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关羽张飞结义,为何非得在桃园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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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关羽张飞结义,为何非得在桃园不行?

“桃园结义”从未见于史书,当是后世故事家的发明。刘备、关羽、张飞结为异姓兄弟的故事,流传至今的书面文本最早可追溯至元代。较完整的故事讲述,可见于三国讲史话本《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以及无名氏作者所作杂剧《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二者都详细交代了结义的前因后果。

为什么结义必须在“桃园”?历史上的刘关张虽然并未结为兄弟,但《三国志》至少有“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等相关表述,民间想象并非无根无据,而“桃园”的来历则微茫难求。桃园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地理称谓,并不介入刘关张的行动进程,没有实际的故事功能,仅仅为结义的行为提供了一个具有浪漫意象的空间语境。

一方面,区别于狭义的民间故事,“桃园结义”的主人公是历史人物,因而故事也务求融入历史,指实一个具体地点,有利于读者、听众对于故事真实性的确认。一个专为结义而设的地点,可以令刘关张的结义更具体可感,从而增添故事的真实性。

另一方面,桃园之名虽然游离于刘关张结义故事的行动功能之外,它与故事的有机结合可以召唤出一个更加深厚的文化传统。

其一,结义作为一种典型的过渡礼仪,需要一个特别的仪式空间。而桃花源的文学传统恰好为此提供了灵感。陶渊明以来的诗人、文人,其笔下的桃花源,或是政治清明的理想国度,又或是神仙所居的洞天福地,皆是与人间俗世对举的避世之地。因此,在时间、空间两方面都与世隔绝的桃园,正适合结义兄弟切断与过往世界的联系,建立新的身份认同,继而开展英雄的冒险故事。

其二,经过历史的层层积累,桃又与人类普遍的求生本能与长生愿望发生反应,从一种性质温润的果实,渐渐增益出延年益寿甚至羽化登仙的神奇功效,成为生命崇拜的载体。秦汉时期,食桃成仙的传说兴起,唐代以后,食桃成仙的信仰又为佛、道两教所化用,为后来跨越不同思想传统的桃源故事预备了丰厚土壤。

其三,桃又有辟邪驱鬼之效,中国各地时至今日都有许多以桃枝辟邪的习俗。《淮南子·诠言》谓“羿死于桃棓”,高诱训曰:“由是以来鬼畏桃也。”传说逢蒙以桃木杖杀死后羿,后羿死后被封为宗布神,亦即鬼王。桃木既可击杀鬼王,自然也为鬼所畏。如《本草纲目》称:“桃味辛气恶,故能厌邪气。”《说文通训定声》也说:“桃,所以逃凶也。”

其四,结盟仪式除歃血以外,还以桃枝制成的笤帚拂拭盛血的器具,扫除不祥。如《周礼·戎右》记载:“盟,则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赞牛耳桃茢。”

其五,桃花盛开于阳气生发的春日,正是明艳纤秾、极富生命力的意象,尤能摇动文人的情志,一如元明年间《三国志大全》一戏,其曲文将刘关张在桃园中结义的情景描绘得别具诗情画意。

花前月下适合恋爱,水畔江边适合送行,“杏花村里饮美酒的意象,大约是在宋徽宗时期(1101—1125年)开始成型的”,同样,“桃园”用来结义,也是始于元代的一个文学意象。这些承载着特定文化意象的意义空间,为故事讲述提供了展开联想的常用母题。“桃园”因此得以从众多候选的故事空间中脱颖而出,进入口头传统,成为一个稳定的结义场所。

然而,即便上述诸点全都成立,“桃园”仍非结义发生的必要条件。明成化年间的《花关索传词话》有过尝试。其中,刘关张不在桃园,而是在姜子牙庙中结为兄弟。然而,追索此庙所在,前文已交代其坐落于“青口桃源洞”,故事的舞台仍不能抹去桃园/桃源的痕迹。可见,即便故事被敷衍扩充,刊印者仍然无法摆脱“桃园”的传统意象。

此外,在刘备的故乡河北涿县大树楼桑村,则流传一则别样的桃园结义故事。这则故事对刘关张的结义进行了三迭式的改造,把“三人”结义改写为“三次”结义。前两次结义不在桃园,缔结的兄弟情谊亦不牢固,兄弟间仍有嫌隙,直至三人在桃园第三次结义之后,才终于成为同心合意的结义兄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有在桃园这个舞台上,三人才能结成“真实”的盟义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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