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浙江书院会讲制度的教育价值及现代启示 ——以宋元东阳书院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东阳江文化研究中心 前天

宋元浙江书院会讲制度的教育价值及现代启示

——以宋元东阳书院为中心的历史考察

沈坤^[1]

（浙江 东阳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 32100）

摘要：我国古代书院“会讲制度”，浓缩着优秀传统教育文化的精髓，是最具现代借鉴价值的教学制度。以一流理学大师领衔主持，学术论辩自由激烈，且有明确的学规规范为特色的宋元时期的浙江书院“会讲制度”，体现了自由创新的大学精神和教育价值，并以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的方式，促进了当时的学术繁荣。它为当前高校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提供了有益启发，为高校课堂教学改革和开放办学提供了经验样本。这是一个对深化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具有相当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关键词：宋元书院；会讲制度；教育价值 ；现代启示；学术辩论；大学精神

基金项目：2017浙江省社科联一般项目，项目号：2018N56

书院是我国古代有别于官学的高等教育机关和学术研究场所, 并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教育制度。它所秉持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及教学模式，及经过无数当时的知名学者和教育家们从教育实践中形成的书院管理和教学制度，尤其是“会讲制度”,不仅是我国优秀传统教育文化的精髓所在，同时对我国当前的大学课堂教学改革也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1] 沈坤，男，1982,02----，浙江东阳人，硕士，副研究员，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科研处职员、东阳江文化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地域文化。

一、宋元浙江书院会讲制度的主要特色

浙江古代书院始建于唐代，著名的有蓬莱书院、溪山书院、九峰书院、青山书院、丽正书院。宋元时期，浙江省达156所，仅次于江西(224所)，名列全国第二位，著名的有金华丽泽书院、慈溪慈湖书院、杭州西湖书院、东阳八华书院、婺州正学书院等。^[1]南宋时期吕祖谦在家乡浙江金华创办的丽泽书院（南宋四大书院之一）,之所以鼎盛一时,声誉远播,影响深远,并非因为它的规模,而在于吕祖谦的思想,在于他讲学的内容和方式^[2]。国学大师钱穆在谈到书院的培养目标时说：“中国宋代书院制度是人物中心的，现代大学是课程中心的。我们的书院精神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的。”南宋书院融中国古代教育之精华，坚持以人为本，以培养救世济民之才为目标，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生命力的教育特色。这些教育特色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闪耀着人本主义光辉。^[3]宋元书院的会讲制度就是其重要特色之一。

“讲会”一词，至少在六朝时期己经出现。佛教即有讲会，是指讲经会或传法会。宋代以来，书院教育中的聚众讲学活动也被称之为“讲会”，内容多是士人对儒学义理的讨论。^[4]古代书院的主要功能是教学和研究。书院一般采用个别教学和集体教学的组织形式给学生传授学业。而“会讲”则是有两位或两位以上的老师共同讲学，学生在下面听。由于参加会讲的老师学术观点不同，他们经常会激烈地辩论。在这种教学氛围内，学生不仅可以了解不同学派的观点，还可以拓宽自己的思维空间。因此，除了本书院自己的学生外，其他书院的学生和一些非正式的学生也前来聆听大师们的讲解。这种教学方式不仅有利于师生之间教学相长，还推动了学术辩论、学术交流的发展^[5]。

（一）聘请大师领衔主持

浙江宋元书院会讲，几乎都由当时的一流理学大师领衔主持，这是其最大特色。建炎二年（1128），吕祖谦主东阳友成书院师席；绍兴十年(1148)东阳郭钦止创石洞书院，叶适掌师席，吕祖谦、朱熹、陈亮等皆讲学于此。《道光东阳县志·人物志十·留寓》载：

吕祖谦，号东莱，南渡初始自中州走闽来婺，邑人赵公澡创友成书院，延之讲习。时李诚之、乔梦符、陈黼、葛洪、乔行简、倪千里，澡子彦棫、彦秬等，勋名德业，文章政事，皆一时之选，并出其门。^[6]577

《道光东阳县志·卷之十·政治志六·学校》还载：

石洞书院，在县东南五十里，宋绍兴间邑人郭钦止于洞前建屋一区，题曰石洞书院。延龙泉叶适主师席，以教族人子弟及乡里俊秀。当时来往者如朱熹、吕祖谦、魏了翁、陆游诸贤，皆有题识（见胜迹）。由是石洞之名大显。其从兄郭良臣亦创建西园书院，其从侄郭溥亦创建南湖书院，郭湜之妻吴崇福创建高塘义塾，郭伯中创建青溪书院，又有籯金书院、洛阳书院，惟石洞为最。^[6]215

由大师主师席，为会讲制度的形成和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乾道初（1165-1166），吕祖谦自己创设丽泽书院，他在友成书院、石洞书院的会讲实践，则是丽泽会讲制度设立的前奏。温州永嘉学派元宿陈傅良主讲仙岩书院，明道书院则聘请陈埴为干官兼山长，叶味道讲学其中，从学者日益兴盛，遂成“木钟学派”。甬上“东发尝与杜洲之讲会”于“杜洲六先生书院”。且登台“会讲”的大师不止一人，如“鹅湖会讲”， 由吕祖谦亲自主持的，朱熹、陆九渊兄弟参加，代表了吕学、朱学、陆学三方观点。《宋元学案·东莱学案》载：“时明州诸先生多里居，慈湖(杨简)开讲于碧沚，沈端宪(洗涣)讲于竹州，絜斋(袁燮)则讲于城南之楼氏精舍，惟舒文靖(舒磷)以宦游出。先生(吕祖俭)以明招山中父兄中原文献之传，其于诸讲院，无日不会也。”^[7]1681这是对当时书院会讲状况的描写。可见，在南宋书院会讲之风已逐成书院的一项基本教学制度。

（二）学术论辩自由激烈

南宋淳熙二年(1175)，吕祖谦希望朱学与陆学“会归于一”，特邀朱熹与陆九龄、陆九渊共赴铅山鹅湖寺集会讨论，参与者一约有百余人之多。据《陆九渊集》记载‘鹅湖之集”双方辩论了十余个问题，陆家二兄弟“莫不悉破其说”^[8]312“鹅湖会讲”并没有使理学与心学“会归于一”，但双方都觉得很有益处。朱熹曾说:“前月末送伯恭至鹅湖，陆子寿兄弟来会，讲论之间深觉有益……^[9]2354 “鹅湖会讲”是南宋书院会讲和学术史上盛典，其论辩之激烈，超出一般书院的会讲，充分体现了各学派之间平等交流的学术自由。永嘉朱熹弟子木钟学派创始人陈埴也在书院实行会讲制度，主张讲学自由，融教学与学术探讨于一体。他在教学上要求师生共同问难解答，强调出自学、问难外，积极开展辩论，以启发学术独立思考，探索奥义。全祖望《杜洲六先生书院记》说：“慈湖之学宗陆，东发之学宗朱，门户截然，故日钞中颇不以心学为是。由今考之，则东发尝与杜洲之讲会，而其后別为一家者也。”^[7]2886杜洲六先生书院，元代至大二年（1309）由慈溪人童金建于杜洲之滨的书院。学者称童金之祖父居易为杜湖先生，故名。居易师从陆九渊弟子杨简，于家乡传布陆学。童金于祖父居室旁扩建房舍百余间，建立书院，后朝廷任命童金之子桂主持书院。嘉兴人顾嵩之、鄞县孙元蒙曾任山长。黄震为朱学传人，也来参加书院讲会，从而使该书院成为当时浙江境内最有名的书院。

（三）有明确的学规规范

吕祖谦亲自为丽泽书院制订《乾道四年九月规约》，其中规定：“会讲之容，端而肃；群居之容，和而庄。（自注：箕踞、跛倚、喧哗、拥并，谓之不肃。）。^[10]247”这可能是浙江最早出现在学规条例中的有关“会讲制度”的文字记载。它明确规定，“会讲之容，端而肃。”会讲时，参与者不得有“箕踞、跛倚、喧哗、拥并”等不肃之形容和行为。“箕踞”是对学生坐3姿的要求，古人席地而坐，伸开两腿坐着,形状如簸箕。这样的坐姿大约不是很雅，吕祖谦不提倡学生用“箕踞”的坐姿来会讲。“跛倚”是偏倚的意思，即站不正。“拥并”就是拥挤。这与《弟子规》“勿践阈，勿跛倚；勿箕踞，勿摇髀”的要求差不多。

吕祖谦在《乾道五年规约》中又强调：同志异时相会，各出所习及所疑，互相商榷，仍手书名于册后。^[10]248”可见，当时丽泽书院的教学方式采用的是会讲制，即个别钻研、相互问答与集众讲解相结合的方法，书院每月授课2-3次，一年举行一次考试。书院《学规》的这些规定，保证了“会讲制度”的实施，使书院形成了切磋、研讨之学风。

创建于元延祐元年(1314)的东阳八华书院，由当时的大理学家许谦掌主席，许谦在《八华学规》中有规定：“讲议毋哗：相与议论，当温言尽意以求理性，刚暴之气勿形。观书毋泛：所明经外观通有常。”^[11]可见，八华书院的 “会讲制度”也由《学规》规定的。

二、宋元浙江书院会讲制度的教育价值

（一）弘扬了自由创新的大学精神和教育价值

教育是人自己形成自己的活动，是人的价值的自我形成。教育的价值就在于发现、挖掘、发挥、形成、引导、限定人的价值。精神价值是人的最高价值，是人的价值与其他事物的价值的根本区别，其实质是知识、能力和思想品德的价值。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12]96。人之所以成其为人，全在于他的自由自主自觉性。当个人拥有选择自己生活的自由时，才能将自身充分完全地投入到生活和精神的自我建构之中，才得以从可能性走向现实性，达到人的最高意义的自我实现，为社会和自身创造价值。我国古代书院教育，游离于科举之外，以道德人格涵养为目的，以对个体内在素质的高度关照为特色，以教育教学的自由自主为精神^[13]。书院会讲制度便是这种“自由自主”大学精神发挥的制度性保证。

在会讲制度下，学生们必须在课前自主地学习，在课堂上自由地与老师、同学探讨问题。会讲时，教师只就某一专题或某一章句进行讲授，然后让学生自行钻研。学习主要在于学生的主动修为，自我调控。学生通过学、问、思、辩，切己体察，增进学识。诚如朱熹所说:“书用你白去读，道理用你白去究索，某只是做得个引路底人，做得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同商量而已。”^[14]245可以这么说，书院会讲制度是我国古代书院精神最集中最优秀的体现，也是最具现代借鉴价值的教学制度。

（二）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促进了学术空前繁荣

古代书院的“会讲”，首先是一种课堂教学形式。如丽泽书院明确规定，会讲每月举行2-3次。“会讲” 的教学方式，实际上就是师生的平等讨论，通常由书院主持人讲授其研究心得和研究成果，而生徒边听讲、边质疑问难，在平等的学术探讨氛围中，辩疑明理，使师生学术境界都得到了开阔和提升。这就是孔子所强调的“教学相长”。而这种“会讲制度”的最大特色，在于讲课的老师并非一人，观点并非既定和同一。持不同学术观点老师和学生，都可以在课堂上进行自由地论辩和交流，如“鹅湖会讲”，朱熹与陆九渊兄弟观点根本不同，又如在五峰书院和石洞书院的会讲中，朱熹与陈亮开展了激烈的“利义之辩”，陈亮主张“利义并重”，而朱熹还是坚持自己“存天理,去人欲”观点，主张“重义轻利”。这样的讨论，无疑以促进当时学术学派的形成、发展和繁荣。

古代书院的“会讲制度”打破了门户约束，教师之间、师生之间相互进行自由交流。这种交流的本质是“兼容并蓄、诸纳百家”。“兼容并蓄”的思想是书院成绩斐然的重要因素，也是书院的精髓所在。^[15]学术本身是包罗万象的，各种不同派别的学术思想只有不断碰撞才能产生火花，学术才能繁荣。通过讲会，不同学派开展争辩，形成了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

三、宋元浙江书院会讲制度的现代启示

（一）为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提供了有益启发

古代书院特别强调学生要有怀疑精神和问题意识，主张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深入思考，善于发现问题，并敢于提出问题。朱熹曾说：“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7]1549主张在学习过程中要深入思考，善于发现问题，并敢于提出问题。鼓励学生敢于怀疑、敢于批判、不唯权威，激励学生发出不同的声音，并引导殊途同归，臻于至善。这种自我调控式学习，比学生被动而不假思索地接受圣贤之说的教学方法，无疑是有利于学生生成理性判断能力和创造性思维的培养。而创新精神培养是当代大学教学十分重视一个课题。目前，我国高校人才培养仍存在“空对空”问题，教学内容以理论为主、脱离实际，方式方法缺乏自主性、探究性，培养出的人才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不足。书院会讲制度，在培养大学生创新精神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二）为深化大学课堂教学提供了样本经验

目前高校课堂教学是以老师讲、学生听为主要形式，虽“以讨论作为主要教学形式”的翻转课堂，正逐步为广大高校所推广，但现代翻转课堂的讨论、辩论的氛围还不够浓厚，像古代书院由不同观点老师同台授课更难做到。翻转课堂颤覆了通过教师课堂讲授完成知识传授，通过学生课后作业、操作或者实践完成知识内化这种传统教学模式。翻转课堂模式下，知识传授通过信息技术的辅助在课前完成，知识内化则在课堂中经老师指导与同学协助共同完成。因此翻转课堂被认为是当前实现对传统教学模式革新的创新教学方法。^[16]其实这种所谓的课堂教学创新方法，在古代书院会讲制度中，可以找到相同因子。

可见，古代各书院学生可以相互流动、跨院听课，有利于不同学术派别之间的交流。这种门户开放、学术自由的教学原则和人才培养模式，为人们展示了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教学方式。

（三）为更好地开门办学提供了借鉴

书院会讲制度具有开放性，即无门户之见，各派相互切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百家争鸣精神的会讲活动除本院师生踊跃参加外，还邀请并欢迎其他书院的师生或地方官员，以及外地慕名而来的人士参与。我国目前高校能像古代书院那样，通过一定的“会讲”活动，加强与相关学校的交流与合作，经常邀请一些知名的专家学者来校讲学论辩，这对开阔学生眼界，提高理论素养，将是十分有利的。

总之，宋元时期浙江书院出现的这种“会讲制度”，虽然与现代高校课堂教学制度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它在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不断探索创新，以及教学方式方法的自由开放等方面，为当今高校教学改革提供了许多的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