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大刚：苏轼《东坡书传》述略

摘要

《东坡书传》是苏轼自己颇为重视的三部经学著作之一，历代《尚书》学者也多有称引，但是近代以来却无人注意该书。本文从《东坡书传》的撰写和流传、《东坡书传》的主要成就和后人对《书传》的评价诸方面，初步探讨了《东坡书传》的学术价值和重要影响。

苏轼不仅是北宋最优秀的文学家，同时也是杰出的思想家、政论家。他除了在文采飞扬的文学作品中展示了其独特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伦理思想，还撰有专门的学术著作，系统阐述其学术思想。他曾受父命作《易传》，使“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又“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代圣人立言，借经典垂教，奇思妙想，嘉言谠论，层见叠出，其著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世学人的学术研究。苏轼对自己的学术著作十分自负，“既成三书，抚之叹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将《易传》、《书传》、《论语说》（此书已佚）当作下贻君子之知的名山事业。又《答苏伯固（三）》说：“抚视《易》《书》《论语》三书，即觉此生不虚过!”可惜后人对他的学术著作重视不够，文学史家视之为思想史研究的内容，而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又将之视为文人之书而不愿稍加留意。近世刘起釪《尚书学史》说《东坡书传》“在学术上亦自有其可独立存在之处”，“在今天见到的宋人解《书》之作中，这是较早的解说得较有见地的一部”，但限于体例未能深入。自朱熹以降迄清“四库馆臣”都认为《书传》乃东坡经学最高成就者，“较他经独为擅长”，不容我们漠然待之。

一

《东坡书传》的撰著与流传

苏轼少治经典，在应制科《进论》中即有《易论》《书论》《春秋论》等篇章，后来又陆续对《尚书》中的许多重要问题撰写专篇，加以探讨。而撰《尚书》全书通解则在他晚年贬官期间。元丰三年（1080）苏轼谪居黄州，《与滕达道（二一）》说将“专治经书”，“欲了却《论语》《书》《易》”。他贬官黄州时已计划作《论语》《尚书》《周易》三部经解。其《黄州上文潞公书》说，“到黄州无所用心”，“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又自以意作《论语说》五卷”。而《书传》当时却没有完成。

绍圣元年（1094）苏轼再贬岭南，居惠州，四年迁海南。苏轼除了继续修改《易传》《论语说》外，还完成了《书传》，即《与郑靖老（三）》说的“草得《书传》十三卷”；又《答李端叔（三）》“所喜者，海南了得《易》《书》《论语》传数十卷”；又海南《题所作〈书〉〈易〉传、〈论语〉说》“吾作《易》《书》传、《论语》说，亦粗备矣”。以上证据皆可证明《易传》《书传》《论语说》三经解最终完成于海南。苏辙《亡兄墓志铭》言“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更是其明证。

《东坡书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著录皆13卷，《宋史·艺文志》同。其《与郑靖老（三）》：“草得《书传》十三卷，甚赖公两借书籍检阅也。”其原书为13卷可知。明、清书目则作20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是书《宋志》作十三卷，与今本同。《万卷堂书目》作二十卷，疑其传写误也。”不过万历《两苏经解》本、明末朱墨套印本皆20卷，甚至《四库全书》本身所收也是20卷，“馆臣”否定20卷本的存在，是没有必要的。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补逸》都有驳正。无论是13卷，还是20卷，经张海鹏考察，其“书之首尾既全”，“卷帙之分合，于说经要旨无关耳”。其书初撰为13卷，后来大概因卷帙过重，分为20卷了。

苏轼《书合浦舟行》记其元符三年（1100）获赦，渡海北归，“自海康适合浦，遭连日大雨，桥梁尽坏，水无津涯。……所撰《易》《书》《论语》皆以自随，世未有别本。抚之而叹曰：‘天未丧斯文，吾辈必济!’已而果然”。可惜天不假年，他辗转至常州，却一病不起，临死前，苏轼郑重地把三书托付给生前好友钱济明，对钱说：“某前在海外，了得《易》《书》《论语》三书，今尽以付子。”其所携以自随和托付给钱济民的都是抄本。苏轼死后，释道潜作《东坡先生挽词（三）》：“准《易》著《书》人不见，微言分付有诸郎。”既说“人不见”，可知苏轼生前未曾刊刻此书。《苏颍滨年表》谓辙归颍昌，时方诏天下焚灭元祐学术，敕诸子录以上三书，“以待后之君子”，可见当时只有抄本。宣和中，除《东坡易传》在蜀中有刻本外，《书传》《论语说》皆以写本存世。

南宋和元儒《书》学著作，屡屡称引苏氏《书传》，其间有无刻本不可考。不过，根据明嘉靖年间胡直（1517—1585）《书苏子瞻书传后》所述，似乎直至明初尚无刻本：“昔唐荆川先生（顺之）语予曰：‘曾见苏子瞻《书传》乎？’曰：‘未也。’‘盍求之？’岁之甲子，予行部至眉，求诸乡大夫张中丞，得其写本读之。……乃归其本张公，而寓书其末云。”“甲子”即嘉靖四十三年（1564），此前唐顺之要胡直求苏子瞻《书传》而未得，至甲子年胡按部眉州才在“乡大夫张中丞”家寻到《书传》“写本”。至万历丁酉（1597）毕侍郎刻《两苏经解》，焦竑《刻两苏经解序》说是从“荆溪唐中丞得子瞻《易》《书》二解”，汇而刻之，其时已在胡直按蜀后三十余年。如此看来，《东坡书传》在万历时始有刻本。焦氏从唐中丞家所得的“子瞻《易》《书》二解”，可能正是胡直从蜀中带回的副本。《东坡书传》现存版本主要有《两苏经解》本、凌濛初（或作闵齐伋）刻朱墨印本、毛晋刻《津逮秘书》本、清《四库全书》抄本、张海鹏《学津讨原》本、清顺治刊本以及明、清写本尚多，其中以《两苏经解》本早，而以《学津讨原》本最优。

力矫时弊，驳正王氏“新学”

苏轼为文主张“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他耗费后半生心血撰著的三部经学著作，自然更是如此。他撰《易》《书》二传和《论语说》的原因，除了出于中国知识分子想“立言”以垂不朽的共同目的外，也有其欲“中当世之过”的现实用意。《东坡书传》所要针砭的“当世之过”首先就是当时由王安石“新学”引起的穿凿附会学风。晁公武曰：“熙宁以后，专用王氏之说，进退多士，此书驳异其说为多。”可见，从原创动机上讲，此书之作有针对王氏“新学”的意图。

王安石为推行新法，力图在儒家经典中寻找依据，组织撰写了《三经新义》。熙宁六年（1073）置经义局，王安石自任总提举，自撰《新经周礼义》，命其子雱与吕惠卿等人撰《毛诗》《尚书》二经义。熙宁八年（1075）《新经尚书义》13卷成，与已成的《周礼》《毛诗》新义，合为《三经新义》颁于学官，用以取士，谓之“新学”。《郡斋读书志》说：“是经颁于学官，用以取士，或少违异，辄不中程。由是独行于世者六十年。”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谓：“王氏学独行于世者六十年，科举之士熟于此乃合程度，前辈谓如脱墼然，案其形模而出之尔。”王氏新学以政治高压为手段，以利禄之路做诱饵，一时间排斥旧学，倾动天下。吕祖谦《王居正行状》说，当时“概以王氏说律天下士”，而将“老师宿儒”之说称为“曲学”，“当是之时，内外校官非《三经义》《字说》不登几案，他书虽世通行者，或不能举其篇帙”。但是，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并未遵循儒学发展规律，也没有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而是纯粹将经学当成现实政治的奴婢，南宋学者汪应辰指斥“王安石训识经义，穿凿附会，专以济其刑名法术之说。如《书义》中所谓“‘敢于殄戮乃以乂民’，‘忍威不可讫’，‘凶恶不可忌’之类，皆害理教，不可以训”，其言正切中了他的命脉。南宋时并不反对王安石学术的朱熹也称“今人多说荆公穿凿”，“王氏伤于凿”，正代表了南宋多数学者的看法。这种依靠主观臆断，穿凿附会产生的学术著作，所带来的当然不可能是积极的影响。逐利士子，不再广涉博览先儒传解，只诵习王安石《新义》就可以了；也不需涵泳圣贤经典，只要沿着“新学”路子信口雌黄就足以自出新意。于是乎割断历史，没有继承，学风日偷，世风日下，臆说纷纭，“士习胶固”，全没有学术的尊严。这令王安石本人也大为恼火。陈师道《后山谈丛》说：“王荆公改科举，暮年乃觉其失，曰：‘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也。’盖举子专诵王氏章句而不解义。”这是附会之学和利禄诱惑带来的必然恶果。

针对“新学”穿凿附会之习，一些正直的学者一开始就对“新学”口诛笔伐。《郡斋读书志》说：“而天下学者喜攻其短，自开党禁，世人鲜称焉。”也就是说，对“新学”的批评从一开始就出现了，至徽宗末年废除党禁后，人们更弃之不再提及了。如当时范纯仁即作《尚书解》进呈神宗，以反对王氏新法及新学；文彦博作《二典义》一卷、《尚书解》一卷，洛学首领程颐作《书说》一卷、《尧典舜典解》一卷，也是针对《新经尚书义》而发。当时的苏轼兄弟以其特有的诙谐和幽默，对“新学”也多所嘲讽。邵博《闻见后录》卷二〇载，熙宁初苏轼通判杭州，刘道原欲刻印“七史”，致书苏轼，轼《答刘道原书》曰：“方‘新学’经解纷然，日夜摹刻不暇，何力及此!近见京师经义题：‘国异政，家殊俗。国何以言异，家何以言殊？’又：‘有其善，丧厥善，其、厥不同，何也？’又说《易·观卦》本是老鹳，《诗》大、小雅本是老鸦。似此类甚众，大可痛骇!”（按，“有其善，丧厥善”，即《尚书·说命中》文。）陈善《扪虱新话》卷一“王荆公新法新经”：“王荆公行新法，同时诸公皆不以为然，二苏（轼、辙）颇有论列。荆公于《三经新义》托意规讽，至《大诰》篇则几乎骂矣。《召公论》真有为而作也。后东坡作《书》《论语》诸解，又矫枉过直而夺之。”朱彧《萍洲可谈》卷一：“先公在元祐背驰，与苏辙尤不相好，公知庐州，辙门人吴俦为州学教授，论公延乡人方素于学舍讲《三经义》，辙为内应，公坐降知寿州。”以上诸条，都是二苏兄弟对王氏学术批判的生动例证。元祐年间，苏辙曾反对人聚讲《三经新义》之学；苏轼经绍圣新政、元符改制，至其居海南已有25年之久，仍对之耿耿于怀，不惜以老迈之躯，奋如椽之笔，撰《书传》数十万言以驳正之。犹之乎孟子辟异端，斥杨墨，岂好辩哉，亦不得已也。王十朋诗曰“三等策成名煊赫，万言书就迹危疑。《易》《书》《论语》忘忧患，天下《三经》《字说》时”，正是对苏轼三部学术著作撰著主旨的揭示。苏轼幼子苏过《大人生日（一）》诗：“云何困积毁，抑未泯斯文。欲救微言绝，先惩百氏纷。韦编收断简，鲁壁出余焚。论斥诸儒陋，功逾绛帐勤。”所谓“惩百氏纷”“斥诸儒陋”，即对其父东坡在海南撰定三经解用意的明白坦陈。主张实事求是，捍卫学术的纯洁性，就是《东坡书传》的第一个贡献，可惜王氏《新经尚书义》已佚，无由详考苏、王二人学术的异同了。《东坡书传·周官》有曰：“今律令之外，科条数万，而不足于用，有司请立新法者日益而不已。呜呼，任法之弊，一至于此哉!”苏轼反对任法而忽视人才的简拔，也是直接针对王安石新法而言的。他又于《益稷》篇批评“近世学者喜异而巧于凿”，《召诰》篇驳斥“古今说者”，“又劝王亦须果敢殄灭杀戮以为治”，《梓材》批驳“学者”说“《康诰》所戒，大抵先言杀罚”云云，结合前引汪应辰指责王氏《书义》“敢于殄戮乃能乂民”之说，苏氏此说显然是针对王安石新学而发的。

需要指出的是，反对王氏《书经新义》，并不是苏氏《书传》的专利，除上面提及的范纯仁、文彦博、程颐诸人外，尚有刘敞、曾肇、吕大临、张庭坚、杨时、孔武仲、孙觉等，也都曾著书批驳“新学”。但上述诸人之书除程颐、文彦博、杨时（《尚书讲义》）所著尚存外，其余诸家著作都灰飞烟灭，无可考述了。苏氏《书传》是诸多反王著作中保存最完整的，也是反王氏说中最系统的，因此在宋代《书》学著作中尤为引人注目。

三

见解独到，胜义迭出

《东坡书传》在解经方面，特别是对文义的审察，制度的考辨方面，胜义迭见，美不胜收，多新颖独到之见。《郡斋读书志》说其书：“以《胤征》为羿篡位时、《康王之诰》为失礼，引《左氏》为证，与诸儒之说不同。”《直斋书录解题》称其“于《胤征》以为羲和贰于羿而忠于夏，于《康王之诰》以释衰服冕为非礼……又言昭王南征不复，穆王初无愤耻之意”云云，为千古未发之“伟论”。《四库全书总目》言“其释《禹贡》三江，定为南江、中江、北江，本诸郑康成，远有端绪；……以羲和旷职为贰于羿而忠于夏，则林之奇宗之；以《康王之诰》服冕为非礼，引《左传》叔向之言为证，则蔡沈取之；《朱子语录》亦称其解《吕刑》篇，以‘王享国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合于理”，等等，都被认为有功于古学。

《胤征》一篇本是后起之书，《书序》：“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伪书曰：“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后世注家多根据伪书，说是胤侯受仲康之命以征羲和。苏轼据《左传》《史记》，发现仲康时期是“羿为政”，后来寒浞代羿，浞又执政。故他认为：“胤征之事，盖出于羿，非仲康之所能专明矣。”胤侯所数羲和的罪状，“其实状止于酣酒、不知日食而已”，“此一法吏所办耳，何至于六师取之乎？”对这一问题，后来的朱熹也有所疑，但只说“不可考”。苏轼认为这里另有隐情，“羲和湎淫之臣也，而贰于羿，盖忠于夏也”，“故羿假仲康之命，以命胤侯而往征之”。胤侯之诛羲和，不过矫王命以除异己而已。尽管历史上并无羲和贰于羿、忠于夏的其他史证，但从伪书《胤征》中确实只能得出这个结论。

所谓《康王之诰》失礼，指苏轼解“王释冕反丧服”为失礼。其时，康王初即位，“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冕为吉服，苏轼说这是“非礼”行为。今文合《康王之诰》于前篇《顾命》，《顾命》讲成王临死告诫召公、毕公辅佐康王，《康王之诰》记康王即位后对诸侯大臣的朝觐和告誓。居丧期间是不能服吉服的，东坡引了《左传》晋平公死，郑国等诸侯欲以吉礼相吊，被子产、叔向制止一事为证。对此，前人不曾有人注意到。相同的事情在伪古文《伊训》中也有发生：“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祠”是吉礼，“奠”是凶礼，其时汤未葬，当用奠，而伊尹用“祠”，这也是居丧用吉礼。当有人以其事问朱熹，朱熹也只说：“此与《顾命》《康王之诰》所载冕服事同，意者，古人自有一件人君居丧之礼，但今不存，无以考据。”朱熹以“无以考据”作解，又怀疑是“人君居丧之礼”的特殊性，他依据的《伊训》是伪书，当然是靠不住的，因此蔡沈《书集传》于此弃本师而用苏轼之说。

“昭王南征不复，穆王初无愤耻之意”，指东坡解《君牙》“呜呼，予读穆王之书一篇，然后知周德之衰有以也。夫昭王南征而不复，至齐桓公乃以问楚，是终穆王之世，君弑而贼不讨也。而王初无愤耻之意，乃欲以车辙马迹，周于天下，今观《君牙》《伯冏》二书，皆无哀痛恻怛之语”，“足以见无道之情”。历史上的周穆王虽非圣君明主，但也无人这般激烈批评过他。谓“武王非圣人”，穆王为“无道”，非东坡莫敢为。只不过，《君牙》《冏命》（《伯冏》）皆晚出伪书，不能据以定古人之是非。但是苏轼能从中看出不合理性，这对后人清理伪《古文尚书》不无启发。

“其释《禹贡》三江，定为南江、中江、北江”，指释“三江既入，震泽厎定”一句。震泽即今太湖。关于三江，古来异说纷纭，班固《汉书·地理志》以为即北江（从吴县南东入海，即松江）、中江（从芜湖至阳羡东入海）、南江（从毗陵东北入海），此三条水道太小，且与“三江既入”的情形不合，况又置大江而不数，显非《禹贡》所指。郭璞又以岷江、浙江、松江当之，韦昭以松江、浙江、浦阳江当之，都不是《禹贡》原意。孔安国《传》说是“自彭蠡江分为三入震泽，遂为北江入海”，彭蠡即鄱阳湖，自古无分三水入太湖之事。汉唐诸儒都未能圆满解决“三江”问题。苏轼《传》说：“三江之入，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见考之，自豫章（今赣江）而下入于彭蠡，而东至海，为南江；自蜀岷山，至于九江、彭蠡，以入于海，为中江；自嶓冢导漾，东流为汉，过三澨、大别以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以入于海，为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为二，自夏口以上为三。”三江即北江（汉水）、中江（岷江）、南江（豫章江，即赣江）。可是，三江既会于彭蠡，则已合为一，何以仍称“三江”呢？苏轼认为这是古人“以味别”水的原因：“盖此三水，性不相入，江虽合而水则异，故至于今而有三泠之说。”说三江虽然已合为一江，但是各自味道未混，犹有三江之别。他的依据，一是“唐陆羽知水味，三泠相杂而不能欺，不可诬也”，二是就《禹贡》本书考之，水虽合而味不合，如《禹贡》叙汉水，“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又“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汉水至夏口既已入于大江，汇于彭蠡了，《禹贡》仍然称之“北江”。又叙江水：“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江水也与汉水合流，汇于彭蠡了，《禹贡》依然称之“中江”。汉水、江水既合而犹有“北江”“中江”之称，以此“知其以味别也”。又叙济水曰：“济水既入于河，而溢为荥。”如果禹不以味别水，济水已与河水混一，又怎么知道溢出的荥水是从济水来的呢？可见，在大禹时确实有“以味别水”的功夫。因此之故，自彭蠡而下由汉水、江水、豫章水三水合一的大江，《禹贡》犹以“三江”称之，所谓“三江”者其实就是一条大江而已。“馆臣”称东坡之说本自郑玄，今考《尚书正义》引郑玄释本条作：“三江分于彭蠡为三孔，东入海。”鄱阳湖古代是否有三条水道入海，不得而知。《初学记》地部中引郑释岷江“东为中江”：“左合汉为北江，会彭蠡为南江，岷江居其中则为中江。”东坡盖取郑玄释“岷江”之文以释“三江”，着眼点已自不同，故后人仍将“三江”为北江、中江、南江的“知识产权”视为东坡所有。东坡此说是《书》学史和古地理学史上非常重要的创获，后之信其说者甚众，如宋林之奇、邵博、黄伦、陈大猷（东阳人）、金履祥，元黄镇成、王充耘，明马中锡、陈第，清王夫之、钱肃润、华玉淳、程瑶田、朱鹤龄等皆是。特别是程瑶田著《禹贡三江考》一书，专门疏证《禹贡》中“三江既入”一句，三卷考释，洋洋洒洒，分析辩驳汉、魏以来诸家异说，只是为了得出“苏氏以为三江止一江，其识卓矣”的结论。

至于《四库全书总目》说“《朱子语录》亦称其解《吕刑》篇，以‘王享国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合于理”，见于《语类》卷七九。但是，今检《东坡书传》，《吕刑》“唯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句下的解释，实作：“刑必老者制之，以其更事而仁也。‘耄荒度作刑’者，以耄年而大度作刑，犹禹曰‘予荒度土功’。度，约也，犹汉高祖约法三章也。”仍将“耄”字属下读。未知朱子所据何本？

刘起〖XC釪.TIF,JZ〗《尚书学史》在引列上述诸例后说：“其实他的新说不止此二点。”确实如此。比如他解《禹贡》“浮于淮、泗达于河”，更是千古绝响。“淮泗达河”，孔安国传、孔颖达疏无说。淮、泗达河必以汴水为道，前人以汴渠为隋炀帝所开，故疑《禹贡》此文有误。苏轼历考史事，认为古汴沟在《禹贡》时代就有了!他据《汉书》文颖注楚、汉分治的“鸿沟”有云：“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即今官渡水也。”秦末、汉初之鸿沟，即东汉末年之官渡，贯穿黄河、济水、汝水、淮水、泗水，苏轼认为即《禹贡》“浮于淮、泗达于河”的故道：“自秦、汉以来有之，安知非禹迹耶？”又说自春秋末“吴王夫差辟沟通水，与晋会于黄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时则无之”。由江入淮之道即邗沟，启自吴王夫差，由淮、泗达于河之道则远在秦、汉之前已有。东坡又根据西晋王濬伐吴时，杜预与之书：“足下既摧其（吴）西藩，当径取秣陵（今南京），讨累世之逋寇，释吴人于涂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其路线是先沿夫差之邗沟由江入淮，再由淮越泗水、汴水，入于河，然后溯河而上，还都洛阳。所由水道皆在隋炀帝开运河之前，东坡说：“又足以见秦、汉、魏、晋皆有此水道，非炀帝创开也。”由淮、泗达河，倘若无汴沟，必绕道海上，《禹贡》“直云‘浮于淮、泗达于河’，不言自海，则鸿沟、官渡、汴水之类，自禹以来有之，明矣”。东坡一反旧说，不仅观点新奇，而且证据确凿，论证翔密，虽惊吓其“伟论”的学者，也无法翻其案。林之奇、吕祖谦、陈经等著名学者，都赞成东坡这一说法。

四

善省文意，考订错简与讹文

勇于怀经疑古，敢于对神圣的经典做出订正，是苏氏经学的又一特点。陆游曾论唐、宋之际学风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这里，“排《系辞》”指欧阳修《易童子问》以《系辞》非圣人（孔子）作；“毁《周礼》”指欧阳修《问进士策》、苏轼《策·天子六军之制》、苏辙《历代论·周公》都以为《周礼》非周公作；“疑《孟子》”指李觏《常语》、司马光《疑孟》、苏轼《论语说》辨《孟子》内容之误；“讥《书》之《胤征》《顾命》”指苏轼说《胤征》是羿矫命叫胤侯出征，《康王之诰》中居丧有吉服不合礼制，疑《顾命》不可信；“黜《诗》之《序》”指晁说之《诗序论》四篇辨《诗序》之非和苏辙《诗集传》黜《诗序》不用。陆游所举宋人疑古五事，其中四事都与苏氏兄弟有关，而苏轼独居其三。明杨守陈《尚书私钞自序》亦论及宋、元之间疑《书》之风曰：“（《尚书》）汉、唐诸儒，乃尽信力解，至有所难通则亦强为之说。……宋儒始有疑之，若东坡之于《康诰》，荆公之于《武成》，吴才老之于《梓材》，皆明其错。而晦庵先生又重定《武成》……一时诸家传注，亦往往有愈于汉、唐者。元儒王鲁斋尝作《书疑》，谓《皋陶谟》《说命》《武成》《洪范》《多方》《立政》六篇多错简讹字，自以其意更定。虽未必尽合于古，然合者亦不鲜矣。”将东坡列为宋人疑辨《尚书》诸儒之首，所谓“东坡之于《康诰》”，指苏轼以今本《康诰》首句为《洛诰》文的错简。像这样怀疑古经，调整错简讹字的地方，《东坡书传》着实不少，兹罗列于下。

一是从文意语气上审察脱文。苏轼说《皋陶谟》“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禹曰：俞，如何？”中间文句不连贯，缺乏承接，认为是“简编脱坏而失之耳”。

二是从篇章结构上，考证误分一篇为二。在比较《益稷》末章与《皋陶谟》首章具有连贯性后，苏轼论断：“伏生以《益稷》合于《皋陶谟》，有以也夫!”汉代伏生所传《今文尚书》，《益稷》在《皋陶谟》中，苏轼认为应该如伏生本将两篇合在一起。这实际已经领悟到《今文尚书》篇章结构比《古文尚书》合理。

三是从事理上怀疑错简，这是东坡用得最多的手段。《尧典》（含《舜典》）“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东坡说：“此舜命九官之际也，无缘夔于此独称其功。此《益稷》之文也，简编脱误，复见于此。”《洪范》“曰王省惟岁”，东坡：“自此以下，皆五纪之文也，简编脱误，是以在此。其文当在‘五曰历数’之后。《庄子》曰：‘除日无岁，王省百官，而不兼有司之事，如岁之总日月也。’”

四是从文理上审察《书》的错简。《舜典》“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东坡说：“《禹贡》之所篚，皆在贡后立文，而青、徐、扬三州皆莱夷、淮夷、岛夷所篚，此云‘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大意与上三州无异。盖言因西戎即叙而后昆仑、析支、渠搜三国皆篚织皮。但古语有颠倒详略尔，其文当在‘厥贡唯球琳琅玕’之下，其‘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汭’三句，当在‘西戎即叙’之下，以记入河水道，结雍州之末。简编脱误，不可不正也。”

五是从史实上考察阙误。前述疑《胤征》为羿矫命令胤侯征羲和一事，属于此类。又《泰誓上》“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东坡：“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以大统未集，故即位而不改元。十一年丧毕，观兵于商而归。至十三年，乃复伐商。叙所谓十一年武王伐殷者，观兵之事也。所谓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者，十三年之事也，而并为一年言之。疑叙文有阙误。”《康诰》“乃洪大诰治”，东坡：“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此，皆《洛诰》文，当在《洛诰》‘周公拜手稽首’之前。何以知之？周公东征，二年乃克管、蔡，即以殷余民封康叔。七年而复辟，营洛在复辟之岁，皆经文明甚。则封康叔之时，决未营洛。又此文终篇初不及营洛之事，知简编脱误也。”

六是从文字上考证讹误。认为《皋陶谟》“思曰赞赞襄哉”中，“曰之当为日”；又于《益稷》篇首释曰：“皋陶之意曰：吾不知其他也，思日夜进益而已。知进而不知退，知上而不知下也。……禹亦因皋陶之言而进之，曰：‘予何言？’何言者，犹皋陶之‘未有知’也。又曰：‘予思日孜孜。’思日孜孜者，亦犹皋陶之‘思日赞赞襄哉’也。其言皆相因之辞。予是以知‘曰’之当为‘日’也。”《顾命》“一人冕执锐，立于侧阶”，东坡：“‘锐’当作‘鈗’,《说文》曰：“鈗，侍臣所执兵，从金，允声。《书》曰一人冕执‘鈗’。读若锐。”

这些考辨都是比较精到的，因此大部分结论被后来的权威学者所继承，如蔡沈《书集传》于《禹贡》《皋陶谟》《洛诰》《康诰》等处，都引用苏轼的上述说法，对经文予以订正。南宋末年疑古大家王柏（号鲁斋）《书疑》，也引用苏氏疑《书》之说十余条。《东坡书传》的辨疑成果为后人引用，苏轼本人的怀疑精神也影响了一代人，由他识拔的北宋学者晁以道，对《尧典》《舜典》《洪范》《吕刑》《甘誓》《盘庚》《酒诰》《费誓》等篇，都提出了质疑，其大胆程度比老师东坡先生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见，苏轼在宋人疑古辨伪事业中，自有其一席之地。

需要指出的是，对待《古文尚书》，苏轼只从文意、事理、制度等方面提出怀疑，没有像吴棫、朱熹那样从文字的难易角度提出异议，更未能像后世辨伪家那样从文献学、目录学的角度予以考辨，被他怀疑的篇章有古文也有今文，存在真伪不分的情况，如上引诸篇除《胤征》而外都是伏生所传今文，除错简、讹误外，在文献上没有真伪问题。不过，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对一个问题的正确认识往往需要经过许多反复。苏轼等人从事理上、制度上、文意上对《尚书》提出的怀疑和订正，只在辨伪方法上做出了一点点探讨；吴棫、朱熹等人从语言的难易程度上怀疑《伪古文尚书》，比苏氏等人自然是技高一筹。但是，他们一方面说“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另一方面又坚信“伪书”《大禹谟》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乃尧、禹以来圣贤相承的所谓“心传”，甚至认为“《仲虺之诰》言仁之始也，《汤诰》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诚之始也，《说命》言学之始也”〖ZW(〗〔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二《书》，《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元刊本。〖ZW)〗，这些篇目无一不在“伪书”之中。朱熹认为“吴才老说《梓材》是《洛诰》中书，甚好”，又认为“才老说《胤征》《康诰》《梓材》等篇，辨证极好”。《梓材》《洛诰》都是《今文尚书》，吴氏将今文、古文一起怀疑，朱熹也不知其非，与苏、晁等人犯了同样的错误。可见，古书、古史的辨伪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

由于《东坡书传》超凡的学术成就，古来讲学之家都很重视其书，南宋胡安定《尚书解》就“间引东坡说”，朱熹以《东坡书传》为平生推重的宋代《书》学四大家之一，称赞苏轼“说《书》，却有好处”，说“东坡《书》解却好，他看得文势好”，“东坡《书》解文义得处较多”，“《尚书》句读，王介甫、苏子瞻整顿得数处甚是”，认为《东坡书传》在行文语势、义理考察、句读审读和语言文字等方面，都堪称上乘之作。不仅如此，朱熹还说“东坡（《书》）解，大纲也好”，说《东坡书传》的主体思想是没有问题的。他还在《朱熹集·杂著·尚书》和《朱子语类》中引用了苏轼不少《书》说，特别是在他指导下修成的蔡沈《书集传》，引用东坡《书》学成就达46处之多。“四库馆臣”说：“洛、闽诸儒以程子之故，与苏氏如水火，唯于此书有取焉，则其书可知矣。”文章乃天下公器，《东坡书传》的成就已渡越学派、朋党利益之上，在更加广泛的学术范围内赢得了声誉。宋代《书》学四家之一的林之奇《尚书全解》亦引苏说四十条以上。自南宋以迄清末，凡治《尚书》学者几乎没有置苏氏《书传》于不顾的。明代胡直谓苏氏《书传》“诚有笃论”，“远探于经而博取于传，以发其中心之诚然，所谓一家之言是已”。凌濛初说苏轼“博洽异常”，“聪明盖世”，甚至主张“与其祧汉而宋乎，则毋乃廊庑诸儒而两楹苏矣”，要将苏轼配祀孔庙，用东坡诸经传解取代当时流行的经解范本.清人盛夸东坡“究心经世，明于治乱兴亡之故”，所为《书传》“解说与笔力俱胜”，并对“苏氏经义，世多以其诗文掩”的不合理现实大为不满。以《东坡书传》为首的苏氏经学著作，是苏轼拼其平生学力、识度和晚年精力撰成的学术力作，不仅是他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中国经学史和学术史做出过重要贡献，理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我们没有理由因为他是一代文豪就忽视其经学成就，否则就将有“买椟还珠”之嫌了。

作者 | 舒大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