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辉：魏了翁《周易要义》版刻流传与节录体例考

魏了翁（1178—1237），字华父，号鹤山，邛州蒲江人，《周易要义》为魏了翁所著《九经要义》之一。关于《九经要义》的考证，蔡方鹿、彭东焕有简要提及，张荷群、王晓庆则简要考证了其成书时间与地点、体例与性质。以上研究主要从《九经要义》这个系统工程入手，就《周易要义》的特殊性未作单独论证，尤其缺乏充实的史料支撑。关于《周易要义》的单独考证，李笑莹的硕士论文主要对其版本情况与节录体例进行了分析，但该文在文献材料、论证过程方面还可进一步深入。本文主要通过对《周易要义》的编撰、刊刻、传本的考查，结合宋代经书义疏刊刻与流传情况，还原魏了翁就《周易》经传、注疏、《音义》《略例》的节录体例，以及魏氏批注的编撰宗旨，力求还原宋残本《周易要义》缺卷。

一、《周易要义》之成书

关于《九经要义》的编撰时间，宋末元初方回《周易集义跋》认为是在魏了翁谪居靖州期间（具体成书年代未详），清缪荃孙《魏文靖公年谱》认为《九经要义》的成书时间为绍定三年（1230年），蔡方鹿《魏了翁评传》、彭东焕《魏了翁年谱》均持此说。

考《鹤山集》，“诸经义疏，重与疏剔一遍”，其疏剔后的成果，即《九经要义》。其中对《周易》义疏的辑比，即今之《周易要义》。“今骎骎六十”（同上），根据魏了翁的生辰，以及南宋计岁习俗，此时正是其谪居靖州期间。“山中自课以圣贤之书”（同上），“山”即靖州渠阳山。又有“山中静坐，教子读书。取诸经、《三礼》，自义疏以来，重加辑比”（同上），在山中教导传授学子读书学习，选取诸经、《三礼》之义疏，对其重新加以编辑校对，以此作为学子读书学习的材料，终即《九经要义》。但对于辑比诸经的具体完成时间，此处没有明示。

某囚山三载，土风民俗，久益安之。靖为郡百二十七年，布髽跣足之风，未之有改。城中不满四十家，气象萧条，盖可想见。然自非四方友朋书问碑铭之相挠，则终日书案，极天下之至乐。偶有带行书册，再三寻绎之外，功夫尽多。从两三郡士友家宛转借得诸经义疏，重别编校，益叹从前涉猎疏卤。使无是设，亦泯泯此生矣。

魏了翁宝庆元年（1225年）十一月因言济王事件获罪，追降朝请郎，谪居靖州。“某囚山三载”，即是魏了翁抵达靖州之后生活在渠阳山的三年。“靖为郡百二十七年”，据洪迈《容斋随笔》，崇宁二年（1103年），改诚州为靖州，一百二十七年之后即绍定三年（1230年）。“从两三郡士友家宛转借得诸经义疏，重别编校”，“诸经义疏”即指九经，“重别编校”即指编校而成《九经要义》。

某向来多作《易》与《三礼》功夫，意欲以《读诗记》之类为一书。此来山间温寻旧读，益觉今是昨非，安知数年后又不非今也？以此多惧，未暇轻有著述。

书信中魏了翁谈到自己在《易》与《三礼》上下功夫较多，并有意效仿吕祖谦编撰类似《吕氏家塾读诗记》教学用书。但自感此时学术思想还未处于稳定成熟阶段，“未暇轻有著述”。

某自迁渠阳，山深日永。自《易》与《诗》《三礼》《语》《孟》，重下顿工夫，名物度数，音训偏旁，字字看过，益知义理无穷，而岁月易得，使非假以暇日，将虚此生矣。今未敢便有著述，且温旧读以发新知。又与许介之书云：诸经义疏，重与疏剔一遍，帝王典训，则粗见端绪。《仪礼》一书，幸而存者，以之参考诸经，尤为有功。今咀嚅味已久，便觉秦汉以后，体格夐别。况魏晋隋唐文人所作，又是一格，此甚难言。

《师友雅言》主要记录魏了翁与其师友门人的论学记录。“某自迁渠阳，山深日永”，自是指谪居靖州。“自《易》与《诗》《三礼》《语》《孟》，重下顿工夫”，即是指在九经上重下功夫，并辑为《九经要义》。

根据以上材料可判断，魏了翁编校《九经要义》于谪居靖州期间，大致完成时间为绍定三年（1230年）。

二、《周易要义》之刊刻

（一）宋本《周易要义》

《周易要义》成书之后，由于所处时代动荡，魏了翁在世之时未能刊刻。该书的首次刊刻，由魏了翁之子魏克愚1252年完成。

仲子太府卿静斋先生克愚（明己）壬子岁以军器监丞出知徽州，刊“要、集义”，置于紫阳书院。

魏克愚，字明己，魏了翁次子，在徽州出任军器监丞之时，曾刊刻《周易要义》于紫阳书院。魏氏后人魏文彝所作《师友雅言序》，明汪舜民《（弘治）徽州府志》皆记录该事，可旁证。

立言垂训以私淑后人者，有《九经要义》《鹤山大全集》《易集义》。此三书，昔刊于徽之学官。

魏克愚，字明己，了翁之子。淳祐壬子以军器监丞出知徽州，为政知先务，辟贡闱、作桥梁，政恬事熙、民安其化，尝刻了翁所著《大易要义》《集义》，置于紫阳书院。

《周易要义》的首刻较为成功，但由于战乱环境，“至丙子岁，书院以兵兴废，书版尽毁”（同上）。宋德祐二年（1276年）紫阳书院因战事拆毁，书版毁掉，但可判断魏了翁辑撰《周易要义》并于此时得到刊刻之事属实。

关于宋版《周易要义》的版刻具体情况，宋、元、明、清文献中并没有较为详细的记录。今存宋版《周易要义》已无完本，傅增湘先生1919年秋在厂肆文友堂书坊见有宋刊本五册，因“倾囊不足以举之”，转告张元济，故为涵芬楼所收，后辗转流入国家图书馆。存卷一、卷二、卷七至卷十，凡六卷。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藏园群书经眼录》，李致忠《北京图书馆藏宋本书叙录》（八）对该本的版刻情况皆有说明。傅增湘先生对宋刊残本《周易要义》的著录较为详细，也客观地描述了该书的实际情况，可作为该书版刻的重要参考。李致忠先生对北京图书馆藏宋版《九经要义》中《周易要义》《仪礼要义》《礼记要义》进行考证之后认为，应著录为“宋淳祐十二年（1252）魏克愚紫阳书院刻本”（同上）。

《周易要义》后期各版皆是以宋本为底本进行，傅增湘先生曾以宋残本校正江苏书局本《周易要义》，《四部丛刊续编》《无求备斋易经集成》、“中华再造善本”中的《周易要义》皆是据宋残本影印。

（二）元大德四年徽州府紫阳书院刻本

《（弘治）徽州府志·本府儒学》记载：

大德四年，教授徐拱辰重建讲堂，他如小学、文公祠、景濂思乐二亭、祭器服、大成乐、雕装、从祀、裒助书籍，重刊《九经要义》等书，皆备教授。

大德四年（1300年）徐拱辰重建紫阳书院，重刊魏了翁《九经要义》以备资教，由于早期书版因战事尽毁，本次重刊当是《九经要义》第二次刊刻，其所具底本当为宋本，但大德本并未流传下来，其详细版刻情况不得而知。

（三）四库全书本《周易要义》

宋本《周易要义》至清代已难寻善本，据《四库全书总目》其所采底本为“副都御史黄登贤家藏本”。黄氏藏本是否为宋本，提要并未予以说明。阮元认为：“今四库全书所采有《周易》《尚书》《仪礼》《春秋》四经，《周易》乃天一阁旧抄本，已蒙高宗纯皇帝亲洒宸翰、昭垂卷首、嘉惠艺林。”（《礼记要义三十三卷提要》）查《天一阁书目》：“乾隆三十九年，御题魏了翁《周易要义》十卷，棉纸蓝丝栏抄本。”关于乾隆皇帝题诗：“四库广搜罗，懋柱出珍藏。抄刻俾归之，牗世文教昌。”五言诗中明指，四库全书工程广泛搜罗遗书。懋柱即范懋柱，字汉衡，范钦八世孙，时为天一阁主人，贡献出珍藏的善本，其中就有抄本《周易要义》，四库全书《周易要义》即据该本抄入。以四库本与今存宋残本相较，其异文、脱落之处较多，其取天一阁抄本的可能性更大。

四库本《周易要义》并非善本。今就其存在的问题，作一说明：

1.批注格式

宋本《周易要义》，有些批注是标在版框之外的，其下内容并不另起一段，而是连缀成文。这是因为该相邻条内容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如此则可保证相关内容的完整性，使全书结构更为合理。但四库本《周易要义》遇此情况，将该段文字割裂，每条批注都另起，破坏了原书结构，违背了魏了翁的初衷。

如卷一上第五条批注“五、阳爻称‘九’，阴爻称‘六’，其说二”。据宋版，该条批注是刊刻在版框之外的，其下注疏紧跟前文。究其缘由，需要分析魏了翁节录《周易要义》的体例。魏氏将《乾》初九爻辞的疏文分成四个部分节录，也就是《周易要义》卷一上第二至五条批注所引疏文。

卷一上第四条批注“蓍为数、爻、卦、辞之本”，引疏文“《系辞》云”至“义或然也”，从批注与疏文的关系判断，该条批注主要在于概括整段疏文之宗旨。第五条批注“阳爻称‘九’，阴爻称‘六’，其说二”，引疏文“然阳爻称九”至“义或然也”，是对该部分疏文的概括，第五条批注及其引领的疏文同属第四条批注所涵盖。魏氏对这种存在属含关系的批注并不单独起段，而是将其标注在版框外，其含括的疏文也紧接前文，从而体现出结构上的完整性。四库本在处理该段文字时，将第五条批注“阳爻称‘九’，阴爻称‘六’，其说二”及其引领的疏文“然阳爻称九”至“义或然也”单独起段，这种做法客观上使魏了翁的批注与注、疏之别更加清晰，但忽略了魏了翁此举的本意，即第四条、第五条批注引领下的疏文两者之间存在的属含关联性，如果将第五条批注及其疏文单列，第四条批注所含括的疏文就不完整。

又如该卷第十条批注“九三以位卑免咎，上九以位尊贻悔”，以宋残本校之，该条批注同样是刊刻在版框之外，其所引疏文置于第九条批注之下。而四库本将第十条批注单独起段，并将疏文“竭知力”至“卑胜于尊”割裂置于第十条批注之下。此例较多，以今存宋残本校出列下：卷一上第五、十、十三、十六、廿三、廿六、卅二、卅三、卅六、卅七，卷一中第二、三、六、十六、十七，卷一下第三、六、十六、卅一、卅三，卷二下第十二、十三、十九，卷七上第十一、三十，卷七下第八、十五、十七，卷八第二、三、七、十二、十七、十八、廿六、廿九、三十，卷九第四、七、十五、十七，卷十第廿六、廿八、廿九、三十、卅三。

2.增衍与考订之误

四库全书工程在抄入《周易要义》之时，用多本义疏对所据底本进行了参校，并作出考订，一定程度上修改了宋本《周易要义》中的一些刊刻之误，《四库全书考证》据《周易注疏》《经典释文》、邢璹《周易略例注》等校勘四库本，出校记九条，远不足廓清其讹舛之处，且有些地方本身也存在问题。

关于增衍之文：

卷一下：六三为履主条。“艮宫五世卦”，原本脱此五字，据《经典释文》增。

考宋本《周易要义》，该条并未节录“艮宫五世卦”五字，故无需增补。即使要增补，也应该参考其他卦例，将“艮宫五世卦”五字置于段首而不是段末。又如：

卷二上：同人足以涉难条。“离宫归魂卦”，原本脱此五字，据《经典释文》增。（同上）

参考宋本《周易要义》，该条并未节录“离宫归魂卦”五字，故无需增补。关于考订之误：

二十八上、广陈同类感应，明圣作物睹……二十八下、有异类相感，有远事相感（四库本）廿八、广陈同类感应，明圣作物睹……廿八下、有异类相感，有远事相感（宋残本）

此为卷一上第二十八条批注，从宋本的批注序号来看，第二十八条批注之后当为第二十九条，而宋本将其定为二十八下，这是一处比较明显的序号编排之误。四库本在处理该条批注之时，在前一个二十八条增“上”字，以成二十八上、下两条，从而纠正序号之误。但此处更准确的办法是当将序号逐一纠正。

3.传抄之误

由于四库本所据底本亦为抄本，难免出现抄写之误。或为其所据抄本之误，或为四库馆臣抄写之误。如宋本卷第一第十一条摘《周易正义》“上九亢阳之至，天上而极盛，故曰亢龙”，单疏本同，而四库本作“上九亢阳之至，大而极盛，故曰亢龙”，“天上”作“大”，与越州本同，明显是传抄之时受它本影响而致。又如该卷第十二条所引疏文，四库本遗漏两处“但”字。此类较多，不一一举例。

（四）江苏书局版《周易要义》

光绪二年（1876年）江苏书局曾刊刻魏了翁《周易要义》，强汝询《周易要义跋》《再书周易要义跋》记录了该版《周易要义》刊刻的详细情况。

《周易要义》十卷，借抄于杭州丁氏，每爻《正义》后兼采《释文》，而讹舛特甚。余用毛刻《正义》、卢刻《释文》对勘，又假归安陆氏写本及阮氏《周易校勘记》参考得失，始写定付梓。虽不能无误，然视世间传写本，则胜之矣。

光绪庚辰，始闻钱塘丁氏有《周易仪礼要义》，求假得之。（同上）

材料中提到的“借抄于杭州丁氏”，当指钱塘八千卷楼主人丁丙，确有“《周易要义》二十卷，旧抄本”。至于该抄本的质量，正如强汝询所言，“讹舛特甚”。因此强氏以毛晋汲古阁《周易正义》、卢文绍《经典释文》进行校勘。归安陆氏写本，即陆心源皕宋楼“《周易要义》十卷，旧抄本”。同时以皕宋楼写本及阮元《周易校勘记》作为参校，然后付印。江苏书局版《周易要义》共十卷，为足本。傅增湘先生曾以宋残本《周易要义》对江苏书局版《周易要义》进行校正，认为江苏书局版异文、脱文、衍文不可胜数。由此看来，由于江苏书局版《周易要义》所采底本与参校本皆为抄本，非宋本，其质量无法与宋版相提并论。

（五）其他抄本

清代《周易要义》抄本较多，今国家图书馆所存善本有徐氏“传是楼”抄本、“震无咎斋”抄本、丁丙八千卷楼抄本。

1.徐氏“传是楼”抄本

关于传是楼抄本，国家图书馆著录为十卷，2册本，由季锡畴校、瞿熙邦校并跋，11行23字，黑口，左右双边。考徐乾学《传是楼书目》，确有“《周易要义》十卷，宋魏了翁，二本，抄本。”此本抄录于传是楼，后由铁琴铜剑楼收藏。

《周易要义》十卷（旧抄本）。宋魏了翁撰，无序……此《周易》一种为昆山徐氏抄藏本，每页板心有“传是楼”三字。

据瞿镛之言，此本与大字八行本《周易注疏》相合较多，不与十行本同，且“足订今本之讹”，甚至能订正今本《周易注疏》之误，因此虽只是一抄本，但应为抄本中质量较善者。

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同样著录的是传是楼抄本：“《周易要义》十卷（传是楼抄本）。（宋）魏了翁撰。……板心有‘传是楼’三字。”张金吾通过所见之传是楼抄本《周易要义》，指出明代叶盛《菉竹堂书目》中的著录错误，说明张金吾确实收藏过传是楼抄本《周易要义》，并称赞其质量。

2.“震无咎斋”抄本

国家图书馆有“震无咎斋”抄本《周易要义》，十卷，载体形态项著录为四册，翁心存校并跋，8行22字，白口，红格，四周双边。因该馆暂不提供研究性阅览，详细情况待考。

三、《周易要义》之节录体例与复原

通过对当前善本的考查，可知各版《周易要义》都是以宋本为底本进行抄录或再版的，今存宋本《周易要义》已不全，抄本卷次完整，但与宋本是否一致，需从《周易要义》的编撰体例来校正统一。

《周易要义》是魏了翁辑比义疏而成，就其所选底本与节录体例，魏氏并未予以注明，考今存其他文献也无佐证。根据其成书时间，其可能接触到的义疏分别有单经本、单经注本、经注附释文本、单疏本、注疏合刻本等。《周易要义》的内容包括经、传、注、疏、《释文》《略例》（含邢璹注），本文将以今存《周易要义》宋残本及各种抄本，结合《周易》存世宋本，分析魏氏之节录体例。存世宋本：单经注本存宋淳熙抚州公使库刻递修本《周易》九卷《略例》一卷（卷七至十配清影宋抄本），国家图书馆藏（7255号），有《四部丛刊》影印本。又宋刻本，国家图书馆藏（5428号）。经注附释文本存宋刻本《周易》九卷《略例》一卷，国家图书馆藏（3337号），有《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单疏本存宋刻递修本《周易正义》十四卷，国家图书馆藏（9581号），有《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注疏合刻本存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八行本）《周易注疏》十三卷，国家图书馆藏（4194号），有《中华再造善本》影印本。日本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藏一部，1973年汲古书院影印。

（一）《周易要义》之分卷

今存各本《周易要义》的分卷无异，皆为十卷，具体结构如下：

周易要义序；卷一上乾，卷一中坤、屯、蒙、需，卷一下讼、师、比、小畜、履；卷二上泰、否、同人、大有、谦，卷二下豫、随、蛊、临、观；卷三上噬嗑、贲、剥、复、无妄，卷三下大畜、颐、大过、坎、离；卷四上咸、恒、遁、大壮、晋、明夷，卷四下家人、睽、蹇、解、损、益；卷五上夬、姤、萃、升、困、井，卷五下革、鼎、震、艮、渐、归妹；卷六上丰、旅、巽、兑、涣、节，卷六下中孚、小过、既济、未济；卷七上系辞上，卷七下系辞上；卷八系辞下；卷九说卦；卷十序卦、杂卦、略例。

从分卷结构来看，其与单经注本、经注附释文本最为接近。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指出：“考六朝以后行世者，只有单经注本，无单经本。唐石经虽单刊经文，其所据亦单经注本。如《周易》前题王弼注。”六朝以后，单经注本替代单经本已成趋势，成为儒家经书文本的主流。唐石经虽为单经，但从其所题注者姓名来看，其经文内容来源实际出自单经注本。敦煌本书籍中的儒家经典，亦多为单经注本。五代监本首次版刻儒家经典，其经文部分来自唐开成石经，但同时又在经传基础上加入注文，成单经注本。北宋监本源自五代监本，南宋监本多以北宋监本为宗，其文本形式沿袭自五代监本。此外，南宋单经注本刊刻较多，如蜀刻大字本、抚州本、兴国军学本、江阴郡本等，都是监本系统的单经注本。而就《周易》来说，正如孔颖达所言：“唯魏世王辅嗣之注独冠古今。所以江左诸儒，并传其学；河北学者，罕能及之。”故早期各版《周易》多以王弼本为宗，该本有三个系统流传：一是王弼《周易注》七卷（《略例》一卷），二是王弼、韩康伯《周易注》十卷（《略例》一卷），三是孔颖达《周易正义》。王弼注七卷本或王韩合注十卷本是唐以前《周易》版本之主流，七卷本即王弼《周易注》六卷附《周易略例》一卷。十卷本即王弼《周易注》六卷合韩康伯《系辞》《说卦》《序卦》《杂卦》注三卷，附《周易略例》一卷。十卷本即单经注本，分为十一节，即：乾传第一、泰传第二、噬嗑传第三、咸传第四、夬传第五、丰传第六、系辞上第七、系辞下第八、说卦第九、序卦第十、杂卦第十一。第一至八节各为一卷，《说卦》第九、《序卦》第十、《杂卦》第十一合为第九卷，附《周易略例》一卷。考今存善本，唐开成石经、单经注本、经注附释文本，各卷构成皆如此。

魏氏《周易要义》卷一至卷八可与十卷本分卷结构完全对应，两者相似性比较明显。其不同在于卷九之后：单经注本卷九列《说卦》《序卦》《杂卦》，后附《周易略例》，而魏氏将卷九之《序卦》《杂卦》分离出来，与《略例》合为一卷成卷十。

从魏氏《九经要义》存世宋本诸经分卷结构来看，其分卷体例并不统一，或从单经注本，或从单疏本，或自创分卷……无法仅通过分卷结构确定其底本的选择。《周易要义》卷首《周易要义序》“进疏解姓名”条有“为之注疏，解经凡十卷”，考《周易正义序》，其对卷数的表述皆是“为之正义，凡十有四卷”。今存单疏本《周易正义》为十四卷，与《周易正义序》表述相合。此处推测很可能是魏了翁为了兼顾前后分卷结构的一致性，将孔疏依《周易注》十卷本分卷结构而节录附入。仅从《周易要义》的分卷结构来看，参考单经注本或经注附释文本的可能性较大。

（二）《周易略例》之底本选取

《周易要义》卷第十第十七条批注始节录《周易略例》，内容涉及《略例》序、正文、邢璹注、《略例》释文。宋残本《周易要义》卷第十保存完整，对所节录的《周易略例》内容无需进行复原，但可以此分析魏氏编撰《周易要义》时的底本选择。

《周易略例》是王弼总论《周易》主要思想的一组论文，共７篇。早期的《周易略例》的流传存在一个附于王、韩《周易注》的系统，即单经注本，这种情况比较普遍。唐开成石经中的《周易》一经，未包括王、韩二注及孔疏，却包括《周易略例》在内，究其缘由，其所据底本为单经注本。但同时也存在脱离《周易》的情况，如颜师古《五经定本》和孔颖达《五经正义》，这也直接影响到单疏本《周易正义》、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周易注疏》中无《周易略例》。邢璹为《周易略例》做注，后蜀广政年间所刻石经，是单经注本，附有《周易略例》及邢璹注。根据王晓娟《周易略例阮校补正》考证：“在附有《略例》的《周易》刻本中，宋代的单经注本或经注附释文本带有《周易略例》完本，即没有缺失《略例序》和标题下的小注。南宋绍兴年间刻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合经注疏为一本，同单疏本一样没有《周易略例》。元刻十行本来自宋十行本，虽然补入了《周易略例》，但缺失了《略例序》和标题下小注。”从对《周易略例》的节录范围来看，魏氏参考单经注本或经注附释文本的可能性较大。

（三）《周易音义》之底本选取

《周易音义》为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之一，主要针对经文、注文中的难字，以注音释义为主，兼及辨析异文、句读和校勘。在魏氏编撰《周易要义》之前，《经典释文》的传本主要有三种：全书合刻、附于各单经注本（即经注附释文本）、各经音义单刊单行。除此三种外，南宋晚期在福建建阳地区还有将经、注、疏、释文合缀一书的注疏合刻本，该本晚于越州八行注疏合刻本，历经元、明、清修补，为后世通行《十三经注疏》的源头。由于魏氏《要义》对疏文的节录体例明显区别于该本，故本文不作讨论。北宋时期各经《释文》皆是分校单刻，单刊本早于今存之三十卷合刻本。南宋初年，经注附释文本出现，这种版本是对单经注本的一种发展，即将陆德明《经典释文》也刻入单经注本中。魏了翁节录义疏之时，经注附释文本已广泛流行。“嘉定十六年春，会朝廷命胄监刊正经籍，司成谓无以易义，甫驰书币致之，尽取六经三传诸本，参以子史、字书、选萃、文集，研究异同，凡字义音切，毫厘必校。儒官称叹，莫有异辞。旬岁间，刊修者凡四经。”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春毛居正校订国子监本经书，成《六经正误》，包括对监本《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礼》《左传》（附《公羊》《谷梁》）各经的校正，其中也包括对各经《释文》的校正，这说明其校订的国子监本经书本身就附刻《释文》。南宋宝庆元年（1225年），魏了翁为该书作序，即《六经正误序》。魏氏编撰《九经要义》于谪居靖州之后，由此推测，魏了翁是有可能接触到经注附释文本的。

经注附释文本主要有三种：一是附于全书之末，如抚州公使库刻本、兴国军学刻本诸经。这种附于书末的做法，相对于与释文分别刊行的单经注本，使用起来更为便捷，读者在阅读经典的过程中如遇难字，可以翻到书末，以便随时查阅《释文》，帮助理解经注。二是分节《释文》，分别置于整段经注之下。《九经三传沿革例》中有“兴国于氏”本，“于本《音义》不列于本文下，率隔数页，始一聚见，不便寻索”。其特点是所附《音义》不是完全分散在原文之下，而是“率隔数页，始一聚见”。这种体例较为独特，使用频率并不高，除兴国于氏本之外，“鹤林于氏”本也是这样的体例。三是完全割裂《释文》，散插入逐句经注之下。附入《音义》的体例发展到最后，形式越来越成熟，形成一种将文字彻底拆散，按次序直接插入所释经注文字之下的版本。这种版本将《音义》内容于经注文字就近标附，读者如遇到疑难字词，不需翻检书页，可直接进行查阅，极为便利。这种体例出现以后，广受欢迎，故该种体例运用也最为广泛。典型就是《九经三传沿革例》中的“建本、蜀中本”，此二种版本皆“附音于注文之下，甚便翻阅”。建本即余仁仲万卷堂经注附释文本《九经》，蜀中本即四川所刻“中字有句读附音本”。

《周易要义》从卷一中第十五条屯卦开始节录《周易音义》。而与此体例最接近的版本即是发展最为成熟的于经注文字下散插释文的经注附释文本。两者相似性如下：

一是《音义》位置。魏了翁不是将《音义》整体置于文末，也不是割裂《音义》，置于整段经注之下，形成“率隔数页，始一聚见”的体例，而是将《释文》逐条割裂，分置于每条经注之下。

二是简化《音义》。多数情况下，《周易音义》首先摘出所注解之经注文字，为特指而往往同时摘出所释文字的前字或后字。《周易要义》所节录《音义》紧接所释经注，除所节录经注文中该字重复而易混淆外，一般仅出一字。如屯卦《音义》：

则否，备鄙反。（《周易音义》）

否，备鄙反。（宋刻经注附释文本）

否，备鄙反。（《周易要义》）

国家图书馆藏宋刻经注附释文本不出“则”，仅出“否”，《周易要义》亦同。

《九经要义》今存六经，《周易要义》《毛诗要义》《尚书要义》《礼记要义》《仪礼要义》皆节录《音义》，唯《春秋左传要义》未节录《音义》。以上五经对《音义》的节录，体例较为统一。从《音义》位置与简化《音义》等体例来看，与经注附释文本同。该体例可以证明魏了翁在节录《周易音义》之时，或吸收采用该体例，或其底本即经注附释文本。

（四）《周易正义》之底本选取

《周易正义》最初单行，不与经、注合刻，即单疏本。注、疏合刻，始于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刊刻的《周易注疏》，又称八行本，兼经传注疏。而注、疏合刻附释音之始，其刻约当南宋晚年福建建阳地区的十行本。该本刊行较晚，后经元明递修，传世较广。清著名藏书家瞿镛指出，魏氏《周易要义》所采疏文“与家藏大字八行本易注疏相合，不与十行本同”。究其缘由，这是因为八行本《周易注疏》所采疏文并未割裂，同单疏本。而十行本割裂疏文，与单疏本疏文连续出文差别较大。如果从经注的引用比较，《周易要义》与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也是不合的。单疏本以疏为主，经传注的引用仅用以标明疏文范围，较短全引，较长则仅引经注起止。十行本割裂疏文，经注的引用亦产生变化。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兼经传注疏，无此体例。而魏氏《周易要义》在经传的节录上，尤其是对所疏经传起止的标注，正好与单疏本合。从《周易正义》的节录体例分析，魏了翁采单疏本是毋庸置疑的。

（五）《周易要义》之批注

魏了翁摘录义疏之时，并非连续摘录，而是分摘合录，并紧扣该条内容、突出整段中心思想，进行批注，便于习记。批注的编撰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对该条大意进行概括，如序中“一说卦爻辞皆文王，一说爻辞周公”，该条节录自卷首八赞之第四“论卦爻辞谁作”。相对于八赞的标题，魏氏的批注更加明显地反映了该条文字的主要内容。又如卷一上第二十“元、亨、利、贞，配四时、五行”，通过批注可大致通晓该段文字的主要内容。

二是对该条重难点进行标注，如卷一上第四“蓍为数、爻、卦、辞之本”，虽然该段文字讨论内容涉及数、爻、卦、辞等，但魏氏点出其重点，即蓍为本。又如第十二“夫子所作彖辞，统论一卦之体”，该条内容较多，对疏文进行了大量节录，但魏氏批注直指彖辞的作用在于统论一卦之体。

三是对小学的重视。如卷一中第十二“‘丈人’严庄之称，马云‘贞丈人’绝句”，批注引《音义》内容，对“丈人”二字的理解进行批注，同时指出不同的断句体例。又如卷一中第廿二“即鹿无虞或作麓，君子几有二音”，该段解屯卦六三爻辞，但批注来自《音义》，以明鹿、几二字的音训。又如卷二下第廿三“观卦中或音官，或去声读”，该条内容主要节录自《音义》，批注则明确观的读音。

魏氏批注的行文格式分两种，一种是在版框内，作为节录内容的纲领起文。另一种是作为眉批置于书页的天头处，并不单独分段。瞿镛总结为“析其辞为各条，每条自撰纲领。亦有一条中不能截分者，则以纲领书于眉间”。但由于与前一段存在属含关系，故不单独起文。如卷一上第四条批注“蓍为数、爻、卦、辞之本”，其统摄的疏文从“系辞云爻也者效此者也”至“但易含万象所托多涂义或然也”。第五条批注“阳爻称九，阴爻称六，其说二”，其统摄的疏文从“然阳爻称九阴爻称六其说有二”至“但易含万象所托多涂义或然也”。第五条批注统摄的内容同属第四条批注统摄的范围，如将第五条单独起段，第四条的内容就不完整，故第五条批注所统摄的内容紧接前文，从而使整段疏文保持内容上的完整性。同时将第五条批注“阳爻称九，阴爻称六，其说二”置于眉间天头，从而体现其对疏文从“然阳爻称九阴爻称六其说有二”至“但易含万象所托多涂义或然也”的统属。

批注为魏了翁原撰，故批注的复原只能依靠今存抄本。四库全书本底本为抄本，且批注格式与宋本有异，须借鉴其他抄本互校，同时参考以上三点统一体例。

总之，从《周易要义》卷次结构、《略例》内容范围、《音义》节录体例、疏文格式与出字异文比较，推测其以经注附释文本结合单疏本共同完成。其对经注附释文本的选择，由于今存宋本有限，无法详细明确，但从异文与内容范围比较，并非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故卷三至卷六中释文的复原，该本只能作为参考，须同时用与释文有关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辅助。

结语

《周易要义》的整理与复原对研究魏了翁易学及其经学思想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对研究《周易正义》有着借鉴作用。《宋史》对魏了翁《九经要义》评价甚高，认为其“订定精密，先儒所未有”。“湖湘江浙之士，不远千里，负书从学。”从这个层面来看，其价值主要在编订精密，教学参考价值较大。清高宗乾隆皇帝曾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为《周易要义》题五言诗一首，主要对《周易要义》以及作者进行了评价，同时也道出了魏了翁编撰该书的目的——为教于孔门。民国叶德辉对魏了翁编撰《周易要义》评价甚高，认为其“钩元提要”，“亦未始不可为课程”。综上可知，通过复原魏了翁作为教学用书的《周易要义》，可了解蜀地易学之一斑。

作者简介：陈旭辉，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中国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巴蜀易学文献整理。

文//来自于《周易研究》2017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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