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政治诈骗第一要案”引出何“冤家错案”

原题：一次发言，一个真实的案例，罗瑞卿激发了老舍的创作灵感

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召开之际，公安部长罗瑞卿在发言中介绍了一名反革命骗子李万铭的活动史：此人自1951年起，四年中跑过十几个城市，闯过十几个重要机关，不但冒充了战斗英雄，而且在国家机关内部窃据了重要职位，这一案例即为轰动一时的“新中国政治诈骗第一要案”。

罗瑞卿在会议中提倡，希望中国也有一个果戈里，可以写出一部《钦差大臣》，以讽刺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就在大家猜测谁敢做这位“果戈里”时，老舍出手了。

1956年，作为全国人大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主席团成员的老舍，创作完成了五幕讽刺喜剧《西望长安》。老舍曾亲赴西安，并化装成公安人员，参加了对李万铭的提审。老舍向李万名铭提问时，李万铭的口吃发作了，脸憋得通红，吃力地供诉着自己在北京大街的一个卦摊上，找一个算命先生拟了一封电报稿，内容是：以陈赓将军的名义邀请李万铭去兰州参加军事会议。对其结结巴巴的诉说，老舍不但没有不耐烦，反而显得颇有兴趣，并不断地提问，要李回答得更具体一些， 如卦摊摆在何处， 算命人的年龄、特征、穿着以及交谈的具体内容、收取了多少酬金等等。最后老舍先生问他：“你已骗到了国家机关的高级职位，再继续骗下去，何时是了？你究竟打算骗出个什么结果？”李万铭憋了半天才结结巴巴地回答:“我……我……我只不过是骗一天就混一天，从来未想到骗到哪里为止。实在混不下去，只有一跑了……了……了之。”

不久老舍就创作了《西望长安》 ，发表在《人民文学》1956年1月号上，1956年3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这个剧本，是典型的“主题先行”，或者说是“三结合”的产物 (即：领导出思想、 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西望长安》 讲述了一名名叫“栗晚成”的骗子，用并不高明的骗术，伪造履历、骗取官职、甚至娶妻成家的荒唐骗局。剧名引自唐诗《黄鹤楼闻笛》中的一句诗句：“西望长安不见家”，取“家”与“佳”字同音，以形容某事不好、不佳为意，为骗子“栗晚成”的种种欺骗行径做出了凝练注脚。与《骆驼祥子》《茶馆》《龙须沟》等作品一样，《西望长安》的字里行间不仅流露出老舍对市井生活的青睐以及对小人物命运的关注，更以现实主义笔触批判了盲目崇拜的扭曲与荒诞，讽刺了官僚主义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话剧《西望长安》公演后立即轰动了全国，李万铭也成了当时家喻户晓的人物。

李万铭，1927年出生于陕西省安康县一个地主兼营商业的家庭。在读小学时，他就偷过考卷和图书；中学时代，他偷过老师的手表等；再大些，利用其兄当邮差工作之便，他经常偷拿挂号信，并把窃得的钱款交给家长，谎称是从路上拾到的。李万铭的这种行为，不但没有得到及时的阻止和批评教育，而且一次又一次受到父母的夸赞，因而得到不断的滋长。

1945年李万铭加入国民党，参加了国民党青年军，任207师的准尉政治干事。一次在部队进行整编时，他乘机弄虚作假，冒领退伍费。为此，他被关进了国民党沈阳陆军监狱。1948年，他趁乱从东北窜逃到了江苏。1949年4月，南京解放。这时，李万铭隐瞒历史，伪造证件，混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同年10月结业并得到了学校开具的介绍信和鉴定材料。而后，他仿制印章，伪造介绍信，混入常州市人民政府，被委任为建设科科员。几天后，他嫌职务低，又用同样手法，伪造印信，假称是“二野军大”的党员教育“科长”，因“参加淮海战役残废”，要求给予分配工作。

1949年至1955年期间，李万铭通过私刻公章印鉴, 伪造证明文书、信件等手段，先后骗取了“模范共产党员”、“战斗英雄”等荣誉称号，骗获了“人民功臣”奖章和“革命军人残废证”。从1951年到1953年，李万铭诈从江苏骗到安徽、从安徽骗到武汉、从武汉骗到西安、从西安骗到北京，其职务也由科员骗到了森林工业部的行政处长。

李万铭在林业部舒舒服服地过了一年多的生活，1954年12月, 又开始了一次新的冒险，但是人生的最后一次冒险，因为他不能总是这么幸运。

李万铭在红十字医院治病时结识了防空兵司令部副处长魏晓，几次接触之后，魏晓就完全信任了李万铭。李万铭从魏那里骗得了防空兵司令部的信纸信封，并且取得魏的同意通过军邮为他代转信件。1954年秋，他冒充解放军的一个师长，给分别已经3年、不了解他在中南和北京的诈骗行为的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办公室主任梁得柱写信，说他将赴西北休假并趁机看望故友，梁得柱回信表示欢迎。

12月底，李万铭用电信局的一张普通电报纸和从魏晓处骗来的防空司令部的信纸，捏造了防空兵司令员周士第给他的一封“军急电报”和一封“亲笔信”。“军急电报”说陈赓司令员要他“回十二军任参谋长兼三十五师师长”，要他“火速”去兰州会见陈赓司令员。“亲笔信”说陈赓司令员令他“马上乘飞机飞兰商谈有关重要事宜”。两者都用防空司令部的信封装起来，转给林业部领导。于是林业部办公厅批准，并派人为他买好了民用飞机票，李万铭于1955年1月3日乘飞机飞到西安。

李万铭到了西安后, 马上去见了梁得柱。两人相见之后, 李万铭又把他在中南和北京的经历吹嘘了一番，梁得柱深信不疑，给他安排了住处。在西安，李万铭又偷偷伪造了陈赓司令员给林业部副部长罗玉山、李范五的信，诡称:“李万铭身体暂不适合在前线，仍回你部， 工、休兼顾；我们感到根据他在军队职位来比较，在地方的职位有些不相称，我们觉得他能胜任比较重要的工作。”李万铭原想把这封信作为他返回北京的借口，并且用它来吹嘘蒙骗，以达到骗取林业部副部长职位的目的。

李万铭在梁得柱处住了几日之后，见李万铭没有什么动静，就问他关于参加“军事会议”的事情， 李万铭言词闪烁，梁得柱产生了怀疑。恰好陕西省委有个同志到梁家做客，梁得柱就向来人作了介绍，说这是李万铭同志，是林业部的行政处长，是老红军、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模范党员。此次是到西北是参加高干军事会议，会后，即到12军任参谋长兼35师师长。这个同志奇怪：西北开军事会议，自己怎么不知道？当即问李万铭会在什么地方开？开多久？何人召集？何人接待？并问新到12军任参谋长兼35师驻在哪里、番号、代号等。李万铭当即发生窘态，言词支吾。这位同志虽有怀疑但表现平静，提出:“李师长以高级干部身份住在这里不太方便，本地保卫工作也困难，不如移至省委招待所合适些。”李万铭推辞了一番之后，也就搬进了省委招待所。

在招待所里，招待员问他要相关的证明文件，他拿不出来，在继续追问之下，李万铭更是含糊其词，脸也憋得通红。这使梁得柱等人更加怀疑，上报陕西省委，判断李万铭是假的，去电北京询问。军委回电，查无此人，更无任命李万铭为12军参谋长兼35师师长之事。

经陕西省公安厅详细侦查后，确认了李万铭的犯罪事实。于是报经检察机关批准,陕西省公安厅在西安市人民大厦依法将李万铭逮捕归案。

这个案子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轰动。社会上各种猜测皆有，有人怀疑李万铭是国民党特务，甚至美国间谍，打入共产党内窃取机密。有人说他是政治野心家，有人说他背后肯定有一个反革命集团，否则怎会隐藏这么深这么久，还有人猜他的妻子也是同伙等等。

李万铭的妻子名叫但琦，原是中南农林部的干部，共产党员。但琦比李万铭小两岁，年轻貌美，李万铭在中南时，但琦就对他十分仰慕。1953年2月经人介绍两人在武汉结了婚， 婚后融洽，十分恩爱，一年之后有了孩子。作为英雄的妻子，但琦是丈夫最忠实的崇拜者，在东四本司胡同家里的“英雄事迹陈列室”里，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向客人介绍丈夫的英勇事迹，言语之中颇多自豪和得意。

负责审理该案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经查实, 李万铭行骗没有政治野心, 也没有骗取公款、为他人牟利等经济目的, 他就是想利用欺诈手段骗取荣誉、不劳而获，贪图个人享受。虽然没有政治背景，但他是通过政治手段行骗，并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1956年8月30日,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判李万铭，以政治诈骗罪判处李万铭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宣判后，李万铭没有上诉。1968年李万铭被加刑10年，1978年出狱。值得一提的是其加刑的10年判决后被认定是“冤家错案”，不仅获得平反而且得到500元补偿。

资 料：

《钦差大臣》是果戈里根据普希金提供的一则荒诞见闻改编的，说的是俄国一个小城市，在粗鲁而贪污的市长和一群本身是歹徒而实际是笨蛋的官吏主宰下，变得腐败不堪。当这群贪官污吏风闻首都已派出微服私巡的钦差大臣时，每个人都慌乱得不知如何是好。正当此时，有一位叫赫列斯达科夫的投宿在城里唯一的旅馆，于是，这位外形不凡、而实际上因赌博、游荡而辞官返乡，途经此地的浪荡子就被认为是钦差大臣了。之后发生了一系列充满喜剧色彩的故事，赫列斯达科夫甚至和市长的女儿发生了一段“浪漫”故事。故事的结尾，冒充的“钦差大臣”飘然离去，真正的钦差大臣来了。在所有人呆若木鸡时，大幕落下。

果戈里把《钦差大臣》当作他创作的顶峰，他认为这部戏“展示了俄罗斯性格，展示我们本身，我们的骗子手，我们的怪人”，对俄国官僚阶层中的黑暗场景进行了深刻的讽刺，而其语言和舞台场景又特别真实，所以一经公演，很快赢得了激烈的反响。所有看这出戏的人都笑了，不仅是老百姓，王公贵族也笑，甚至沙皇尼古拉一世都笑了，而且“笑得要死”。但笑归笑，这样一出戏显然让沙皇感到不安，所以果戈里很快离开俄罗斯，在意大利和德国生活了六年，期间创作了他的另一部作品《死魂灵》的大部分。1852年。43岁的果戈里去世，《死魂灵》并未写完。他被埋葬在莫斯科的顿斯科伊修道院，墓地上树立着一座青铜十字架，墓志铭引自《圣经·耶利米书》中的一句话：“我将嗤笑我的苦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