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乖勋：再论扬雄《反离骚》

扬雄为什么作《反离骚》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一般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宋代朱熹认为《反离骚》就是反屈原：“雄固为屈原之罪人，而此文乃《离骚》之谗贼矣。”清代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表现了类似的看法：“班固以屈原为露才扬己，意本扬雄《反离骚》。”明代胡应麟在《诗薮·杂编》卷一中提出“爱原”说：“扬子云《反离骚》，盖深悼三闾之沦没，非爱原极切，不至有斯文。”又云：“扬子云《反离骚》，似反原而实爱原。”明末，李贽在《焚书·读史》中又发展了胡应麟的观点：“《反骚》，反其辞，以甚忧也，正为屈子翻愁结耳。”

近代学者从不同角度继续深入讨论，澄清了许多问题。但是，如果结合相关作品综合考虑，有些看法仍须商榷，兹略举二例。其一，许多学者认同“爱原”说，常引用李贽的观点，却没有注意到扬雄曾明确地表示自己与屈原不同。《古文苑》卷四引《太玄赋》云：“屈子慕清，葬鱼腹兮。伯姬曜名，焚厥身兮。孤竹二子，饿首山兮。断迹属娄，何足称兮。辟斯数子，智若渊兮。我异于此，执《太玄》兮。”“我异于此”，就是说与屈原不同。《法言·吾子》说屈原“如玉如莹，爰变丹青。如其智！如其智！”卫仲璠先生考证“如其智”含义为“怎么能算得明哲啊！”这不全是褒扬。李大明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他（扬雄）认为屈原‘智’，但他又不赞成屈原的行为，不愿意、也不可能学习屈原的为仁义忠贞而殉身的行为。”其二，徐复观先生认为扬雄“写《反离骚》、《逐贫赋》、《解嘲》等作品时的思想底子是老子”。很多学者喜欢用道家思想来分析《反离骚》，却忽视了创作时间。这三篇作品创作的时间、背景都不同。《解嘲》作于汉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号曰《解嘲》”。这时扬雄对政局不满，认为他的思想基础是道家，也合理。写《逐贫赋》已到了王莽执政时期，那时“家素贫，耆酒，人希至其门”。在这暮年穷愁之际，扬雄可能有道家思想。

然而，“《反离骚》作于成帝阳朔（前24年—前21年）中，时扬雄30岁多一点，居于蜀中”。这时，他还未仕；出仕后还能积极参与政治，创作了具有讽谏意义的《甘泉赋》等作品。未仕前，他思想的主导方面不应是道家思想。虽然他曾跟从严君平游学，严氏信奉老子。但二者的思想差异也很明显：扬雄求名，他“仕京师显名”；严氏求自适，“可见而不可得诎也”。扬雄仕后积极参与政治。他出仕于成帝时期，班固《汉书·成帝纪》对成帝的评价是：“湛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言之可为于邑。建始以来，王氏始执国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盖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成帝时，外戚开始专权，但势力尚未十分强大，还有可能扭转局势。扬雄也频频从事政治活动。对于成帝的缺点，他多次讽谏。成帝好酒，扬雄作《酒赋》以谏：“子犹瓶也。观瓶之居，居井之湄。处高临深，动常近危。酒醪不入，藏水满怀。不得左右，牵于缠徽。一旦击碍，为瓽所轠，身投黄泉，骨肉为泥。”如果他思想的主导方面是道家，不会用这样尖刻的语言劝说皇帝。《太平御览》卷三百八十六引他在成帝时作的《蜀王本纪》，记载了蜀王沉溺于女色的传说，其结果是悲剧，不能说与现实无关。他的《羽猎赋》等辞赋直接针对皇帝的错误进行讽谏。《河东赋》大胆告诫成帝：“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他上《甘泉赋》，劝皇帝不要过分奢侈。抓住一切机会讽谏皇帝，这与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不大一致，认为这时他的思想以道家为主，应进一步商榷。人的思想一般逐渐变化，扬雄青年时期作《反离骚》，也不会以道家思想为主导。如果真是这样，他很可能和严君平一样不出仕，或者像晚年那样很少参与政治。可见，我们有必要重新分析《反离骚》。

一、屈原和扬雄观察事物的不同

把屈原和扬雄的言行比较一下，我们会发现两人观察事物的立足点不同。屈原看重行为目的，认为自己对楚王很忠诚。在《离骚》中，他说，“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在《九章·惜诵》中说，“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贫”。他反复陈述自己行为目的很善。似乎只要楚王能理解这一点，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别人不理解时，他常以目的纯正来安慰自己。《离骚》云：“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九章·涉江》云：“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在屈原看来，行为目的是否善很重要。

和屈原不同，扬雄很重视行为的方法，认为把同一种方法在不同条件下，其结果不同。《太玄·毅》云：“次二，毅于心腹，贞。《测》曰：毅于心腹，内坚刚也。”司马光注：“君子守正坚刚不可夺也。”君子能“毅然敢行”是好事，因此说“贞”。《毅》又云：“上九，豨毅其牙，发以张弧。《测》曰：豨毅其牙，吏所猎也。”司马光注：“小人极毅以取祸，如豕毅其牙，适足自招射猎而已。”似乎君子应守正，应该“毅”；而“小人极毅”只招祸。如果认为君子任何时候都要“毅”，而小人不能这样，显然不对。我们只能认为，有的情况下可以“毅”，有的条件下不能“毅”。由此可见，扬雄很重视行为的方法：同一种方法应随条件而变化。《太玄》大部分内容讨论做事的方法。

当然，扬雄也认为目的不正确必得祸。《太玄·徯》云：“初一，冥贼徯天，凶。《测》曰：冥贼之徯，时无吉也。”司马光注：“小人包藏祸贼之心，必受其殃。”《翕》也有类似的思想：“初一，狂冲于冥，翕其志，虽欲梢摇，天不之兹。《测》曰：狂冲于冥，天未与也。”司马光注：“小人有不善之心，狂荡冲击于冥昧之中，翕敛其志，未形于外”，“虽欲纵释其志，天未之与，不得滋长也”。“小人有不善之心”，“天未之与”，目的不正确，就没有好结果。

扬雄把行为目的和方法清楚地分开，在目的正确的条件下，探索恰当的方法，拓展了个体自由发展的空间。在《反离骚》中，他用这种观点来评价屈原。当然，《太玄》是他晚年之作，但其中的思想不是一蹴而就的，青年时就有这种思想的萌芽。

二、扬雄不满意屈原的行为方法

扬雄对屈原并不满意，认为他方法不够恰当。

首先，屈原绝对不从俗，不够正确。

《离骚》云：“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离骚》作于前期，此时屈原还未充分认识到不肯从俗的缺陷，到了后期就不同了。《九章·涉江》云：“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如果不从俗，只能“愁苦而终穷”。多次受挫之后，情况又变了。《九章·思美人》云：“欲变节而从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独历年而离悯兮，羌冯心犹未化。”我们从“欲变节而从俗兮”，可以看到屈原也有犹豫和彷徨，其中蕴含着不少不幸。

绝对不从俗给屈原带来一系列不幸，把他推向孤困之地，是他最终走上“湛身”之路的重要原因之一。屈原曾说“行不群以巅越兮”，认识到失败的一个原因是孤立无援；也体会到自己“事君而不贰兮，迷不知宠之门”，甚至到了“愿陈志而无路”的地步。可是他没有认识到绝对不从俗是陷入困境的原因之一，却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发展。《九章·抽思》云：“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咸以为仪。”《橘颂》云：“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这种追求使屈原更加孤立。《抽思》云：“忧心不遂，斯言谁告兮。”《思美人》云：“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谁与玩此芳草？”在这孤立困境中，屈原动而见尤。《惜往日》云：“愿陈情以白行兮，得罪过之不意。”《哀郢》云：“兹历情以陈辞兮，荪详聋而不闻。”这时才感到“终危独以离异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最终走向绝境。《怀沙》云：“知死不可让兮，愿勿爱兮。”《惜往日》云：“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从屈原的言行可以看出，由于绝对不从俗，屈原陷入困境，一步步走向“湛身”。

屈原自豪的是“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他希望流芳百世，担心事业不成功。《离骚》云：“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又云：“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湛身”牺牲了内美，事业也无望。因此扬雄在《反离骚》中极其沉痛地说：“昔仲尼之去鲁兮，婓婓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他为屈原“湛身”而伤心。

由于绝对不从俗，屈原用难以企及的标准来要求别人，从而失去了同盟。从《离骚》“求女”中一个细节可以看到这一点。屈原想求“有娀之佚女”，要找合适的媒人，“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巧”。王逸注：“我使鸩鸟为媒，以求简狄，其性谗贼，不可信用，还诈告我言不好也。”“又使雄鸠衔命而往，其性轻佻巧利，多语言而无要实，复不可信用也。”这让人感到屈原苛求于人：即使鸩鸟“性谗贼”，而雄鸩的确愿意协助，是好事，他却嫌其“多语言而无要实”。雄鸠为媒并无结果，就断定其“不可信用”，似乎别人总不如意。再看事情的发展：“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凤凰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王逸注：“己令鸩为媒，其心谗贼，以善为恶；又使雄鸠衔命而往，多言无实。故中心狐疑犹豫，意欲自往，礼又不可，女当须媒，士必待介也。”“己既得贤智之士若凤皇，受礼遗将行，恐帝喾已先我得娀简狄也。”屈原要“得贤智之士若凤皇”，而现实中没有这样的贤士；雄鸠愿往，又嫌其有缺点，结果“求女”失败。纵观全过程，归根结底，失败的原因是屈原嫌雄鸠“多言语而无要实”，“不可信用”，失去了支持者。

鉴于此，扬雄在《反离骚》中十分遗憾地说：“抨雄鸩以作媒兮，何百离而曾不壹耦！”为什么屈原总是找不到恰当的同盟者？其原因是对别人要求过高，失去盟友。这不是偶然情况。他“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对“兰”、“蕙”的态度是：“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他只哀其“芜秽”，他要求每个人都像自己那样品德高尚，不顾个人得失。求简狄不成，又求二姚。他又认为“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似乎只有理强而媒巧，“求女”才能成功。这些都是很高的要求，当时难以实现，故支持者甚少。他的要求一般难以达到，因此扬雄在《反离骚》中惋惜地说：“驰江潭之泛滥兮，将折衷虖重华。舒中情之烦或兮，恐重华之不累与。”舜也感到这样的条件可望而不可及，故不赞许。也许朱熹看到这一点，才说：“夫屈原之忠，忠而过者也。”所谓“过”，大概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吧。冯小禄先生说“屈原式的决绝、清洁人格在汉代已被现实证明不具备操作的践履性”，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

《太玄·守》提出了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初一，闭朋牖，守元有。《测》曰：闭朋牖，善持有也。”司马光注：“能闭外类之诱，守其始有之性者也。”即人要排除外界影响。屈原不从俗，排除外界影响，是正确的。《守》又云：“次五，守中以和，要侯贞。《测》曰：守中以和，侯之素也。”司马光注：“守中和之道以要约诸侯，诸侯之所取正而归向也。”就是说，要“守其始有之性”，也要“守中和之道”。屈原不从俗，也要中和，不能过度。如果过度，就变成另一种情况。《守》云：“次六，车案轫，圭璧麈。《测》曰：车案轫，不接邻也。”司马光注：“执守失贞，不接邻国，车轮按轫以靡行，圭璧生麈而不用”，“自守太过者也”。自守过度就“失贞”，无益。

其次，屈原没有采用“以退为进”的策略。

“以退为进”就是在目标不变的前提下适当退缩，以求更快地进取。扬雄强调“以退为进”不能改变既定目标。故《法言·问道》云：“川虽曲而通诸海则由诸。”《法言·五百》又云：“诎身，将以信道也。”

“以退为进”有两大优点。首先可以积蓄力量。自己的力量弱小就要适当退却。《太玄·耎》云：“初一，赤卉方锐，利进以退。《则》曰：赤卉方锐，退以动也。”司马光注：“萌牙之生，必先勾屈，如君子退让而身益进也。”草木初生时先屈其芽，自己力量小时就要适当退让。如果勉强进取，效果不佳：“独守逝逝，利小不利大。”郑万耕注：“一人独进，不求人助，小事尚可，事大则危。”“以退为进”可以得到众多支持者。屈原知进不知退，扬雄在《反离骚》中很遗憾地说：“知众嫭之嫉妒兮，何必扬累之蛾眉？”不“扬蛾眉”，就有适当退却之意。如果屈原能进退自如，就可能保全其身：“亡春风之被离兮，孰焉知龙之所处？”“以退为进”可以寻找恰当的进取机会。退却以待对立势力变衰，可能会找到进取的有利时机。《太玄·去》云：“求我不得，自我西北。《测》曰：求我不得，安可久也。”郑万耕注：“我指阳气”，“西北方，阴气极盛，阳气极衰，阳气不再发生作用”，“然盛极而衰，阴极阳生，阴气开始走向衰落”。即使对立势力很强盛，也包含着否定因素，可以利用否定因素，促进事物向对立面发展。《锐》云：“次八，锐其锐，救其败。《测》曰：锐其锐，恐转作殃也。”司马光注：“君子见得而思义，瞻前而顾后，虽锐其锐，而常救其败失，故免于殃咎也。”扬雄告诉人们要防止事物发展到对立面。相反，我们可以促使对立势力“锐其锐”，尽快达到极盛。《盛》揭示了由盛转败的规律：“上九，极盛不救，祸降自天。《测》曰：极盛不救，天道反也。”对立势力由盛转衰，正是进取的有利时机。屈原没有应用“以退为进”的策略，所以扬雄在《反离骚》中很惋惜地说：“芳酷烈而莫闻兮，不如襞而幽之离房。”他认为屈原不该只表现自己的“芳”，也要适当退让。屈原羡慕傅说，却没有认识到傅说能“以退为进”：“傅说抱道怀德，而遭遇刑罚，操筑作于傅岩。”因此扬雄在《反离骚》中说：“累既攀傅说兮，奚不信而遂行？”

再次，屈原不识“时”。

“时”又分为时势和时机两方面。从时势来看，楚怀王、顷襄王都昏庸无能。此时，屈原应该隐退。扬雄多次陈述了乱世隐退的思想。《法言·问明》云：“治则见，乱则隐。”又云：“时来则来，时往则往。”《法言·问神》云：“时飞则飞，时潜则潜，既飞且潜。”屈原也感到“阴阳易位，时不当兮”，却不愿退隐。扬雄则认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见“枳棘之榛榛兮”应“擬而不敢下”。从时机来看，屈原不能预见事物发展趋势，防患于未然。扬雄认为，能预见事物发展趋势是“智”的重要内容之一。“玄”的作用在于能使人“先知”：“晓天下之瞶瞶，莹天下之晦晦者，其唯玄乎！”《法言·先知》云：“先甲一日易，后甲一日难。”注：“甲者，一旬之始也，已有之初也。先一日，未兆也；后一日，已形也。夫求福于未兆之前易，救祸于已形之后难。”《法言·寡见》云：“用智于未奔沈。大寒而后索衣裘，不亦晚乎？”屈原不知预见事物发展趋势，扬雄在《反离骚》中痛惜地问：“灵修既信椒、兰之唼侫兮，吾累忽焉不蚤睹？”

扬雄探索的众多方法，为个体的自由发展提供更大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探索仍有局限性。因此扬雄多次强调人在“命”面前无能为力。《法言·问明》云：“命者，天之命也，非人为也，人为不为命。”《问明》又云：“命不可避也。”《太玄·玄攡》云：“时与不时者，命也。”《法言·修身》提出对待“命”的正确态度应是：“乐天知命。乐天则不勤，知命则不忧。”在《反离骚》中扬雄说：“夫圣哲之（不）遭兮，固时命之所有”；“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如果屈原认清这一点，也不会“湛身”。

从行为的方法来看，朱熹认为《反离骚》就是反屈原，有一定的道理。令屈原疑惑的是自己“忠何罪以遇罚”，在《反离骚》中，扬雄作出了答案：屈原做事方法不恰当。此后，扬雄不断探索，力图解决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在专制统治不断加强的情况下，个体如何自由发展。如果说《反离骚》是这种探索的开始，那么《太玄》是其基本完成。

三、扬雄赞扬屈原的行为目的

从行为目的来看，扬雄热情赞扬屈原。扬雄很敬佩屈原的爱国热情，因为他自己也依恋汉室。《汉书·匈奴传》载其《上书谏勿许单于朝》，虽作于晚年，但依恋汉室之情毕现：态度诚恳，防患于未然。《赵充国颂》（载《文选》）、《州箴》12篇和《官箴》25篇（俱载《古文苑》）都渗透着这种感情。哀帝时西汉王朝已经岌岌可危，扬雄仍然趁皇帝问灾异的机会，陈述自己的用人建议：“朱博为人，强毅多权谋，宜将不宜相，恐有凶恶极疾之怒。”这是正确的建议，

因为“博本武吏，不更文法”。他用连珠表现自己的忧国之情。《艺文类聚》卷五十七引扬雄《连珠》云：“明君取士，贵拔众所遗；忠臣荐善，不废格之所排。是以岩穴无隐，而侧陋章显也。”《太平御览》卷四六八引扬雄《连珠》云：“吏不苟暴，役赋不重，财力不伤，安土乐业，民之乐也。”看到琴也联想到治国之道：“舜弹五弦之琴而天下治，尧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也。”徐复观先生说：“《太玄》中依然反映出他对当时政治问题的批评”；“《法言》中有的话，是反映当时现实的”。这些都体现其依恋汉室之情，因而他推崇具有爱国思想的屈原。

扬雄推崇具有顽强意志的人。在《法言·渊骞》中，他赞颂孟子：“勇于义而果于德，不以贫富、贵贱、死生动其心，于勇也，其庶乎！”他推崇具有这种精神的张骞、苏武：“张骞、苏武之奉使也，执节没身，不屈王命，虽古之肤使，其犹劣诸！”在《法言·问明》中，他赞扬具有这种精神的严君平：“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随、和何以加诸？”屈原为理想不断奋斗，扬雄当然敬仰。因此郭建勋先生只分析《反离骚》中与屈原关系密切的语汇就发现：“扬雄的《反离骚》不仅肯定了屈原，而且对这位伟大诗人作出了高度的评价。”这方面的论述较多，不再赘述。

纵观扬雄一生，他在政治上没有多少突出贡献。其思想却颇有特色：在不改变行为目的的前提下，他积极探索个体自由发展的具体途径。在《太玄》中，他系统地讨论了行为的方法。《太玄》实际上是一部方法论专著，拓宽了个体自由发展的空间。扬雄坚持两点：目的正确，个体自由。这些表现在《太玄赋》中，既“怀忠贞以矫俗”，又“荡然肆志，不拘挛兮”。他认为君子应该“旁明厥思”，“旁通厥德”，“应万变而不失其正”。他认为“玄”可贵之处在于能“知明知晦”，“无所系輆”，自由自在。这些正是扬雄思想闪光之处。许多学者也看到了这一点：许结先生认为《法言》中的人物评品“衬托出作者蕴蓄于心灵奥区的个性意识的觉醒”；王玫先生说“扬雄是汉代文人中保持较多个人自由意识和独立个性者之一”；郭建勋先生确认《反离骚》寄寓着扬雄“对自由选择、独立人格的某种模糊的向往”。这些论述，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