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 | 广州湾囚犯的劳役苦状——从两张旧照说起

一

漂洋过海的广州湾囚犯照片

照片等影像资料不单承载历史，往往能提供较文献更丰富多样的信息，或让我们更直观了解历史现场。对于公众而言，多看旧照，配合准确恰当的解读，对照周遭环境的变迁，不失为认识历史的良途。近日，热衷收藏湛江本土文物的青年收藏家林家舟从法国搜购两张关于广州湾犯人的旧照，两张旧照展现了当年华人劳役的苦状，以及法国殖民管治的强力手段。

两张旧照的内容相似，都是一群犯人戴着枷锁系着脚镣，拿着工具在西营街道清扫。而照片中的“主角”分别是两名法国海军军官——说明照片很可能是他们找人拍摄，作为纪念品寄回法国。据军事研究者何炜分析，二人军服有明显的时代之别，前者的白色军服应是一战前的款式，而后者的春秋常服则是二战前。十分难得，前者在照片背面写下几行字：

西营。苦役犯戴着枷锁，他们脚上系着链镣，两人一组。

我的健康不太好，一直很想晒晒太阳。

亲吻你的脸颊。

（墨迹洇漫难辨，感谢法国学者安托万协助识读。）

年代稍早的广州湾囚犯照片 林家舟藏

由此可见，这位白衣军官将照片寄给妻子或爱人。背面文字既简单说明广州湾劳役犯的情况，又记录军官本人的状况，但并未发表评论。西营是广州湾的行政首府，街道整洁雅致，除了法当局的严格卫生管理，还有赖于犯人的清扫。同样是过客，1937年一名中国旅行者王雪林一面赞赏西营的良好卫生，另一面也指出当地劳役犯的辛苦付出，文字往往带有强烈的民族情感：那些街道是那样的宽宏和雅静，短的红墙，院内院外的花木是那样的栽植得恰到好处，看了你真会相信“法国人是爱美的高贵的民族”。然而，倘使你再多住两天，你就可以发现一群群一串串上了肩枷，身子拖了铁链的犯人在做各种工作。在那里你可以看见人间的安逸享乐与人间的痛苦呻吟，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种种对比。

二

法国殖民统治的整洁市容和压迫

广州湾是受近代不平等条约保护的法国租借地，不论犯人所犯何事，华人眼见同胞不但失去自由，还要在法国人或越南人的押解下辛苦劳动，自然联想到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西营市容整洁美观，但这些赏心悦目的景致建立在不平等政治关系之上，也就使得亲历亲闻的华人耿耿于怀。湛江市原文化局长、离休干部祝宇的祖父曾在上世纪30年代因西营贝丁街的店铺纠纷被法当局抓捕入狱，并判上街劳动，祝宇回忆道：“小时候记得爷爷每天要扫街劳动，铁链从木枷吊下来连着两只脚镣。扫到家门口时候，妈妈他们都哭。所以说西营街道那么漂亮，那么干净，就是这些犯人在打扫。”对于犯人及其家属而言，囚犯上街劳动不单意味辛苦，还有损自尊和体面。

当我们仔细端详旧照，可以得到更多信息。犯人身上不仅有沉重的枷锁脚镣，更是每两人一组以铁链相连，其用意在于防止逃脱，可见法当局防范之深。从法军军官的文字可知，当日天晴炎热，犯人戴着竹篾编成的帽子，状似渔民，肩上搭着毛巾，赤足走在硬底马路上，手持长柄扫把。犯人衣着简朴，帽子遮蔽之下面目模糊不清，与昂首而立的法国海军军官形成鲜明对比。尽管他自称健康不佳，但其熨烫齐整的军服，加上硬壳通帽和皮鞋，从头到脚一身白，还是颇能显示殖民者的“威严”。

不过，这名军官并非押解犯人进行劳动的看管者，很可能只是一名随法国军舰来访广州湾的过客。因为囚犯统归广州湾总公使署的监狱管理，而行政机关与海军各有权责，海军一般不会参与监狱事务。广州湾是法国在华南的主要据点，虽然法国自1904年大规模撤军后，在当地不再驻有成建制的海军，但法国远东舰队到广州湾补给或交流访问则是常有之事。海军官兵除了与当地法国人和华人举行足球比赛，还在街上闲逛，找“新奇”的人与事合影留念，也是他们打发时间的习惯做法。

在法国军官和犯人的身后，便是时人称善的西营街景。高出马路一截的砖砌路牙石十分平整，留出可容两人并行的行人通道，一名提着篮子或垃圾铲的女佣回首望向镜头。稍高于人体的围墙也整整齐齐，而且不是严密封实，以菱形中空透出院内风景，怪不得1937年旅客王雪林赞赏“宽的街道，短的红墙”。从拍摄者站在马路的位置，可见院内植物繁盛，既有亚热带风情的木瓜树和蕉树，还有法国人引种的凤凰木——昔日凤凰花开、满街红透的景象令人怀念，这也是湛江新八景之一“法国遗风”的其中一项标志性景观。

在另一张旧照，我们可以见到广州湾市政建设的成绩。这张照片的拍摄地段与前一张不同，可见路旁植有树木，为行人投下绿荫。法当局在道路中间建有椭圆形的岛状基座，上面立起水泥桩的灯柱，顶端悬挂路灯。如今这种灯柱在霞山区已不复存在，赤坎老街尚保存若干。灯柱如同竹节，四面内凹设计，据说是为了方便工人攀爬维修。这张照片更可清晰见到，犯人两人一组清扫街道，还有斗车配合运载垃圾，似乎颇为完善。

年代稍晚的广州湾囚犯照片 林家舟藏

三

华人的观察、批评和反抗

广州湾时期，在西营居住的法国人一般仅有百余人，越南职员、军人及其眷属也不过数百。既然人数上居于劣势，往往就要使用严刑峻法来威吓华人，以维持殖民统治。老革命陈以大根据少年时的亲身见闻，回忆1927年关押在牢的犯人有一百多名，轻刑者戴着五六公斤重的枷锁，重刑者还要加上手脚镣铐。他们被判处徒刑的原因不一：负债无钱偿还，乡下流浪城市行乞，误踩法国人花圃，劫偷富户财物等。至于押解犯人上街劳动的守卫，往往是一名绿衣头（警官）带着一名越南红带兵和两名华籍蓝带兵。当年初夏，两名被判处二十多年徒刑的陈姓和吴姓中年犯人不愿继续忍受囚禁，于是发动难友偷偷收集白天劳动配发的工具，某夜里暗中凿墙挖洞，企图越狱逃跑。但天亮尚未挖通，陈吴两人担心事败牵连甚众，于是趁着犯人在避风塘和洪屋街修筑公路之时，率先击倒守卫，打开事先破坏的枷锁，分散逃入乡间。但广州湾总公使其后派兵追捕，六十多人被法军杀害，余者大都被抓回。

西营监狱名为“中央监狱”（Prison Centrale），即广州湾租借地的主要监狱，旧址在今霞山区民有路的看守所一带。据1928年西营地图显示，该监狱位于城区北部，由五座建筑紧凑组成，包围一个院子，出入口处有一口水井。监狱与南面的警卫军（即蓝带兵）营房和东面的宪兵营房连成一体，用意应是为了加强防卫。北面一街之隔是监狱守卫的住处，自成一处院落。监狱西面是西营的主干道之一的福克大马路（Boulevard Maréchal Foch），因此囚犯出外扫街或劳动，容易引起民众注意，同时具有警示的作用。

西营监狱及周边环境（1928年西营地图）

抗战时期广州湾成为重要的海上国际通道，许多难民经过广州湾前往西南大后方。前述之王雪林是其中一员，他既记录西营的雅致，也观察到“绅士们所欣赏的，是建筑在他们（囚犯）这一群的劳作基础上面的。”1942年报人连士升逃离香港流落广州湾，在他眼里广州湾只是一个转口贸易的小商埠，街上的囚犯令他印象深刻：“囚犯十人一组，每组有个身穿制服、下缠黑色绑腿的赤脚警察监视。工作稍微松懈，无情的藤鞭就迎头打下去。囚犯们两脚用脚镣勒住，走动时发出丁当丁当的声音。由于旧铁生锈，囚犯们的脚上给铁链刻画得深深的痕迹。”同年出版的《大广州湾》有关于“监房”的记录：犯人一律担任苦工，俗称为“咕哩房”。民众将监狱称为咕哩房，足以反映华人对于囚犯劳役的普遍印象。

需要注意的是，这所监狱曾经囚禁过中共南路特委人士。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南路特委认为广州湾是广东南路地区的中心，交通便利，故在赤坎秘密设立机关。1928年国民党在镇压南路农民武装暴动的同时，进一步破坏中共南路各级领导机关和交通情报系统。当年七月，曾参与领导遂溪“海山暴动”的薛文藻和另外七人自海康到广州湾请示机宜，遭到赤坎公局逮捕，押到西营监狱服役四个月。此后，国民党当局多次派军警到广州湾逮捕中共人员，或要求引渡“犯人”。当年12月，南路特委书记黄平民和常委朱也赤等多人被捕，后引渡国民党当局，随后惨遭枪杀。由此可见，在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中共革命者受到广州湾法当局和国民党反动派联手的政治迫害，曾被收押在西营监狱。其中一部分人因为党组织设法营救而获释，但黄平民和朱也赤等人的牺牲却导致南路特委机关被破坏，造成严重损失。

法国占领广州湾的近半个世纪中，在若干方面带动现代化，其中西营的市政建设较为可观，建成学校、医院、银行和电厂等设施。法当局从印度支那引进的法律固然是为了维护他们的殖民统治，亦在客观上保护社会治安。但是他们常常未有考虑中国司法制度和华人风俗习惯，依赖强力惩罚和镇压，故而遭到中国民众的批评、敌视乃至反抗。如今我们从两张犯人劳役旧照“走进现场”，既可发现广州湾历史的许多细节，例如“一体两面”的城市景象与保洁劳动；也能发现殖民统治的压迫，以及华洋共处一城的不平等关系。这些都是湛江的城市历史记忆，可让我们更好认识社会变迁，值得注意搜集和保存。

参考文献

《广州湾租借地：法国在东亚的殖民困境》

《湛江文史资料》第一辑

《中国共产党湛江市霞山区历史》第一卷

《广州湾史料汇编》第一辑

《大广州湾》

作者：吴子祺

校对：钱源初

编辑：大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