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们不再杀人？一部八百年的量化史

1648年的欧洲

从“文明化进程”到“人性中的善良天使”，解释“为何人们不再像古代那么爱杀人”，是各代学者的不辍追求。对此，Eisner的贡献难以忽视。他在2014年发表的研究，主要做了这样两件事：首先，系统整理了多国长时段内的杀人案数据；其次，在宏微观各层面，从不同理论出发，梳理了许多可以较好地解释长期趋势的变量，为后续研究开拓了广阔空间。

数据由多个来源[1]辑出，整理工作前后逾二十年，形成欧洲北、中、南部[2]的长时段数据库[3]。其中对各类偏误的讨论和修正，令人印象深刻：无论是记录对城市杀人案数的高估，还是不同法律体系间“缝隙”造成的记录不全，或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案发率的影响，又或是医疗卫生条件或武器致命程度的效应，均需加以修正[4]。这也是后续分析的基础。

表1 原文整理所得数据的一部分。纵轴为国家或地区，横轴为时间段，其中数字，是当地每年每十万人杀人案案发数

在描述统计层面上，时、空层面结论，均颇为引入注目。时间趋势上，13世纪以来，人们确实不再杀人：每年每十万人案发率，从13世纪前后的25[5]左右，下降到19世纪后半叶的不足1。相应趋势，在空间层面又有显著的分异：以英格兰和威尔士为代表的欧洲北部，14世纪时即已进入下降阶段；中部稍晚；南部部分地区，最晚到19世纪才开始下降[6]。

图1 欧洲各地每年每十万人杀人案案发数的长时段演变

图2 20世纪中叶以来多国杀人案案发率演变（包含众多非欧洲国家，具体国家列表请见原文），纵轴是相对值，“100”是全时段内的平均水平，取值高于或低于100，说明案发率高于或低于时段内平均。与表1、图1数据不可比

文章紧接着部分，有“一体两面”之效：既可以视作对“暴力下降”这一问题系统、而不失批判性的综述，又是对其间各影响因素的实证检验。在综述层面，作者至少考虑了两个维度：时间上，从“驯服私人武力”、“早期绝对国家”，到“社会规训变革”，再到“现代控制文化”，有分五阶段的考究；社会层级方面，上到最高权力，中至司法等相关制度，下及个人因素[7]。

社会层级，是原文展开检验的主要脉络。首先，在最高权力层面，至少“13世纪以来最高统治者被谋杀比率”的高低，和社会整体的杀人案案发率，呈现显著正相关[8]；其次，在中间层面，无论是和反映司法制度成型的“死刑执行数”，还是和社会教化有关的“书籍印刷数”，均与案发率显著负相关[9]；最后，个体层面，案发率也和酒精消费等变量负相关。

图3 15-18世纪间，欧洲各地的书籍印刷数和杀人案案发率

图4 1840-2000年（起点与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规训有关）以来，人均酒精消费量（实线）和杀人案案发率（虚线）

原文最后部分，是对20世纪下半叶来案发率回升成因的探究。此处同样分两个层面：其一，自控；其二，日益弥散社会各处的“安全”之下的、与新型控制相关的技术和文化[10]。为检验前者，作者统计了近六十年来语料，发现案发率与“性”、“药物”等词汇的频率正相关，与“羞愧”、“良心”等词频负相关。对后者，案发率与“监控”、“情绪管理”等词频也有负相关。

图5 20世纪下半叶以来，谷歌语料库中“性”（灰色）、“（不合法）药物”（绿色，实心）和“自恋”（绿色，空心）相关词汇的词频和同期各国的杀人案案发率（红色）

总之，作者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数据库，对其中数据偏误的来源，有较系统的讨论和修正。在此基础上，以量化分析为轴，可以较好地梳理、比较和深化既有的数十种假说。由此，通过检验针对不同年代的纷繁理论[11]，有揭示长时段根本规律的希望。实际上，自原文发表以来，已经引起了不少依循这一进路的研究[12]。这或许也是量化的根本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