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回大明当基层公务员有前途吗？

什么是吏？《管子》中说：“吏者，民之所悬命”。他们手上有权力，秦汉时他们是掾、史，唐时他们是诗中的石壕吏，两宋时他们是衙前、押司、录事，对辖地内的民众生杀予夺。官治吏，吏治民，不管为吏者如何老辣，吏上面的国家正式官员永远压他们一头。作为沟通官民之间的重要枢纽，能吏可帮助国朝政通人和，恶吏则倒逼地方怨声载道。而在明代这个沿汉唐之旧而损益之，但却多灾多难的王朝里，吏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一、明代胥吏的基本情况

明代吏员们的实际工资并不高。洪武十三年（1380年）就对全国胥吏工资水平制定了标准，此后几乎再无大变。其中，一、二品衙门的月俸二石五斗，从上到下依次递减，到了六品衙门，工资就只有一石。而明代一石约为57kg。可以说基层吏员的工资也就刚够糊口。

虽然小吏们工资低，但却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在遇见上官时非特殊情况不用回避，只需要“立阶下一揖乃退”即可。同时他们在赋税、劳役上还有减免的优待。

朱元璋在位时制定了明吏制度

日常工作中胥吏比较辛苦，尤其是占大多数的文笔吏。因为明代政治制度种类多，流程繁杂，需要做的案牍工作量也就很大。例如：仅宣德元年（1426年）正月到宣德四年（1429）十二月，4年间，全国吏员们就处理记录了64842项事务。除了本职工作，许多官员还会偷懒将自己的政务托付给胥吏解决，无形中又加重了胥吏的工作量。

影视剧中的衙门小吏（中）

累是累，但想成为基层公务人员也不简单，正常情况下，多是通过佥充的方式跻身吏员。佥充要求：“农民（洪武后军户和隶户也可为吏）身家无过，年三十以下能书者选用。”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明代中后期，告纳也不失为一条路子。民间身价清白者可纳米选位子，府并运司70石，各县并有品级衙门50石，杂职衙门30石。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不过胥吏对一些人而言并非美差。学习成绩差、不守监规的监生和犯罪的官员有时会被问发充吏，以示惩戒。

明朝犯罪的官员

二、明代政治大厦的重要基石

胥吏作为贯彻国家政令的执行者，负担着基层民生、治安、财政等各项事务。明代官制是流转的，各省官员来回调动，省里官员三年一换，县里的是五年一换。每当新官上任，吏书、门皂们就会列队城外备好仪仗欢迎，新官在官厅就坐好后，吏员们依次参贺。首领官、六房吏等人还要向新领导汇报本地各项数据和工作情况。

影视剧中的明朝县令

明代仿中央六部，在基层工作班子里也设置吏、户、礼、兵、刑、工等六房。虽然是袖珍版六部，但管的事一点不比中央六部少。

比如户房，负责本地的户口统计和田粮赋税征收。这些数据决定一个县的财政状况，因此户房吏往往需要较高的计算水平和记账经验，一方面保证实际数据的准确，另一方面有能力做假账应付上级审查。

再比如礼房，负责的工作五花八门。辖地内祭祀活动安排，本地养老问题和养济院（孤儿院）的运行状况，本府州县的生员、儒者、耆宿的统计数据，就连辖内年高有德者的人数、年龄、籍贯等信息，都要一一记录在册。

明代衙门

抛开下达政令的地方父母官不说，那么地方上的掌控者实际就是这些把持着各个环节的胥吏们。他们熟悉工作业务，更了解基层百姓真实的生活状况和心理，知道该如何轻重缓急地落实政策。因此地方官们就很需要能吏为自己处理事务。相应的，工作能力杰出的胥吏在经过三次考满后，就有机会从吏转官。

不过，当遇见不讲究的领导，吏们往往会被当做背锅侠。官员任期短，考核频，因此在任者往往为了从速解决公案，就将事件委派属下去干，再以办事不利将责任转移。等上任官员离任了，一旦出现事务纠纷，背锅的就是那个办事的胥吏。

《无敌县令》中县衙里的捕头

三、苍蝇有时比老虎更可怕

胥吏们看起来职位低下，可隐形权力不小。再加上接触面广，信息源多，这为其职务犯罪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明代胥吏因工资偏低，就有常例钱这类的法外“合法”收入。其中有的常例钱来自下级政府胥吏的打点。《海瑞集》中就说，每当下级政府胥吏来传达信息时，都会乖乖地“六两馈府吏”，以打通关节，避免被刁难。毕竟阎王好惹，小鬼难缠。这种情况在明代中后期蔚然成风，嘉靖时刑科官员上奏道 ：“大小衙门，亦各有积年皂隶，盱睢桀骜，循习成风，以抑勒贱买为旧规，以需索打点为常例，虽禁之而不能止。”

到了夏秋征税、输送之时，又是污吏们上下其手的好机会。缴纳赋税的百姓往往要以“火耗”为由额外上交一部分钱财，孝敬主事吏员以保平安。

我们平时电视剧中经常看到狱吏向罪犯及探视家属索要财物。嘉靖年间，杭府男子朱氏因罪入狱后，被狱吏公然索金。常例钱给的多了，即便犯了重罪，也可居住净室，甚至自己装修牢房。但给少了就会被安排进“套监”，这种牢房被故意“覆以腐草”，并洒上蛆虫，使其涌入犯人身体孔窍。

捕快和狱卒

如果仅仅只收常例钱，那还算有几分良心。有些恶吏为了钱财不惜谋人性命。明宣宗时候，崇德县吏金景瑺放高利贷夺取了周家产业，却被周家上诉拿回。金景瑺怀恨在心，便与县衙皂隶谋造诬词，污蔑周家11人抢劫民众和海宁县兴福寺的僧人，结果周家11口人险些被械送京师处死。

除了经济犯罪，吏员们还会凭借职务之便干预地方政务。比如胥吏常年浸淫于案牍之间，熟悉工作流程，所以有时通过擅自增减文书中的字数来达到私人目的。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吏，甚至在文牍上直接修改字迹以混淆原字，使主官防不胜防。而吏员在离役后有些仍有能力危害乡里，他们在脱离主官的约束后，凭借对行政事务的熟稔与在位时的人脉横行乡里，有的还接受富户雇佣当起了讼棍。这对地方秩序的安定造成不小的麻烦。

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历史上的事情，有些摆在桌子面上，有些则隐藏在桌子底下。一般谈历史的，只注意桌子面上的事，而没有注意到桌子底下一样有力量，一样有影响。”明代的吏员们看似职位不高，权力不显，但却代表着政府形象与威权，替国家掌管底层工作，如赋税的征收、人口的统计、治安的管理等，这些繁琐而紧要的工作若没有他们的配合，政府就会丧失对基层的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