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植物,罂粟早在新石器时代就人们在地中海东岸的群山中发现。随着后来的两河文明勃发,又逐步传播到全世界各地。今人从后世角度出发,容易将其一边倒的视为邪恶毒物。但直到近代晚期,这种共识才逐渐成型。
相反,其在更长时间内流行于民间市场,并对经济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作用。
早期的大补药
唐朝的高僧义净 首先将罂粟概念带入远东
远东最早的婴粟记载出现在唐朝。曾走海路到过印度的高僧义净,在其翻译的《根本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中,首先介绍了药烟的服食方法及功用。稍后的唐人文章,也有对罂粟种植状况的记载。说明本土的罂粟,很可能首先是阿拉伯或者波斯商人引进到西南地区。
五代十国阶段,罂粟的主要功能被定位于调养肺和胃。在赵匡胤的北宋统一中原后,又将罂粟收入《开宝本草》,作为服用丹药后促消化的主要良方。连大文豪苏轼都曾提及: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
宋朝的《开宝本草》也记载了罂粟的药用方法
等到蒙元攻灭南宋,罂粟壳还被普遍用于治腹泻和发热。但已经有人意识到这种植物的危害,指出:其治病之功虽急,杀人如剑,宜深戒之!
当时间进入明朝,人们才了解到了罂粟还具有催情药效。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对鸦片的属性和提取方式进行了详细记载。还点明了鸦片有吞食与吸食这2种服用方式。此类特货不仅由郑和的船队从海外引入,还有暹罗及西域的哈密卫不断进贡。宫廷贵族们便拿来作为壮阳和催情药使用。加之发现能在夜间提神、延迟射精、回精补脑,让鸦片成为了当时的高级春药。1958年,考古学家对定陵内的万历皇帝的进行尸检,就发现他的骨头中含有吗啡成分。充分说明朱家皇室的服用记载,并非捕风捉影的污蔑。
后人也能从《本草纲目》中找到罂粟记载
除了宫廷御用,民间也有自己的缝隙市场。在风俗奢靡的南方各地,富人家庭会在庭院里种植罂粟。除了装点门户,就是用来自治止咳药、止泻药,或者提取低纯度的鸦片当做春药,延续古老的房中术传统。加上罂粟花本身十分艳丽,所以在当时还有很高观赏价值,被认为是优雅的园艺植物。只是因色情小说泛滥和青楼行业兴盛,才让罂粟花的美艳又多出几分情色意味。
为了迎合富人喜好,某些商家甚至制作了让人瞠目结舌的“罂粟豆腐”。将罂粟膏和豆腐混在一起供人食用。可见,这种让食客上瘾的做法,也是具有悠久的历史传承。
躺在定陵中的万历皇帝 就被发现有抽大烟习惯
新航路输入的流行文化
大航海时代的开启 让外来罂粟的数量继续上升
也是在朱明时代,葡萄牙商人沿着新航路抵达东非,将产自印度的鸦片输入进来。稍后抵达的荷兰人,也把南洋群岛的鸦片开始销往广州等地。当然,此时的外来鸦片数量较小,且主要的消费群体还不在本土。例如根据葡萄牙使者托梅-皮罗斯的观察,是移居南洋的华人向爪哇土著学习嚼食、饮用提取液和混在烟中吸食等不同吃法。在后来的明清易代时期,郑氏军队夺取台湾,强化了本集团与南洋群岛的贸易往来。罂粟种植与鸦片贸易就比过去多了起来。等清军在几十年后登陆,接着将岛上的吃鸦片习俗传播到整个南方。
但后世往往鲜有知道,有相当比例的鸦片就来自南的洋华人种植园。特别是在雍正皇帝的任内,清廷放宽了下南洋的海外逗留期限。让他们可以携带更多的特货返回家乡,以各种名义馈赠给亲友。最后到1754年,朝廷对海外华人不限逗留时间,可以在任何时刻都自由归国。这无疑加快了鸦片输入速度,让其借助华人的家族贸易网络,进行了潜移默化的二波传播。在这股风潮影响下,18世纪的台湾和福建等地,都将抽鸦片当做非常高级的待客之道。无论是富豪宴请,还是官场盘桓,人人都能轮流分享到鸦片。
南京等大都市 也是罂粟北上传播的中转站
在江南的秦淮河两岸,北上的鸦片也顺理成章的汇入服务性产业。如《浮生六记》这样的文人作品中,都把吃鸦片、爱抚书童或者青楼女子标榜为时髦非的享乐方式。即便出了青楼,鸦片还能在戏台和餐馆里大受欢迎。不仅戏班会使用少量鸦片提神助兴,台下观众也会在听戏时同步服用。因此,原本只在岭南和福建流行的抽鸦片行为,又潜移默化的植入南京与苏州等地。许多精英阶层成员离开大城市后,还会将这一习俗带会自己的家乡。原本被视为药物的罂粟,也就被越来越纯粹的享乐主义所侵蚀。
还是在18世纪,随着鸦片需求增大,对外进口成了必不可少的获取方式。除了从加尔各答出发的英国人和来自巴达维亚的荷兰人,还有滇缅方向的第二条输入线路。已经控制西伯利亚的俄国人,也把中亚和土耳其的鸦片销往大清。到该世纪末期,鸦片的输入量是每过数年就翻几倍。逼的雍正皇帝推历史上最早的禁烟令,并开始延续明朝的向鸦片征收药材税措施。但效果显然是并不理想。
爱玩cosplay的雍正 也是颁布了首个禁烟令
乐极生悲的反倾销
从18世纪开始 抽鸦片已成为清朝的流行文化
与烟草情况类似,鸦片也很快实现从进口到土产的转变。两广和云南各地都纷纷种植,并且因利润巨大而经常供不应求。尤其是在云南、贵州等传统经济不发达地区,各省都有大量关于鸦片泛滥的奏报。那里山高路险,人群大都汉夷杂处,时刻都限制着朝廷中枢的禁烟令执行。
在巨大的利润驱使下,罂粟田在川滇黔境内大面积侵占传统农地,导致某些良田完全被改为种植等经济作物。至于基础的口粮需求,就需要靠进口才能满足。种鸦片的农民在短期内获得3-10倍收益,使得收支相抵变得略有盈余。
巨额收益 让许多地方开始将农田改种罂粟
而且清朝的土地资源非常紧张,人均耕地面积极少。造成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人才市场的价格也较为便宜。因此,种植鸦片等经济作物,对劳动力密集型经营的农村非常适合。但良田被大肆侵占,也会导致很多地区的抗灾荒能力下降。一旦遇到农业减产,就会对区域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比如后来发生在山西的丁戊奇荒,就与大量种植鸦片造成的本土粮产量减产是不无关系。
凡此种种的乱象,被许多海内外观察家们看在眼里。《海录》的作者谢清高,就在孟加拉看到过完整的取烟流程。不禁忧心忡忡地感慨,这种物质将来会在本国荼毒多久。抽大烟习俗也被马格尔尼、阿美士德等外国使节看在眼里。他们发现,来自不同阶层的是男女老少,都对鸦片和烟草有着极大的需求和非比寻常的热爱,甚至连10岁小童都不能幸免。
加尔各答的东印度公司鸦片仓库
到鸦片战争前夕的1838年,输入清朝的鸦片总量已高达1350万西班牙银元。英国人也根据这些数据分析,认为有5%的国内人口需要长期吸食。
但各地官员们对于是否严厉禁烟,一直有较大的争议。除林则徐的立场强硬,更多人则推出过曲线救国方针。他们认为可以效法烟草先例,在气候温暖的南方地区,鼓励农民在农闲时节种植鸦片。不仅有利于农民增收,还能对南洋等地实行反销。用击败印鸦片的贸易战,彻底止损白银外流问题。
鸦片战争的失败 让清朝决心以土烟进行反向倾销
后人会觉得这些说辞有失偏颇,但提出者还是准确的预言了土产鸦片扩张。等到清军在稍后的鸦片战争中一败涂地,就连林则徐也从严格禁烟派,变成了支持土烟的贸易战粉丝。觉得可以用大量鸦片销往海外,在弥补白银损失之余,削弱英国人的经济和国力优势。
1860年,清廷的财政因第二次鸦片战争而变得极度紧绷。巨额赔款、军费开支和洋务运动的必要投入,都让传统的开源节流不再具备良好效果。为了缓解财政危机,民间鸦片种植销售的活动被大量默许。清政府还特意加重了对印度、波斯和土耳其的鸦片关税,从而为土鸦片的壮大来保驾护航。最后到1880年代,后来居上的大清土鸦片,终于成功将波斯和印度货都逐出本国市场。
曾主张禁烟的林则徐 在晚年也支持土烟反倾销
然而,这种胜利无异于饮鸩止渴。农民们从单纯种植者变为享乐人,在每日劳动结束后,就开始将卖不完的鸦片自产自用。无论是劳动效率还是人均寿命,都受到烟草的巨大摧残。
此外,随着各地的大量种植,鸦片和烟草的价格都被越压越低。销售利润也从19世纪30年代的暴利,慢慢回归市场理性。农民还要受到地方官吏的无止境盘剥,让种大烟的利润所剩无几。至于1870年的华北大饥荒,也是对这种为经济而损害农业用地的短视行为,施行最无情的嘲讽与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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