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认为灾难发生是因为人君失德，汉代皇帝：这个锅不能我自己背

三星堆神灵面具

中国古代出现异常自然现象或灾难时，往往会认为是神的惩罚，那这种观念是怎样产生的呢？统治者又该如何应对？

一、中国早期历史的灾异记载

中国古人认为，灾异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的德行出了问题。这就是古代的灾异论。灾异论的理论来源是“天人感应”的思想。周人灭商之后，认为商的灭亡是天神对它的惩罚，而自己是代表天神的，行使的是天神的意志。周朝建立后，周人也时刻警惕，他们认为如果自己不好好治理天下，天也会将惩罚降临到自己身上，不会让一朝一姓永远存在。

影视剧中的周天子

那么，怎么可以避免天的惩罚呢？周人给出的答案是“德”。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班簋上就有这样的铭文：“唯民亡拙哉，彝昧天命，故亡。允哉，显。唯敬德，毋攸违。”意思是说，那些违背了天命的国家最后都灭亡了。天命是绝对不能违背的。这种“敬天修德”的思想，对中国人影响很大，我们常说的“人在做，天在看”，就是这个意思。

班簋

正因如此，中国古代的史官还肩负着一个职责，那就是记录灾异。中国早期的史书都有记载灾异的传统。史书之祖《春秋》里面就记载了春秋242年间大大小小75次灾异。相传魏国史书的《竹书纪年》，更是记载了上至夏代，下至魏襄王时期的重大灾异。中国最早的灾难记载，也是出自此书。

西方古代历史上也有记载超自然事件和灾异的传统，如记载鸟占，预言之梦和神谕，来预兆人事，但不一样的是，中国的灾异记载还要说明灾异显示的是善还是恶。

三星堆 古代神灵

二、汉儒灾异理论的构建

汉代的儒生构建了一套探究灾异的完整理论，而始创这一套理论的，是西汉的大儒董仲舒。董仲舒列举了《春秋》中各种各样的灾异，并说明孔子书写灾异是为了以小见大，解释悖乱的原因。他进一步发展灾异理论，说君主无道，政策不明，天就会降下灾难来惩罚他，天灾并不是偶然事件。

那么董仲舒的这一思想，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董仲舒

董仲舒的思想其实是从阴阳家学说中汲取了营养。阴阳家认为：“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董仲舒解释说，如果人君失德、失政，就会打破天地之间阴阳的秩序，阴阳不和，则进一步引发灾异。董仲舒还根据阴阳关系搭配了君臣、父子、夫妻等伦理关系，借阴阳灾异理论来整饬人伦关系。

那董仲舒的这套理论是怎样得到汉武帝支持的呢？自汉初以来，一直奉行黄老学说，儒生根本不受重视。董仲舒和汉武帝曾经有过相同的命运，董仲舒在汉景帝时就担任博士一职，但一直没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汉武帝即位后，一直受制于信奉黄老之说的祖母窦太后，也不能大展宏图。等窦太后去世后，汉武帝才开始大张旗鼓地改革，而董仲舒因为“能持论，善属文”，得到了武帝的重视，帮助其实现政治理想。

《汉武大帝》中的汉武帝

武帝想要解决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天命和正统问题。他说自夏商周三代的圣王去世之后，天下纷争，王运衰微。他想知道人力能不能改变天命，想在儒生的回答中听到”天命在汉”。而董仲舒也乘机阐发自己的政治理想，那就是“天心仁，爱人君”。他说天降下灾异，是在给人君改过的机会，如果天不降任何灾异，那就是让人君自生自灭。

传统的观点认为，董仲舒的灾异论是为了抑制君权，但从他的出发点来看，他许诺人君顺应天意就可以达到太平治世，很大程度上是为说服武帝，接受以天意面目出现的儒家政治理念和他的政治理想。

三、灾异论的产物——灾异免三公

灾异论主张灾异的起源是人事，修德修政就可以消灾致富。那么当发生灾祸时，又要怎样处理呢？早在汉文帝时，在日食发生之后，汉文帝就下了一道罪己诏，说灾异的发生都是他一个人的错，这成为汉朝皇帝应对灾异的一种典范，当出现大的灾异时，汉朝的皇帝们就会下罪己诏来告慰上天。

《美人心计》中的汉文帝

但是，治理天下是君臣共同的责任，发生灾异，不能光让皇帝一个人来背锅。所以，从汉元帝开始，就把灾异的锅甩给大臣，皇帝在下罪己诏时，也会追究大臣的责任。应对灾异的做法，那就是督责于臣下，认为其没有尽责。元帝曾因为一场大地震，一口气罢免了三位大臣。

到了西汉的哀帝时，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潜规则，那就是一旦发生灾异就罢免三公。三公分职位为灾异负责的观念来源于儒家的“古制”思想。《尚书大传》中说：“百姓不亲，五品不训，则责之司徒；蛮夷猾夏，寇贼奸宄，则责之司马；沟渎壅遏，水为民害，田广不垦，则责之司空。”就是说，司徒负责刑法，司马指挥军队，司空掌管农业。经过西汉末和王莽因灾异罢免三公的尝试，到东汉这种行为已经制度化。

《母仪天下》中的汉哀帝

文史君说

伴随中国古代始终的灾异论，其形成和理论构建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先秦时期，就可以找到雏形，商周时期人们就认为灾异和人的道德、行为存在一种天人关系。到春秋战国时期，统治者也十分重视灾异，史官会着重记载灾异。西汉时期是灾异论成型的年代，随着儒学受到重视，董仲舒灵活地解说灾异，将灾异纳入国家政治范畴。面对灾异，皇帝认为是自己一个人的错，义无反顾地当起了背锅侠，而随着现实政治的推进，皇帝把锅甩给三公成为一种政治常态。

参考文献

朱凤瀚：《商周时期的天神崇拜》，《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陈侃理：《儒学、数术和政治——灾异的政治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作者：浩然文史·烂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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