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宝山惨案与中村事件：被忽略的历史细节，日本的野心昭然若揭

文/文定

1931年6月，在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的主持下，召开了由陆军省军事课长、人事课长、参谋一部编制课长、欧美课长和中国课长参加的五课长会议，制定了《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初步确定了武装侵吞东北的方针、措施乃至步骤和时间。这个大纲实质上就是一个军事作战计划。计划确定后，建川美次曾说：“军部已下最后决心。”并极力鼓励有关人士四处游说，以使社会舆论沸腾起来。据最新史料，该大纲乃建川秉承闲院宫载仁亲王（裕仁天皇之兄弟）之意图拟定。同期拟定的还有：《对满蒙之方针与策略》、《1931年度形势判断》等文件。这几份文件的主体精神可归纳为一句话：“也许（在1931年度内）不得不采取军事行动。”“采取军事行动时需要哪些兵力，与关东军协商后由参谋本部作战部提出计划。”

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制造在满蒙使用武力的机会，从1931年5月到6月，一直推行内蒙古独立运动计划和‘满蒙’部分地区的暴乱计划”，以便乘乱动手。

1931年春夏之交，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勾结奸民郝永德，以长农稻田公司名义强行在长春县万宝山屯附近租用土地500余垧。后又未经当地政府批准，擅自将这些土地转租给朝鲜浪人李升熏等，并怂恿李纠结百余名流落此地的朝鲜浪人在万宝山附近的伊通河截流筑坝，挖渠引水，占用、毁坏、淹没了沿途中国农民的数万亩耕地，当地中国农民的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和威胁。遭受侵害之农民纷纷请求长春县政府制止朝鲜浪人之行为，于是，县公安局长率警察前往，但日本方面竟派领事馆的警察保护朝鲜浪人，并且再次支持、唆使朝鲜浪人强行挖渠引水，故意大规模毁坏中国农民的田地。7月2日，300余名愤怒的中国农民填塞非法挖掘的水渠，日本军警竟然开枪射击，打伤中国农民多人。

日方的用意“以为中国必派军队以致发生冲突，日本即可藉口出兵东北，其欲造成战端至为明显”。万宝山惨案之后，日方编造谣言，颠倒黑白，声称万宝山血案的真相是“中国农民屠杀了许多朝鲜人”，“东北当局下令驱逐韩侨人”，]在朝鲜煽动排华风潮。7月3日晚，不明真相的朝鲜民众在汉城郊外和仁川袭击了中国人聚居的街道。5日，平壤发生针对中国人的暴乱，造成80余名中国侨民的死亡。京城、镇南浦、新义州、元山等地同时发生排华事件。“自3日起至8日止，我华侨男妇老幼，被惨杀死者五百余人，伤二千余人，商店捣毁殆尽，房屋十九被焚，驻汉城我领事馆，亦被捣毁。”日本方面立即利用它一手制造并推波助澜形成的混乱局势，大造“满蒙危机”舆论，将事端推向战争边缘。

7月7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对华采取强硬方针。7月19日，若槻礼次郎首相宣称：“我国在满蒙地方享有同国民生存关系密切的权益，为了保卫我国的生存权，必须不惜任何牺牲，毅然奋起。”币原外相在致日本驻沈阳总领事的训电中声称：“是此实难保不再发生昭和二年之不祥事件（即济南五三惨案），……倘或中国官宪漠视再三之警告，则日本政府由保护满洲日侨见地，不得不取正当之处置，结果或酿成极重大之局面，亦未可料。”

1931年5月中旬，日本参谋本部从事军事侦察工作的中村震太郎大尉等4人，奉命化装成中国农民，秘密潜入东北大兴安岭地区．进行“作战用地理调查”和其他军事侦察活动。5月24日，在返回途中经过兴安区佘公府时，被中国驻该地的屯垦军第3团拘捕。当夜，中村等人欲夺取中国士兵枪支并乘隙逃脱，被中国士兵击毙。该团团长关玉衡“以误杀外人，恐惹起国际交涉，为卸责起见，乃命将尸体就地焚毁，连同马匹及携带的一切物品，除地图、日记、笔录外，一律焚毁，并将骨灰投之河内，以灭形迹”。

后因个别民族败类被日军收买、诱供，使日军得知了中村等人被处决之经过。按国际惯例，主权国家军队有审讯处死刺探本军情报之间谍的权力。8月17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在隐瞒了中村一行进行间谍活动真相的基础上，就中村等人之死，向中国政府提出所谓“强烈抗议”，侮称中国军队无理“杀害中村”等人。同时，通过日本舆论界，大肆宣扬被歪曲了事实真相的“中村事件”，制造侵华战争舆论。日本军方在东北进行了针对中国军队的关东军部署调整，并调派驻朝鲜日军的精锐至中朝边境的新义州、会宁等地，以作后援。日本陆相南次郎亦公开表示，将加派一师团至朝鲜，一师团至满洲。法西斯分子、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直言不讳地说：“‘中村事件’是向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的天赐良机，是在柳条沟（应为柳条湖）行使武力的先行事件。”

利用上述两事件，日本法西斯势力在国内煽起了空前的战争狂热。8月20日，陆相南次郎召开师团长联席会议，讨论贯彻《解决满蒙问题方策大纲》和所谓1931年度形势。8月31日，法西斯骨干分子森恪扬言：“为了把日中关系恢复到合理的地位，必须依靠国力的发动。”9月1日，日本在乡军人会会长铃木庄大将对会员训示说：“面对重大时局，要引导舆论，普及和提高国防思想。”军方首脑人物和法西斯军官纷纷四处奔走，鼓吹战争。建川美次到处作题为《帝国国防与满蒙》的报告。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四处奔走，争取裕仁和政府各部门支持侵华战争。

日军第9师团用飞机散发了10万张传单，其标题赫赫为“醒来吧，国防！”石原莞尔则叫嚣：“中村事件只是在若干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又增加了一个，不过这回用不着外务省管，军部决心独自解决。”]同期，日本的总体战体制投入运行，实施资源统制法和经济动员计划，进行产业动员演习，制定资源调查法等。陆军于1931年7月发表军制改革案，包括增加飞机、坦克等现代化装备和增兵朝鲜等重要内容。

8月，改革了关东军的配备，调整了关东军部署，任命担任过张作霖顾问的所谓“中国通”本庄繁出任驻东北的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出任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并将重炮秘密运至驻沈阳的日本守备部队，完成了关东军的战争准备。同时，日本政府命令驻旅顺、大连一带的日本海军警戒长江以北的中国沿海，实际上作为关东军的战略侧翼。另外，还命令驻朝日军做好越境进入中国东北的准备，以作驻东北日军的后援和预备队。本庄繁8月3日致信日本陆相，称自己：“熟察帝国存在及充实一等国地位，势非乘此世界金融凋落、俄国五年计划未成，支那统一未达以前之机；确实占领我30年经营之满蒙，并达大正8年（1920年）出兵西伯利亚各地之目的，使以上各地与我朝鲜及内地打成一片，则我帝国之基，即能巩固于现今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