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旭：论《槐轩杂著》与《槐轩杂著外编》的价值

刘沅（1767—1855），字止唐，号清阳，又号讷如，乾隆五十七年（1792）举人。刘氏以儒业传家，其父刘汝钦精通易学，“父汝钦，精易学，洞澈性理。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天，实天启圣人以明道化，不仅在数术也。”刘沅自幼从父学习家学与儒家经典，三次参加会试，“三荐礼闱不售”，后决意留籍奉养母亲，在家讲学为生，因其居住之地有槐树，世人称为槐轩先生，称其学为槐轩学说，其主要著作合为《槐轩全书》。《槐轩杂著》与《槐轩杂著外编》均为刘沅文集，《杂著》四卷，《外编》四卷，共八卷，《杂著》由刘沅亲订刊刻，《外编》则是由刘沅孙刘咸炘编撰而成。文集体裁广泛，包含序、说、考、辩、记、论、书、祭文、墓志铭、墓表、传、杂著等文体。其中碑记文、考辨文内容多与蜀地文化有关，对保存蜀地文化、传承巴蜀文学有积极作用。

一、《槐轩杂著》与《槐轩杂著外编》

版本与编辑情况

《槐轩杂著》最早刊刻是在道光年间，从道光至民国，《杂著》都有单行本刊刻，民国二十二年（1931年）收入《槐轩全书》中，在收入《槐轩全书》之前，其单行本的版本和刊刻时间都有所变化，刘咸炘对《槐轩杂著》的编订过程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先大父《槐轩杂著》始刻在道光辛丑（1841）年，仅八十九篇，分为二册。后加六十四篇，为百五十三篇，分为四册，有白双南所作序，是为初刻本。及咸丰壬子（1852）又重定之，删去十篇，改用自序，中间次第稍有移易，诸篇亦经删改，是为后定本。又续增《孝经直解序》以下二十五篇，共为百六十八篇，今印行者是也。

由此可见，《槐轩杂著》由刘沅先后三次校订成书，第一次为1841年，篇数仅八十九篇，分为二册；第二次在此基础上加六十四篇，共一百五十三篇，分为四册；第三次为1852年，在第二次的基础上删去十篇，再加二十五篇，共一百六十八篇，分为四册。最后一次编订的版本即是我们现在在《槐轩全书》中所见之版本，又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清代诗文集汇编》所著录的《槐轩杂著》亦与《槐轩全书》版本相同。编入这两部书中的《槐轩杂著》版本是致福楼刻本，系由刘咸炘编订的西充鲜于氏特园本所出，此版本应是最好版本。除此之外，《槐轩杂著》单行本刻本时间不尽相同，《清人别集总目》著录如下：

槐轩杂著不分卷

同治7年扶经堂刻本（南大、常州），民国17年成都刘氏致福楼刻本（川图），槐轩全本，民国22年刻（丛书综录、人大、台湾史语、日本静嘉）

民国23年鲜于氏特园成都刻本（川图）。

槐轩杂著4卷

咸丰2年虚受斋刻本（辽图），咸丰2年成都刘氏豫诚堂刻本（川图、南大、旅大），咸丰11年虚受斋刻本（粤图、复旦），光绪27年刻本（上图），民国17年致福楼刻本（辽图、豫图、湘图）。

从著录的情况可知，《槐轩杂著》四卷本刊刻数量最多，流传范围最广。《槐轩杂著》四卷本成书于咸丰二年，《槐轩杂著·自叙》曰：“咸丰二年仲夏望日止唐书，时年八十有五。”四卷本一经成书就已刊刻，从《总目》著录情况看，现川外从北至南主要图书馆都有收藏，虽不能确定《槐轩杂著》是否在当时就已广为流传，但从刊刻的版本次数来讲，《槐轩杂著》在当时是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槐轩杂著外编》四卷，初刻于民国乙丑（1925年），其时由刘咸炘在《槐轩杂著》的基础上，“合并已删之篇，未刻之稿，一例收录，无所去取，略仿原编次第”而成，现原本藏于南京大学图书馆和武汉大学图书馆，其中武汉大学所藏本由成都双流传统文化研习会影印一千三百册，笔者有幸受研习会长刘驰先生赠予一本，乃见刘沅之文集全貌，以便进一步了解刘沅的文学创作和思想。刘咸炘在《槐轩杂著外编跋》中明确了编订原则和由来：

大父之没已七十年，若不及今收拾，恐渐散亡。同学成都杨君子贞，以私淑之雅，愿任刻资，属咸忻编校。因发旧藏，更加访辑。昔咸丰末成都叶氏虚受斋重刻《杂著》，曾据抄稿增十四篇。今其版已坏缺，传本亦渐希，又其体例亦殊未安。原编本大父手定去取次第多有意义，非后人所可增减变易。叶氏辄以未刻者羼混其中，又依文体类编，遂使原次泯然不见。且大父未刻之文，不止叶氏所收。后人补刻，岂能意定去取？不全羼入，则挂漏；若全羼入，则旧删之十篇遂已删而复入不？反大失原意耶？按古子书有内外篇，文集有内外集，或自分为二，以示重轻，或后人辑拾，别于正本。既不相滥，便无所嫌，自可网罗无遗，何至进退失据？今故合并已删之篇，未刻之稿，一例收录，无所去取。略仿原编次第，都为杂著、外编。

《槐轩杂著外编》创作原因之一，刘沅在三次编订《槐轩杂著》时都有删减情况，刘咸炘著外编则有整合《杂著》所删内容。原因之二，刘咸炘对咸丰末年成都叶氏所刊刻的《槐轩杂著》不满，他认为叶氏私自改变刘沅本义，无故随意收入一些作品，以致后人不见刘沅之思想。张舜徽在《清人文集别录》中录入《槐轩杂著》咸丰庚申（1860年）刻本，其中提到《槐轩杂著》有《魁星考》《药王说》《七夕说》三篇，而我们现在所见《槐轩杂著》无此三篇，但在《槐轩杂著外编》中可见这三篇，据推测咸丰庚申刻本应是叶氏刻本，随意增加了《槐轩杂著》的篇目。刘咸炘指出叶氏随意增减内容，又以文体类编，已不见刘沅之原次。刘咸炘按照古书有内、外之分，以示轻重的方法，将《杂著》没有收录的文和诗仿照原编次第重新编订，其目的是完整地再现刘沅文集思想，如刘咸炘所说：“此固收拾之例宜然，亦由大父之文本有不可以前人文集例者。盖大父之学，有本有末；大父之德，有始有终。故虽率尔偶书，亦旨无旁出。只词片语，周非一爪一鳞，随俗应酬，亦见处事接物行之一端。即道之散著，以文载道，不论工拙，非可如古文编集，不收诗歌；骄偶名家，尽除散体也。况杂书零条，出于教诲，要语尤伙。且传自手泽，非如先儒语录之多失真。既多转写，宜付刊摹。”故《槐轩杂著外编》于《槐轩杂著》具有补充作用，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刘沅的文学思想提供了重要文献资料。

《槐轩杂著外编》编排体例与《杂著》完全一致，即分四卷，按杂著分类情况著录，并且《外编》大部分篇目后面注有成文时间，为我们了解刘沅创作情况提供了很大便利。值得一提的是，刘咸炘除了编撰《槐轩杂著外编》之外，还对刘沅的其他著作进行校订，现巴蜀书社出版的《槐轩全书》即是以刘咸炘亲校西充鲜于氏特园藏本为底本整理修复而成的，应是刘沅著作的最好版本。刘咸炘对刘沅著作的编撰或校订，实际上是家学传承的一种方式，家学传承是需要载体的，而家族文集则是家学传承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亦是家族弟子接受文化教育最重要的资源。因此，刘咸炘对刘沅文集的编撰有利于家族文化的传播。

二、《槐轩杂著》与《槐轩杂著外编》的

地域文化价值

《槐轩杂著》与《槐轩杂著外编》所收录考辨文、碑记文等是对蜀中地名的考证；或是对蜀地名胜古迹变迁的记载；亦或是对蜀地民俗的宣扬。这类文章对了解蜀地民风民俗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槐轩杂著》卷二录《四川说》《四川考》《江沱离堆考》《石犀考》《成都石犀考》《江沱离堆石犀考》《内江外江考》是对蜀地山川地名的考释；《培修川主宫碑记》《大朗堰记》《双流圣灯山记》《重修延庆寺碑记》等文章是对蜀地名胜古迹变迁的记述；《筒车记》《云碾记》等文则是记载了蜀地民俗。张舜徽评曰：“集中惟《四川说》《四川考》《江沱离堆考》《内江外江考》《李公父子治水记略诸篇》，关系乡邦沿革，颇有裨于志乘，沅老于掌故，闻见亲切，言之多得其实。又如卷二《筒车记》一篇，叙述筒车形制，极其肖似，足以补农书也。”

《四川说》《四川考》是对四川之名的由来进行考释：

蜀为梁州，其来旧矣。元置四川路，而至今遂为郡号，然分益梓利夔为四道，而被以为川名已为失。实且益梓利夔不特非川，亦不足以该蜀境也。书纪导江，以江沱括，蜀水而贡道，则曰江沱潜汉，四川之名以四水当之。而或乃谓为白水、黑水、内江、外江，乎白水不一、黑水尤多，见于禹贡者已有其三，内江外江特李冰所析，附灌邑城足而流者曰内江，稍远城者曰外江。蜀中诸水，多出于山，纵横派别，以次汇合。而入荆门，内外二江，乌足以兼众水哉。今汉中已属于陕西，非复古梁，则水亦仅江沱潜，而不得为四。以为蜀地多山，山水亦繁，江为众水所共之名，犹号四川，犹言四境之川，于意亦无大害，然而名称非雅，似可更为，因门人相质，聊笔记之，以俟将来焉。

刘沅对四川一名的由来提出了新的解释。自古以来四川名字由来都有两种说法，一是“四路说”，即以益、梓、利、夔四路命名。《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六记载：“宋乾德三年平蜀，置西川、陕西路。咸平四年又分西川为东西两路，陕西为利、夔两路。元置四川等处行中书省。”二是“四水说”，其中四水说中的“水”又是不固定的，在《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则认为四水是岷泸雒巴四条大川，民间所谓“四水”则是岷江、沱江、嘉陵江、乌江四条河流。刘沅根据自己的认识对四川命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刘沅看来梓、利、夔路并非四川特有之路，且这三路亦不仅在蜀地境内，因此，他认为以四路命“四川”是不可取的。他认为“四水”说较为妥当，而“四水”特指江、沱、潜、汉。其原因是源于《尚书·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的记载。

刘沅在《四川考》中详实考证了“四水”非黑水、白水、内江、外江一说，《四川考》曰：“然益、梓、利、夔不足以该江流而白水一处也。黑水之名更多，其见于《禹贡》者，已有其三，已言皂江、沫江、黑石等流，均堪为之黑水。内江、外江之载，尤焚如矣。”因此，这四条江亦不能作“四川”说。关于《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的说法，刘沅根据川之特殊地理位置以及经书史书记载进行了考释，曰：“纪导江，祗自岷山，且以江沱遂该全水，岂呈漏欤。沱回诸水之名，蜀民呼潭为沱，而《诗》亦曰江有沱，盖江在山也。流急滩奔，至平壤而多停，蓄江者纵水所名。环蜀皆山，山皆出水，汇而为江。”刘沅对江沱的考释源于蜀之特有地貌，因此，在他看来，“四川”一名正源于独特地理位置，“蜀地多山，山水亦繁，江为众水所共之名，犹号四川，犹言四境之川”。刘沅的这一说法颇为新奇，与传统“四川”之名解释完全不同，他已经开始注意到四川独有的地理位置，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让蜀地具有独特的地域文化。刘沅从新的角度来认识“四川”，且论文言之有理，论据充分，考释详细，为后人认识“四川”又提供了新的思路。刘沅孙子刘咸炘在《蜀学论》中论蜀学与南北文化的差异就是从蜀地特有的地理位置进行论述的，“吾蜀介南北之间，折文质之中，抗三方而屹屹，独完气于鸿濛。”刘咸炘则是在刘沅对四川地理位置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地理与文学联系起来，突出蜀地因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而文化亦具有特殊性。这就是我们现在说到的文学地理学，当然在刘沅、刘咸炘时尚未建立这样科学的研究方法，但在刘沅、刘咸炘的论述中已经意识到了地理位置对文化的重要影响。

在《江沱离堆考》一文中，刘沅对离堆的所在地进行了考辨。清人对李冰凿离堆的所在地，大致有两种说法，一是今都江堰（灌县）离堆，二是今乐山（嘉州）乌尤山。刘沅对这两种说进行了辨说，并指出离堆在灌县更为可靠。

清人吴省钦作《离堆考》：

蜀之言离堆者三，一在南部，颜鲁公所记“斗入嘉陕江，上峥嵘而下洄洑，不与众山联属”者也（《四川志》既于南部载之，又误载苍溪，《广舆记》削南部而存苍溪，尤误）；一在灌县西南江中，一即嘉定乌尤山，山当岷江水、青衣水、沫水之冲。岷江水自青神县流入。青衣水出芦山县徼外，经雅安、洪雅、夹江，在嘉定府西北十五里与沫水合。沫水亦谓之雅河、铜河、平羌江、大渡河。其源一自越嶲。一自打箭护徼外。

吴省钦指出，蜀地关于离堆所在地有三种说法，一在南部，二在灌县西南江中，三在嘉定（乐山）乌尤山。在南部的说法，吴氏认为是误载，于是后文吴省钦就离堆在乐山乌尤山的说法进行阐释，以明离堆所在地为乐山乌尤山。吴省钦主要是根据《史记》中“秦李冰凿离堆以避沫水之害”为依据进行阐释，认为沫水是指乐山境内的雅水。《四川通志》：“沫水今名雅水，自雅州入洪雅，合龙溪、花溪、洞溪、泸溪，入夹江境，自隐蒙而西而东，滩洞石崖甚多。暴涨则巨浪排空，涸则故道莫辨，舟覆者十四五。”但实际上，《史记》又载：“蜀守冰凿离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如果将沫水解释为雅水，那么下一句“穿二江成都之中”就不合逻辑。

刘沅《沱江离堆考》一文则分析了沫水、离堆、二江三则的关系：

《汉·河渠志》禹治水后，沫水尚为民害，李冰凿离堆山酾为二渠，即今之内江、外江也、而说者因《华阳国志》沫水出蒙山，冰发卒凿平，溷涯与水神战，遂以离堆为在名山，岂知冰之治水，固非一处。而离堆则在灌邑，与皁江亦称沫水。禹导江后，皁将循山麓，行山足旁，出是为离堆。水绕离堆而行，外无所束，盛夏水涨，江流直泻，潜蛟助之，遂为巨患，冰壅江作堋，析外江以儒郫，而凿离堆以通内江，二江支流各以十数灌溉。所周蜀为沃壤，冰之明德远矣。

刘沅认为“沫水出蒙山”与“李冰凿灌县离堆”并不冲突。在他看来，李冰治水并非一处，并且皁江亦称为沫水。这一说法就解决了沫水在乐山，离堆在灌县的矛盾。在《宋史·河渠志》中记载：“岷江水发源处古导江，今为永康军，汉史所谓秦蜀守李冰始凿离堆，辟沫水之害，是也。沫水出蜀西徼外，经阳山江、大皁江皆为沫水，入于西川。”皁江又称金马河，是李冰凿离堆后，外江的一条支流。刘沅曰：“皁江者，外江也，一名沫水，非南岸嘉州之沫水。”刘沅接着以“深淘滩低作堰”金石文为依据，进一步说明离堆在都江堰（灌县）。“深淘滩低作堰亦冰所遗，而山之麓复有水，则铸十八刻。候水之消长，以防浸淫，其下有山石如阈。盖当时冰于此为堋，以此示后人。低昂之准，迄今旧迹昭然。而金石文以低作堰为浅，《水经注》以离堆为在南安，于是学者目嘉定至乌尤为离堆。”这是刘沅对吴省钦“离堆乌尤山”说的最好回应。此外，刘沅又撰《石犀考》，以都江堰（灌县）出土石人为据，进一步说明离堆在都江堰（灌县）而不在嘉州（乐山）。刘沅曰：“昔秦李守治江水，凿离堆，命其子二郎作三石人以镇江流，五石犀以厌水怪，其立石人于江中也。”

在占有充分的材料，并对材料进行分析后，刘沅得出：“考据之学兴，而书籍日多，真赝弥混，非考据之难。而阅历之难也。《寰宇记》谓离堆在名山，盖因名山有沫水，而不知皁江亦名沫水，所析之外江，即今之金马江。《元和郡县志》为雅字讹为灌字，王象之《舆地纪胜》为离堆有两，一在永康，一在沈黎离崖。离堆辨又为离堆古雅字，而离堆遂专属于名山矣。……自冰制都江堰，立水以分二江以利民，为石犀以镇怪，而成都遂为沃壤。离离也，堆堆也，山足支出为陵，与山若不相属。故曰离堆南安等处冰治水。盖会及之，而江源自岷，金马江为岷江正流。《华阳国志》故连类而书，以昭冰绩。灌口之名亦以灌溉之功，从兹而始故也。若以灌县之离堆为非，则离堆未凿，即无内江，而内外江及石犀石牛等迹，今固郎朗犹存，奈何？”刘沅所处时代正是乾嘉考据学风盛行之时，对考据之学刘沅是认同的，并且他也将考据学风运用在他的学术研究中，在《槐轩杂著》卷二中的考释文即展现了刘沅的考据功底。但他对考据学真赝弥混之风也提出了质疑。因此，他作《江沱离堆考》《石犀考》《江沱离堆石犀考》《离堆赘说》四篇文章来辨析“离堆”的位置。在辨析过程中，他利用史料、利用出土文物、利用金石文，对史书大胆质疑，并做出合理分析和阐释，最后得出“离堆”具体位置在都江堰（灌县）。刘沅做学术的态度是严谨的，也正是因为考辨了“离堆”的位置在都江堰（灌县），刘沅才进一步分析了内、外江的流变。

关于内、外江的由来史书记载为李冰所开都江堰内、外江干渠。《史记·河渠书》：“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冰乃塞江作绷，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任豫《益州记》：“二江者，郫江、流江也。”刘沅亦从二江之名着手，认为左思《三都赋》、杨雄《蜀都赋》中所言二江即为内、外二江。《内江外江考》曰：“左思赋蜀都有二江双流之句，而其名相沿，言水道者，遂依以为说，然思未至蜀特咨访以成文。杨雄亦言二江，益皆据《禹贡》而言江沱耳。后人已内、外二江。”接着刘沅对二江之源流进行了考辨，史书多有记载二江出自于岷江，刘沅考释则更为详细，指出岷江只是一个泛称，从岷山而出的水系众多，不能以岷江盖二江之源流。他认为二江源流一自西水关而来，一自白沙江而来，左右汇合在灌口，因水流湍急，长为水患，由李冰凿二渠，离城近者称内江，离城远者称外江。

关于内、外江的流向问题，刘沅也做了详细考证：“右水至成都城南，为府江，左水至成都城北为郫江。其分水至处，于今右有锁龙桥，左右太平桥。……外江则金马江、岷江之正流也。由其旧源呼之亦曰阜江。此水直趋东南，不特全蜀之水，皆汇集金沙江，亦自叙州而入，故《禹贡》纪中国治江之始，以之为正，而不言金沙。其郫江、湔江云者。自灌口而下，经郫曰郫江，经温曰湔江，实则内外江所析也。”关于内、外江流向问题史书记载有异议。清嘉庆《四川通志·山川》成都县：“《大清一统志》：自灌县分大江东流，经郫县北，又东入县界，绕城北而南，与锦江合，统名为二江。亦曰都江。”“旧志：内江由城南，外江由城北.至遇锦桥合流。”按刘沅解释离城近者为内江，即流城北、城南水皆为内江，因此刘沅辩内、外江流域时并不是以水流之城南、城北，而是水离城的远近。内江之水则分府江和郫江，外江则汇入金沙江，这样一来既减少了二江流域区域的混乱，同时又证实了二江因地理位置而命名的合理性。

刘沅《内江外江考》较为详细地考证了内、外江之源流、流域以及别名，还辨识了蜀人对沱的理解。在考辨中，刘沅重视先秦文献和两汉文献的记载，这为他的考释增添了事实依据，同时他的考辨文重视证据详实、材料充分，这也是他古文创作特点之一。史书大都有关于内、外江的记述，但就其这么完备的考证实属少见，因此刘沅《内江外江考》足以补充史书对内外江记载资料的不足。刘沅弟子评曰：“内外江之说众矣，目击而详辩之，固非若他书之耳食。”

《槐轩杂著》记文有很多对蜀地民风民俗的记载，刘沅曰：“俗俗也，文文也，以文文俗，岂徒文哉。将使后之人，因文以识事，即事以图，功经史之文，半皆风俗之书也。近代词人墨客，慎于品题，乃有民生日用之美，不得列于风雅者，俗其事而弃之。土鼓篑枹，奚以称耶。”在他看来，文以记事，事以载俗，俗事虽不得风雅，但却有民生日用之美，因此，他用文记蜀地的一风一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是《云碾记》《筒车记》，是对蜀中特有农业工具的记载。《云碾记》：

愚乡多水碾，考之史册，皆无异名。或以通辗，非其实也。以器名者，则有则有茶碾、药碾，脱粟者曰磨碾。磨与碾二类也，而皆以粉谷，其转之以水。史惟记于崔亮，蜀中无闻。夫一驼之负，其重百斤。聚族而舂，竟日不能罄。碾以牛则功百倍，碾以水则千倍，术亦神矣哉！而蜀之先，通人达士罕咏题也，得非以其俗欤？元稹贡奎之诗盖尝及之，而无专纪。愚家有碾，跨于两溪之间，踞宅仅二百步。环以修竹，漾以翠蘋，春夏之交，与二三子，临流而憇焉。碾之上潭潭然，碾之下鼕鼕然，忽焉如风雨骤奔也，爽焉如秋风之被体也。其制下为车轮，激而行之，上覆以屋，累石为槽，贯以木柄。轮转如飞，目不及瞬。恒以一日而给百家之饔飨，利未有普于此者也。

文章开篇就说明要以文之雅来记民生之用俗物“碾”。整篇文章用词生动，再现了蜀中碾之形式，记述了碾的使用方式和效果。碾实为农业器物之一，《太平御览》记载：“通俗文曰石锅轹谷曰碾。后魏书曰崔亮在雍州读杜预传，见其为八磨嘉其有济时用，遂教民为碾，及为仆射奏于张方桥东堰谷水，造水碾磨数十区，其利十倍国便之。”可见，碾早在魏晋时期就已被作为农用工具，为农业生活提供了便利。刘沅在文章中对碾进行了考释，并根据蜀地多水之因，认为水碾为蜀中农业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文章中有一段文字是刘沅对老屋旁水碾样貌的描写，这段文字记述了刘沅与儿子在水碾旁休憩，看到水碾磅礴的气势，为之感叹。这段文字又如写景散文，用排比和比喻的手法再现了水碾的样貌。像这种记载地方农业器物的文章实则少之，为后人了解蜀中农业的确提供了可靠资料。

《筒车记》所记之物是蜀中特有农具筒车，刘沅在文章中记述了筒车的来源、制作筒车的材料、筒车的使用方式以及使用效果，“而筒车尤异车之制，截竹为筒，比而栉之，贯以巨索。其圜如轮，轮广三丈，内外重轮。筒微斜向，昂首低尾，以便汲水。当晨正之后，居民壅水为溪，竖轮而俟，春涨既至，水驶轮飞，筒饮于河，吸水以入，及其周于顶上则复吐焉。盛之水樽引溉原田，岁给一二十亩。其或溪田距远，则为瘞筒土中，随其高下而引之流。陂则筒植，衍则筒卧，虽数里可达。吾乡农人恃此以无弃地。春夏之交，观听所及，盤盤焉，囷囷焉，有满月之形，泠泠焉，逄逄焉。有管弦之声，水竹参差，林树蓊薆，遥而聆之，不之其音奚自也。”文章前部分记载筒车是当时蜀地引溉良田的重要农具，后部分则描写筒车之貌。在描写筒车之貌时，刘沅善用比喻，且用拟声词，能够生动的再现筒车的样貌，这是刘沅记叙文的独特之处，即主要使用朴实易懂的语言来成文，同时又穿插栩栩如生的描写，使文章读起来并非平铺直叙，而是具有灵动性。

《重修清江桥记》不仅记述了清江桥所跨之江金马江水域流向的变化，还考证了金马江又称新开江、清水江的原因，为巴蜀地方史料研究提供了重要文献。并且在这篇文章最后一段还描写了清江桥边的景色：“此桥在平田沃壤之区，修篁嘉树，映带葱茏，景物尤美，常试步而览焉，则绿交加，流水潺缓，有不觉其心之浩然与俱者。因为乐而书之，并勒其姓名，以誌勿朽，后之君子，护而植之，盛美其应勿潜也。”再现了清中叶巴蜀大地的美貌景色。这类似的文章如《培修福星桥碑记》《重修天缘桥碑记》《重修宝锋寺碑记》《重修延庆寺碑记》等，一方面记载旧址演变过程，一方面描写新址建成全貌，对地方史研究做出了一定贡献。

作者简介：马旭，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成都文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