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的外交智慧，西洋人来了就把他们引领至经济领域，互惠互利

大航海时代

中外之间的交流自两千多年前便已展开，但当时限于文明发展程度，大多是陆地上的贸易往来。随着造船与航海技术的兴起，到宋代的中外贸易与文化往来发展至新的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兴起。后来到15世纪西欧开启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与西班牙两国是与中国往来的主要国家。至16世纪的万历时期，尤其是张居正掌权之后，与中国来往的西欧国家开始逐渐增多，中外交往进入到另一个新时期。

一、外来力量的冲击

在大部分人看来，中国受到西方的冲击，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但西方国家不是1840年凭空出现的“幽灵”，而是在中西长时期的来往过程中，逐渐摸清了中国的现况并对中国发起了武力进攻，而这个过程至少要往前延伸至明代中期。

1567年，隆庆帝即位，尽管他执政时间并不长，但在他统治时期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隆庆开海”，明代结束了前期的禁海举措，开始放宽对中外来往的限制；二是张居正在隆庆时代崛起，并成为后来万历朝的第一首辅。开海之初，与中国进行来往的国家主要是葡萄牙，这也是在大航海时代中最早吃到红利的国家。

隆庆开海

1573年万历登基，同年西班牙进入中国领海，面对葡、西两国的到来，内阁首辅张居正不慌不乱，一向以改革著称的他深知与西方的来往是躲不掉的事情，要做的只有积极应对。尽管葡萄牙到来后，以狡诈的手段驻扎于澳门之上，但张居正认识到葡萄牙对中国并无领土野心，他们想要的不过是通过贸易谋利。正是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张居正才令广东巡抚承认葡萄牙在澳门的居住权，开放广州作为交易城市，允许他们与大明进行贸易来往。由此，张居正时代的中外来往正式展开了。

葡萄牙人在澳门

二、限制与开放并举

既然是来做贸易的，广州政府就在澳门推行饷税制，根据船舶大小对西洋货船进行征税。万历六年（1578年），朝廷决定在广州开办定期的贸易集市，并允许葡萄牙商人前往广州售卖与购买货物原料。万历八年（1580年）后，葡萄牙商人被允准一年可以前往广州两次。可以说，张居正对西洋人在商贸方面的条件是愈发放宽的，这也符合他一贯的大胆的改革风格。

但对西洋人的宽松贸易政策并不意味着张居正对西洋人完全放心，针对澳门的欧洲人，他意识到若不对他们进行管控，那么一旦大明内部出现问题，西洋人便可能会趁虚而入伺机破坏。为此朝廷决定在澳门置官防守，除负责对西洋人进行监视，并处理中外司法贸易纠纷外，还负责向葡萄牙人征收租地银。此外朝廷还在澳门修建了闸口，在固定时间才会开放，通过士兵的把守将葡萄牙人的活动范围与活动时间都加以限制。

16世纪的澳门

除对西洋人的行为进行限制之外，张居正还巧妙地通过西洋人的势力来帮助自己，明代海盗与倭寇问题一直为朝廷所头痛，尽管戚继光对倭寇予以彻底打击，但倭寇虽亡，海盗势力却依旧活跃在东部海疆。张居正认为可以借助西洋人的力量来协助中国打击强盗，在隆庆二年（1568年），海盗势力不但席卷东部、南部沿海，还企图攻打广州，名将俞大猷奉命平乱，他在剿匪的过程中便向葡萄牙人提出了援助申请，并通过中葡合作击退海盗入侵。对于西班牙也是如此，万历三年（1575年），明将在追击海盗的过程中前往菲律宾附近，在此得到了入侵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的协助剿匪承诺，西班牙还希望趁此机会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合作。

张居正

三、务实的对外政策

相较于几百年后大清对西洋人的态度，明朝的做法要宽容开放的多，张居正时代更是晚明第一次西学东渐时代的开始。此时的中国在文化、经济方面依旧处于领先地位，即使面对正在迅速崛起的西洋，也不会抱有自卑或自大的心态，而是学着与他们相处。张居正的对外方略中很重要的一点即是，他巧妙地将中外交往引领至经贸方面，与西洋人进行贸易往来，互惠互利，而在传教等文化方面进行限制。但即使是限制，也不像清代那般采取一刀切的态度，看之后的利玛窦来华传教便知道，明代对西洋人的传教，并不像想象中那般严格。

利玛窦和明朝士人

“务实”一词可以恰当地概括张居正时代的对外政策，在对外交往中，朝廷巧妙地创设出澳门模式、广州通商体制等新型对外制度，在保全中国领土与主权的前提下，在经济方面与西洋人进行最大程度的贸易往来，这为中外往来提供了正确的、和谐的路径。正是在这种中西不断交融、磨合的过程中，晚明出现了第一次西学东渐热潮，大量西学传播到中国，开启了中国文化的一次巨大变革。

张居正

西方在近代中国的形象可谓恶贯满盈，但在几百年前的大明，西方人却能够与中国和谐相处。这固然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国力远超西欧国家，但更为关键的在于，大明在对外交往中采取了宽容、自信、包容的态度，能够顺利地吸纳西方先进事物，并以务实的态度投入到中外交往中。大明朝虽已远去，但他们的经验却值得后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