断掉和德国的一切沟通渠道，要想在战后与德国重新确立外交关系，并在废除旧约的基础上重建平等外交，就必然要有“橄榄枝”，而在华的大量德产就是中国政府的筹码。事实上，正是中国政府始终保持对巨额德产的冷静，并一直以谨慎冷静的态度处理，还顶住了来自协约国阵营的种种压力，才使得中国能够与德国在战后重新恢复正常平等的外交关系（《中德协约》，1921），在外交上取得重大突破。

《凡尔赛和约》

文史君说

1910年代的中国，尽管在政治方面依旧处于弱势，但在外交层面却是难得的黄金时期。此时段的中国外交官，凭借着智慧与学识，并以始终冷静谨慎的头脑处理每一件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外交大事。处理德产一事看似简单，但却成为中国突破与西方大国外交局面的绝佳砝码，并以此成功与德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可谓是中国外交官与政府集体智慧的产物。

参考文献

魏兵兵：《公法、主权与利益：一战时期北京政府对德侨财产之处置》，《史学月刊》2019年第12期。

张开森：《1918年在华德侨处置案引发的中外交涉》，《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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