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送大清的不一定是慈禧，还有那些腐儒，都20世纪了还要复古

看过古装剧的朋友，对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礼仪制度都有一些了解，而各朝之礼仪虽在表现形式上存在较大的差别，但贯穿其中的指导理念是不变的，那就是儒家思想倡导的“礼”。但自鸦片战争之后，遭遇西方巨大冲击的清政府，已经无法再保持固有的传统制度不变，尤其是在清末十年，全面推行改革，而改革传统礼制，以适应西方“先进的”制度文化，已成为朝廷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礼学馆的设立

1906年，大清预备立宪正式拉开序幕，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受到国内关注，清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关乎着万千人的既得利益。但清政府在答应推行立宪的同时，也宣布“典礼不可废”，意思很明确，礼制可以变革，但绝对不可以废除，就在这种情况之下，礼制变革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1907年，礼学馆正式成立，其任务主要是修订大清礼制的指导文件《大清通礼》，使其与预备立宪相匹配。

大清通礼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任务并没有派给负责礼仪问题的中央礼部，而是派给了新设礼学馆，足可看出清政府为减少传统势力的阻力而另起炉灶修订礼制的决心。

其实此时的礼部已经被边缘化，清末新政推行之后，中央官制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新设立的诸如学部、外务部等部门都凌驾于礼部之上，且礼部原先主管的核心事宜——科举考试，也在1905年被朝廷废除，此时的礼部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部门，其能力也不足以完成新礼制的修订工作。

科举考试

真正推动礼学馆成立的，当属时任云贵总督岑春煊，朝廷宣布推行预备立宪之后，他立刻向朝廷上奏，表明大清即使成为君主立宪制国家，也同样需要礼制，但传统礼制已经不适应新情况，必须“特开一馆，遍征儒臣，制定吸收西方宪政之长的士庶通行之礼”。就这样，礼学馆在各方推动下应运而生。

岑春煊

二、礼学馆与礼制变革

礼学馆成立，首要事务就是选主管，在多方查找之后，朝廷最终敲定将前礼部侍郎陈宝琛任命为礼学馆总理。1909年，陈宝琛正式走马上任，但任职之后，陈宝琛显然对礼学馆的前途并不抱太大希望，他在给弟弟写的信中便认为，这时候大清重臣张之洞染重病在床，环顾朝野竟无多少熟人，且大清正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此时为官实在是不合适。显然陈宝琛很后悔接受了礼学馆总理一职。而他对礼学馆与大清未来命运的担忧很快就一语成谶。

陈宝琛

不仅礼学馆总理人选存在问题，选拔礼学馆编纂人员的进程同样十分不顺利，这导致礼学馆虽在1907年便已经设立，但几经周折，直到1909年才正式开馆工作。尽管礼学馆的成立是为宪政而修订礼制，但面对朝野上下各方人马修订礼制的建议，礼学馆仿佛置身事外一般，很少回复各方建议。显然，礼学馆编纂人员各有各的立场，甚至有人明确反对宪政与修改礼制，这本身便与礼学馆成立的宗相违背，如曹元忠、张锡恭等编纂人员，便对所谓宪政不屑一顾，他们秉持着传统的“礼治”之道，并打出了“复古”的招牌，企图将礼制的“现代化”变革改为礼制的“复古”改革。

传统礼制

礼学馆的编纂人员固然是精通四书五经的大儒，其中钱同寿与张锡恭更是被人尊称为“礼学馆二圣”，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圣人”对西方宪政知识与科技是一窍不通，他们不明白大清所面临的局势究竟是什么，对传统礼制保有极大的幻想，认为那才是拯救大清的办法，但这种想法无异于天方夜谭。

反映清末新政措施的画像

三、礼学馆与大清最后的命运

1911年，革命党人发动革命暴动的次数越来越多，清政府不得不进行频繁的人事调动，而陈宝琛也另有他用，这位不认同宪政理念的大儒，在执掌礼学馆期间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陈宝琛离职之后，礼学馆总理由学部侍郎于式枚接任。

尽管于式枚曾在李鸿章幕下工作过多年，但这个人也认为变革应该慢慢来！他上任礼学馆总理之后，礼制的改革依旧按原先缓慢又缓和的路子进行，并未作出多大的符合宪政思想的变动。

于式枚

于式枚上任不久，武昌起义就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尽管大清很快被迫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宣布废除皇族内阁，并决定彻底变革传统法制，但由于此时的大清政府已是威权扫地，再无任何公信力。尽管礼学馆所修订的“新”《大清通礼》即将完成，但在革命党面前，这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了。1912年初，伴随着中华民国在南京的成立，礼学馆也随着大清的倒台而被裁撤，这场历时多年的修订礼制行动也付之东流。

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

文史君说

传统礼制在西方宪政制度与文化面前的确显得格格不入，为此的确需要进行大规模的修订活动，而清政府也特地成立了礼学馆以应对此问题。尽管礼学馆的成立宗旨是美好的，但参与修订礼制的人员却多为传统大儒，他们赞同修订礼制，但却反对将礼制与西方宪政观念相结合。就在这种缓慢的修订过程中，武昌起义爆发了，大清很快便宣告终结，礼制修订也就无果而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