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霞：宋诗话中的司马相如评论

诗话滥殇于南朝梁钟嵘的《诗品》，到宋代开始成熟并蔚然兴起。从北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到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百余年间《诗话》作者层出不穷，现已知宋诗话多达140余种，可见其创作之盛。这些诗话以其短小精悍的体制或集录诗人轶闻趣事、或品评名家名篇佳句、或考证文字文句得失，成为了宋代诗歌评论的主要方式。正如许顗在其《彦周诗话》中所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其中关于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及创作自然也就成了不可缺少的话题。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宋诗话中涉及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材料有40则左右。这些材料分别对司马相如的思想行为、文学创作以及司马相如作品的承传关系等都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粗略地勾勒了宋人眼中的司马相如。

在文学史上，司马相如以其旷世才情创作了大量的优秀赋体作品，成为当时赋坛的佼佼者。葛洪在《西京杂记》中就曾说：“司马长卿赋，时人皆称典而丽，虽诗人之作，不能加也，扬子云曰：‘长卿赋似不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子云学相如为赋而弗逮，故雅服焉。”到了宋代，赋体文学仍是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之一，作为赋体文学代表的司马相如频现于宋诗话中也就不足为奇。在宋代，人们对司马相如的评论不但对前代的观点有所继承、发挥或补充修正，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的见解，表现出了宋代文人研习司马相如的独特体会和心得，以及宋代文人不同于前贤的审美取向和文学价值观。

一

关于卓文君是否作《白头吟》止相如聘茂陵人女为妾一事，文学史上一直众说纷纭。卓文君作《白头吟》一事，最早见于葛洪《西京杂记》：“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但葛洪并未录其辞。此后关于该事的记载又见于《文选》李善注。《文选》卷二十八鲍明远《白头吟》诗题下，李善注曰：“《西京杂记》曰：‘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一女为妾，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沈约《宋书》：古辞《白头吟》曰：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在李善看来，他不但认可文君作《白头吟》一事，并认为《宋书·乐志·乐三》所录的无名氏的古辞《白头吟》即《西京杂记》中所载的文君所作的《白头吟》。宋诗话中关于卓文君是否作《白头吟》，及《白头吟》歌辞的具体材料有三则，现分录于下。

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卷四十四“怨嗟门”云：

《白头吟》，相如将聘茂陵女为妻，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故李白辞云：“头上玉燕钗，是妾嫁时物。赠君表相思，罗袖幸时拂。莫卷龙须席，从他生网丝。且留琥珀枕，还有梦来时。”此最为警策。

吕祖谦《诗律武库》卷一五“赠送门”云：

《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将聘茂陵女子为妾，文君乃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感之，乃止。其词略云：“晴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又云：“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故东坡《回文诗》云：“羞看一首回文锦，锦似文君别恨深。头白自吟悲赋客，断肠愁是断弦琴。”

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六云：

《西京杂记》：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乐府诗集》谓《白头吟》者，疾人以新间旧，不能至白首，故以为名。余观张籍《白头吟》云：“春天百草秋始衰，弃我不待白头时。罗襦玉珥色未暗，今朝已道不相宜。”李白《白头吟》云：“妾有秦楼镜，照心胜照井。愿持照新人，双对可怜影。”其语感人深矣！至刘希夷作《白头吟》乃云：“寄言全盛红颜子，须怜半死白头翁。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则是言男为女所弃而作，与文君《白头吟》之本意异矣。

从上述三则材料中可以得出以下两点信息。

第一，宋诗话家们普遍认同《西京杂记》所载，认为文君确实作过《白头吟》诗。吕祖谦引苏轼曾在《回文诗》中提及文君及头白自吟一事作为佐证材料。葛立方则在肯定文君曾作《白头吟》一诗的基础上，将文君所作的《白头吟》与李白、张籍、刘希夷等人的《白头吟》作了比较，认为张、李所作《白头吟》其旨同于文君《白头吟》的“以新间旧，不能至白首”，且“感人深矣”。这就进一步认同了《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中的《白头吟》为文君所作。但他又指出，到刘希夷的《白头吟》则言男为女所弃，与文君的《白头吟》言女为男所弃意旨不同，但未阐述其理由。可见，宋诗话家们关于《白头吟》的意旨已经有了分歧。

第二，宋诗话家们还对文君《白头吟》的歌辞进行了记载。吕祖谦所引《白头吟》歌辞当是节录于梁陈之际徐陵所辑《玉台新咏》的“古乐府诗六首”之一的《皑如山上雪》，差异在于“晴如山上雪”中的“晴”字《玉台新咏》作“皑”。《白头吟》与《皑如山上雪》的关系历来扑朔迷离，宋诗话家也未能找到更新更确凿的证据来证明《皑如山上雪》即文君的《白头吟》，仍是附会前人之说，故遭到后人的讥笑。清人冯舒就在《诗纪匡谬》卷二中云：“宋书大曲有《白头吟》，作‘古辞’。《乐府诗集》、《太平御览》亦然。《玉台新咏》题作‘皑如山上雪’，非但不作文君，并题亦不作《白头吟》也。唯《西京杂记》有文君为《白头吟》以自绝之说，然亦不著其词。或文君自有别篇，不得遽以此诗当之也。宋人不明其故，妄以此诗实之。”

三

如何认识司马相如其人、其赋，是宋诗话家们关注的重点，他们在前人的基础之上，依据时代特征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观点。

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司马相如的人品。与前代评论家相似，宋诗话家们对司马相如的评价依然是贬多褒少，其中以苏轼的观点最具代表性，试引几条材料加以说明：

司马相如谄事武帝，开西南夷之隙，及病且死，犹草《封禅书》，此所谓死而不已者耶！列仙之隐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殆得道人也，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赋》，不过欲以侈言广武帝意耳。夫所谓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若贾生《鵩赋》，真知大人者也。

司马相如归临邛，令王吉谬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称病，使从者谢吉。及卓氏为具，相如又称病不往，吉自往迎相如，观去意，欲与相如为率钱之会耳。而相如遂窃妻以逃，大可笑。其《谕蜀父老》，云以讽天子，以今观之，不独不能讽，殆几于劝矣。谄谀之意，死而不已，犹作《封禅书》。如相如，真可谓小人也哉！

司马相如始以污行不齿于蜀人，既而以赋得幸于天子，未能有所建明立丝毫之善以自赎也。而创开西南夷逢君之恶，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复矜其车服节旄之美，使邦君负弩先驱，岂得诗人致恭桑梓、万石君父子下里门之义乎？卓王孙暴富迁虏也，姑眩而喜耳。鲁多君子，何喜之有！

从这三条材料不难看出，作为宋代文赋大家的苏轼对司马相如的贬斥之意非常明显。首先，他认为司马相如开西南夷和写《封禅书》的目的均是“谄事武帝”，嘲笑相如的谄媚是“死而不已”，将相如称为“孺子”和“小人”。尤其认为相如开西南夷之举是“以患苦其父母之邦”，《谕蜀父老》一文亦是劝多于讽，否定了司马相如在政治上的卓越才干。其次，他还将司马相如“琴挑”文君与文君“夜奔”之事定为早有预谋的“窃妻以逃”，认为这是相如人品的污点，可笑、可耻之极，“始以污行不齿于蜀人”，又从人品上否定了司马相如。自刘勰《文心雕龙·程器》云“略观文士之疵，相如窃妻而受金，扬雄嗜酒而少算”之后，相如“窃妻”之说便流布于文坛，遭到不少文人的诟病，作为相如同乡的苏轼不仅赞同刘勰的“窃妻”之说，而且大加挞伐，予以指斥。由于他在宋代文坛的崇高地位，因此他的评价不但具有代表性，而且直接影响了后来人们对司马相如的评价，攀附景从者不少。如宋代吴子良就在他的《荊溪林下偶谈》卷二《相如美人赋》中说：“司马相如拟《讽赋》而作《美人赋》，亦谓‘臣不好色’，则人知其为诬也。有不好色而能盗文君者乎？此可以发千载一笑。”与苏轼持相同观点的还有与苏轼大约同时的黄震，他在《古今纪要》卷二中言：“司马相如素行不谨。论蜀为上饰非，开西南夷。赋大人，意盖指帝诞谩无稽，贼其君。劝封禅，逢君之恶，死犹未已。古以诗谏，彼以尸误国。使县令负弩，夸耀乡里。小人不足道。”批评相如“素行不谨”，还将《喻蜀父老》一文称为“为上饰非”之作，把《大人赋》称为“贼其君”之作，把《封禅书》称为“逢君之恶，死犹未已”之作，认为相如“以尸误国”，是“小人不足道”。他还在《黄氏日抄》卷四十六中目相如为“文人无行，不与吏事，以赋得幸，与倡优等”，语气更为强烈，措词更为严厉。章樵则否定了司马相如的德行，他在注释《古文苑》卷三所收司马相如《美人赋》时说：“美人者，相如自谓也。诗人骚客所称美人，盖以才德为美，相如乃托其容体之都冶以自媚，于世鄙矣。”言外之意是相如无才德，故只能以华靡之文“自媚于世”。上述材料足以说明宋代诗话家们对司马相如的思想行为和人格品德是持否定态度。

对于司马相如赋的艺术风格以及在赋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宋诗话家们却是褒贬不一，各持己见。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一七的《司马相如列传》中有结论性地评价：“《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司马迁在肯定相如赋与《诗》之讽谏无异的同时，批评相如赋为“虚辞滥说”。此说一出，波及后世。此后，《汉书·艺文志》将相如赋归于屈原赋一类，这种归类表明班固认为相如赋与屈原赋之间有渊源关系。刘勰也在《文心雕龙·辨骚》篇中说：“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苏轼认同班固和刘勰等人的观点，在《远游庵铭并叙》一文中言：“昔司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泽间，形容甚癯。’意甚鄙之，乃取屈原《远游》作《大人赋》，其言宏妙，不遣而放。”指出相如《大人赋》与屈原《远游》之间的承继关系。洪迈亦在《容斋诗话》中梳理了相如赋在形式上与屈赋的承继关系：“自屈原词赋假为渔夫，日者问答之后，后人作者，悉相规仿。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以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不过，在宋代对这一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魏庆之就在《诗人玉屑》卷十三的《楚词》中说：“司马相如之文，能侈而不能约，能謟而不谅。其上林、子虚之作，既以夸丽而不得入于《楚词》。《大人》之于《远游》，其《渔猎》又泰甚，然亦终归于谀也。”可见，在相如赋与屈原赋的承继关系这个问题上宋诗话家并未达成共识。

至于司马迁所言相如赋与《诗》的讽谏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这个问题，宋诗话家们也多有涉及。他们大多认同司马迁之说，如宋初古文运动先驱者之一的王禹偁就在《答张知白书》一文中说：“夫赋之作本乎诗者也。自两汉以来，文士若相如，扬雄，班固辈皆为之，盖六义之一也。洎隋唐始以诗赋取进士，而赋之名变而为律，则与古戾矣。”该段话表明：第一，赋源于诗，其文体特征与诗三百“直陈其事”，重铺陈描绘的表现手法颇相似；第二，以相如、扬雄等人为代表的汉赋作家的作品，从内容而言是符合儒家的六义的；第三，对隋唐以来所流行的律赋颇有微辞，认为律赋仅有汉赋之名，已完全违背了汉赋之实。王氏所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家之言，应当说是宋初古文运动家们共同的看法。赵湘在《南阳集》卷一《宋颂并序》一文中也说：“若相如，扬雄，班固，司马迁，无笃是事，凡炎汉之事迹，罔不研极。晋宋齐梁，累累有焉，然其时君之道或沿袭之不至，故厥须之风亦渐微弱。”对相如赋也持肯定的态度。

宋诗话家们对相如的评论还集中在文辞上，其中以苏轼为代表。他在《书拉杂变》一文中说：“司马长卿作《大人赋》，武帝览之，飘飘然有凌云之气。近时学者作拉杂变，便自谓长卿，长卿固不汝嗔，但恐览者渴睡落床难以凌云耳。”批评当今之人模仿相如辞赋过于堆砌词藻的同时，表示了对相如的称许之情。但他同时对相如赋靡丽多夸的文辞特点也并不满意，这与苏轼的文论是相吻合的。苏轼向来主张为文当情采二者兼具，反对那种矫诞浮夸的不实之文。苏轼重视并肯定赋的讽谏价值，在《复改科赋》一文中引司马相如作《谏猎赋》讽谏汉武帝应戒淫猎，作《大人赋》劝阻汉武帝的好仙求道，嘉许“司马之知微”，以为时文“文辞泛滥，无所统纪”，惟有“声律切当，有所指归”，方见作品之巧拙高下，故在《答舒尧文二首》中，批评司马相如“高谈驰骛，不顾其实”，语气甚为严厉。

从总体而言，宋诗话家们对司马相如在赋史上的地位给予了较为中肯的评价。刘弇在《龙云集》卷一《进元符南郊大礼赋表》中云：“作古新一代耳目，起太平极功，有如此曹，殆不多得。屈宋已还，贾生、相如、向、褒、雄、固，最号高手，能使往汉光华至今，数子力也。”认为司马相如同贾谊、刘向、王褒、扬雄、班固等人一起，扬汉光华，是一代高手，肯定了司马相如的开创之功。王正德也主张：“作赋要须以宋玉、贾谊、相如、子美为师，略依仿其步骤，乃有古风。”将相如与宋玉、贾谊、杜甫等人相提并论，赞许之情不言而喻。朱熹在《朱子语类》卷一三九更是引林文轩称赞之语：“司马相如，赋之圣者。扬子云、班孟坚只填得他腔子，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张平子竭尽气力，又更不及。”林文轩即林朝光，字谦之，《宋史》儒林有其传记。从引语可以见出朱熹赞成林文轩肯定相如赋圣之说，认为扬、班、张、左诸家就赋作而言皆不及相如。

三

宋诗话家们还对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争议较大的一些问题作了辨析。

如关于《长门赋》的真伪问题。在司马相如的作品中，《长门赋》是受到历代文学家称赞的佳作，可惜由于《长门赋》在相如本传中未录，故后世对该文是否出自相如之手存有争议。该文最早见于《文选》卷十六，赋前有序云：“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史记》卷四十九《外戚世家》司马贞《索隐》引此序，唯文字略有不同，并曰：“作颂信有之也，复亲幸之，恐非实也。”明确指出，《长门赋》为相如所作，但序言中所言陈皇后因此“复得亲幸”一事不合史实。苏轼在《相如长门赋》一文中也对该问题作了辨析：“陈皇后废处长门宫，闻司马相如工为文，奉百金为相如，文君取酒。相如为作《长门赋》以悟主上。皇后复得幸。予观汉武雄猜忍暴，而相如乃敢以微词亵慢及宫闱间。太史公一说李陵事，以为意沮贰师，遂下蚕室。陈皇后得罪，止坐卫子夫，子夫之爱，不减李夫人，岂区区贰师所能比乎？而于相如之赋，独不疑其有间于子夫者，岂非幸与不幸，固自有命欤？世以祸福论工拙，而以太史公不能保身于明哲者，皆非通论也。”苏轼与《文选》所记的观点是相同的，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言《长门赋》当出自司马相如之手，理由是尽管汉武帝“雄猜忍暴”，但桀骜的相如宁愿终身寂寥，也不肯迎雄主之意，当然也就敢以“微词亵慢及宫闱间”。朱熹在《楚辞后语》卷三的《长门赋》中沿袭了苏轼的观点并有所发挥。在肯定《长门赋》为相如所作的同时，评价该赋文辞古妙，认为这篇用骚体写成的幽怨深婉之作不仅是在对楚辞艺术形式的继承上“最近楚辞”的，而且从精神上也深受楚辞的浸淫和滋润，对前人将该文与历史对照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怀疑，认为该文当是相如“自为文以讽”之作，这种评论视角极为新颖，显示了对楚辞颇有研究的朱熹对相如作品独特的解读。

对于常被评论家们视为谄谀之作的《封禅书》，宋诗话家们多持批评态度。黄彻在《溪诗话》卷三中言“：司马相如窃妻涤器开巴蜀以困苦乡邦，其过已多；至为《封禅书》，则谄谀盖天性，不复自新矣。”将司马相如、文君“夜奔”之事评为“窃妻涤器”，并将相如作《喻巴蜀檄》和《难蜀父老》说成是“困苦乡邦”；接下来，评《封禅书》是相如谄谀天性的流露，且这种谄谀之态死而未已。黄彻所言当是代表了宋人的普遍认识。黄震更是在《黄氏日抄》卷四十六中刻薄地批评：“《封禅书》祸汉天下，于身后且祸后世，罪不胜诛。蔺相如威信敌国，名重泰山，犬子何人，亦冒其名。呜呼！禹，圣神也，而有张禹之‘禹’；汤，兴王也，而有张汤之‘汤’；蔺相如，命世人豪也，而有司马相如之‘相如’。故曰：人能美名，名不能美人。彼圣贤之名，亦有时不幸，而辱于小人也。”黄震在文中以相如小名“犬子”称呼之，可见其对相如的鄙视之意，并言相如不配以蔺相如之“相如”为其名，将《封禅书》一文批评得体无完肤，言该文不但“祸汉天下”，且“祸后世”，就这点而言相如是“罪不胜诛”。宋诗话家们对《封禅书》的评价有失偏颇，相如虽然身居仕途，却不慕官爵，未尝肯与公卿交游，迥异于寻常汲汲于功名利禄者，正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言，“其进仕宦，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称病闲居，不慕官爵”。何况《封禅书》还是相如临死前才托付家人转交给汉武帝的，谄谀之态不知从何说起？

综上所述，可见宋诗话家们对司马相如的评价与前代相比，有相似也有相异之处。相异之处在于他们更多地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文学史上一些聚讼莫辩的问题，评价视角更加具体化，通过他们的评论，完全可以勾勒出宋人眼中司马相如的大致轮廓，从而了解司马相如在宋代被接受的大体情况。

作者简介：王红霞，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