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男人为什么头上爱簪花

北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 三月二十三日、正在杭州做通判的苏轼，作为州府的副长官应太守沈立邀请一起到吉祥寺观赏牡丹花。在花丛中太守沈立提议说，咱们不如每人头插朵牡丹花吧？！于是乎，大家戴花的同时，苏轼写下了这首七言绝句《吉祥寺赏牡丹》：

人老簪花不自羞，

花应羞上老人头。

醉归扶路人应笑，

十里珠帘半上钩。

其实在宋朝男子簪花之前，唐朝就有了。话说唐玄宗的侄子汝阳王李磁小名花奴，姿容俊美，乃是“皇家第一美男”，他喜好音乐，曾为玄宗敲击羯鼓，玄宗听得高兴，便亲自摘了一朵红槿花，置于美男侄子的帽子上。玄宗的叔叔、中宗李显，也曾在景龙年间，下旨让臣子在立春节令一道迎春，并赐臣剪彩花一人一枝。到晚唐时，唐懿宗招新晋进士在曲江饮宴，并赐进士戴花饮酒，更是成为后世进士的一项荣誉。民谣称举子登科有“五荣”，其中“御宴赐花”仅次于“两觐天颜”、“胪传天陛”，位列人之荣耀第三位。

宋初，皇帝赐花只是随兴而为，非朝廷礼制，臣子把今上赐的花捧在手上交与侍从带走，大概做不得无故公开簪花这事儿。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十九岁的司马光得中进士，仁宗赐花给他，史称司马光不喜欢华丽装饰，认为簪花“殊失丈夫之礼貌”，勉强之下终是君命不可违。直到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皇上终于有了明令规制：赐你花，你必须给我戴上！

此时的簪花男子，大多是官员士人，他们受帝王的恩宠而有此“艳福”。慢慢的才在民间流行，男子簪花走在坊间街道，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那么，为什么宋朝的男人喜欢头上簪花呢？

首先是官方风气的影响。两宋皇帝无不爱花。宋徽宗每次出游回宫都是“御裹小帽，簪花，乘马“。”从驾的臣僚、仪卫，也要按身份的尊卑，分品种、数量戴花护佑在旁。

南宋宁宗嘉定年间，皇上降旨以后逢大朝会、圣节等礼仪大宴，主上就不簪花了，但须赐群臣通草花、罗帛花，并依官序赐之。比如，宰臣、枢密使赐大花十八朵、栾枝花(用杂色罗制作的像生花)十朵，敷文阁学士赐大花十二朵、栾枝花六朵等等，按官阶逐次减少，直至禁卫、执事、门吏等底层人员，也有被赐簪花的份额。于是，簪花渐成人们渴望的一种个人殊荣，这种可夸的自豪感，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

再者，旧俗重阳节登高是头插茱萸，后来渐变成“菊花须插满头归”，再发展，当然是不拘一格花上头了。不仅是重阳，每逢喜庆节日，随着百官簪花的仪仗招摇过市，民间男女老幼也戴花响应，场面可观。

一部《水浒传》有许多草莽英雄以戴花为美：浪子燕青鬓边长插四季花；阮小五斜戴破头巾却插朵石榴花；旋风柴进、矮脚虎王英、活阀罗阮小七等等都戴。花儿簪在绿林好汉的发间娇艳与粗犷、芳香与血腥相融合，柔美的花儿都有了无限的张力。

后人对宋代男子簪花的景象有如此评价：在人类花卉文化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民族像宋朝男子这样，能把花儿戴到了如此登峰造极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