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终南山隐居：隐逸就是回归自然吗？古人可能并非都如此认为

终南山修行

近日，一女子在终南山隐居一事在网络上引起热议，可以说勾起了网友们“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热情。诚然，隐居与自然山水有着天然的联系，但中国古代的隐居，一开始并不是为了自然山水，也没有那么多浪漫情愫。

一、隐士文化的渊源

隐居文化对应着隐士，而“隐士”一词最早记载于《庄子》一书。书中说：“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身而弗见也。”这里强调的是隐士脱离社会的特征。

终南山修行

中国最早的隐士应该是许由和巢父，尧帝想将天下禅让给许由，许由不接受，还认为尧的话玷污了他的耳朵，因此跑到箕山下的颖水边洗耳朵。这时，他正好碰到了朋友巢父牵着牛来水边饮牛。听说了他的事迹之后，巢父连忙牵着牛到了上游，并说：“你弄脏了我牛的嘴。”今天看来，许由和巢父一个比一个“矫情”，但他们归隐真的是为了心中的“道”，保全自己的志向。

还有两个著名的隐士，伯夷和叔齐。周武王灭商之后，伯夷和叔齐便逃到了首阳山，宁死都不食周粟。伯夷和叔齐隐居，是要表达自己对前朝的忠诚，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另一种隐逸模式。

影视剧中的伯夷、叔齐

儒家思想中也有隐逸思想的渊源，在儒家士人眼中，扶危济世是他们的追求，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儒家把道德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当遭遇现实和理想的冲突时，士人会陷入彷徨。但圣人的指导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以及“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孔子也曾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因此当统治者无道之时，他们会有策略地退避和抗议，进行隐居，等待时机来救济世道。

另一种隐逸思想的渊源，是道家思想。道家的主张与儒家相反，儒家强调积极入世，世道不行才归隐，而道家追求避世，即奉行无欲无求的态度。道家的核心思想是“自然”。老子认为士人争夺功名和权势，使自己陷入困境，就是违背了自然之道。庄子发扬了这种思想，主张脱离人世的杂物。楚王曾请庄子去做官，庄子就问了使者一个问题：“如果你是一个神龟，是宁愿在淤泥里自由摇摆，还是被做成标本放到宗庙里享受祭祀香火？”使者回答了前者，庄子说：“我也想做一只自由摇尾巴的乌龟。”庄子还强调“心隐”，即强调自我心灵的放飞，不要被身体所处的地理环境所限制。

许由和巢父，应该更倾向于道家思想的隐逸；而伯夷和叔齐，则更带有儒家的隐逸气息。

二、两汉——儒家式的归隐

先秦时期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无法知晓更多隐士的情况。但西汉初年，又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隐士，汉初最著名的隐士当是商山四皓，《史记》记载：“汉兴有园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当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当时高祖刘邦想要将皇位传给赵王刘如意。吕后十分紧张，便求教张良，张良为吕后出了主意，那就是请隐士商山四皓来辅助太子刘盈。

一次刘邦召见群臣的时候，讶异地发现太子后面站着商山四皓，而这四个人，他多次派人请都请不来。因此他感觉太子羽翼已经丰满，只好打消了易立太子的念头。这里也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成为隐士还有一个前提，即自身能力很强，虽然归隐于山林，依然可以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拉拢。

汉惠帝刘盈

西汉末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隐逸高潮。王莽篡权后，许多士人因不满王莽篡汉，或对王莽所施行的政策不满，纷纷逃逸，拒绝在朝为官。但如果明确拒绝王莽朝廷的邀请，则明显是同王莽政权作对，所以很多人就托病辞绝，如大臣蔡茂就是这种情况。还有名士李业坚决不仕王莽，到了公孙述时，继续请李业去朝中做官，甚至用家人威胁他，李业直接饮毒酒自尽，表达自己的志向。

王莽

光武帝刘秀重建汉室之后，对隐士采取了不同的政策，那些想为朝廷效力的，便给他们高官厚禄。那些一心要归隐的，则命令地方官不要为难他们，而且还得优待他们。刘秀的老同学严子陵就是一个著名的隐士，刘秀多次想请老同学出山做官，但是严子陵一直拒绝，刘秀便以皇帝之尊亲自去请，但依然无法改变严子陵的志向。刘秀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嘱咐地方官经常送给他粮食。刘秀此举既尊重了严子陵的志趣，还因为礼贤下士而为自己赢得了好评。

严子陵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隐士文化的成型

东汉末年，政治十分黑暗，很多士人因此逃离了官场，隐逸之风十分盛行。黄巾起义后，进入了持续战乱的时期，很多人为了躲避乱世，也纷纷逃入山林，这时候道家和道教思想对他们的影响越来越显著。

战乱不断，灾害频发，疫病侵袭，儒家的观念已经无法同士人的理想相契合。士人试图关照国家和社会，但现实却甩给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因此他们便转向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道教的兴起给他们提供了新的精神寄托，道教强调个人内心的自由和宁静，并且道教追求长生，缓解了乱世中人们因生命短暂而造成的悲哀情绪，隐居山林采药炼丹，修炼养生之术，为隐居生活提供了乐趣。

魏晋时期最著名的隐士当属竹林七贤，他们都是当时的大才子或知名文人，共同隐居在洛阳城外的竹林中，谈论玄学，采药炼丹，饮酒奏乐，并且进行世俗不理解的打铁和裸奔等荒诞的活动。相比前代的隐士，他们更加追求自我，不拘礼法，纵欲妄为，但同时又不是绝对地归隐山林，而是和世俗社会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但这种隐逸是特殊时代的产物，竹林七贤中尤其是阮籍、嵇康，他们的政治立场是坚定地站在曹氏这一边的，而司马氏通过卑劣的手段篡夺了曹氏的皇位，因此他们就用这种行为表达自己的不合作态度。

到了东晋南朝时期，隐逸文化又出现了新的特点。东晋南朝偏安中国南方，内部相对稳定，所以隐士的动机由避免战乱转变为有追求的隐逸，即所谓“美隐”。东晋时期，隐居山水之间成为一种时尚，如当时的名士王羲之、谢安，都经常去山中隐居。史书记载当时的著名隐士刘驎之“好游山泽，志存遁逸。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到南朝时，这种迹象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六朝时期因为佛教和道教的兴盛，山中兴建了许多佛寺和道观，士人们也开始接受宗教观念，认为山中有神迹，山林为士人提供了隐居的环境和信仰的寄托，山中世界更加热闹起来，因此这一时期山水诗也兴盛起来。

可以说六朝时期，隐士由被动地入山到主动地欣赏山林之美，这是隐居文化的一个重要转变。近代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发现美的时代，在隐逸文化中这一点特别明显。

文史君说

中国古代的文人乃至今天很多人都向往隐居于山水之间，过与自然朝夕相处的生活。殊不知，中国的隐逸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先秦时期史籍记载的个例，人们借助隐居来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和人格志向，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大部分士人的精神追求，隐居才开始真正地与自然山水融为一体。

参考文献

韩兆琦：《中国古代的隐士》，商务印书馆，1996年。

杜星霖：《道教与隐士心态》，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侯晓冉：《秦汉隐逸文化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作者：浩然文史·烂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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