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水灾频繁，古人是如何应对的？

NO.237，Humanitas/文

北岸指责南岸围湖造田恶化了防洪形势，南岸同样指责北岸让亿万生灵尽沉波底。久之必然上升为湖南湖北两省之间的矛盾，清末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哀叹：“南省依堤为命者，北省必将以堤为仇” 。

校/一条人文主义狗 画/脸壳 图/地缘谷

水灾是妨害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灾害。在我国古代，黄河带来的灾害本来要远远大于长江，江水东流，狭窄之处有高山拦截，宽阔之处有湖泊存蓄，即所谓的“有河患无江患”。

可到了明清以后，长江中下游的水灾却日趋严重。特别是今年的7月以来，南方多地因连续的暴雨引发了严重的洪涝灾害。那么面对频繁的长江流域洪涝，古人们又是如何应对的？

长江流域降水（中央气象台对7月16日20时-17日20时的预报）

洪水过境南昌，扬子洲边缘区域被淹

水灾缘何而起

长江流域有史记载的水灾可追溯至西汉吕后三年（公元前185年）——“江水、汉水溢”，此后历朝历代虽有增长的趋势，但史官们的轻描淡写反映出这不是什么重大灾害，直到明清方为皇帝的心头大患，这其中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原因。

长江流域尤其是上游素产良木，朝廷发动民力大规模砍伐始于明成祖时。明成祖夺取皇位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关于故宫，民间有着“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传闻，以形容规模之大，修建如此庞大的宫殿，需要的木材绝非前朝可比，朝廷频繁派遣大臣到四川与两湖去主持伐木，伐木数量之大令人乍舌，如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万历皇帝重修三大殿，仅这一年就采木“两万四千六百一十根块。

朝廷主要伐木地区

清朝初期同样进行着伐木活动，康熙皇帝为了修建太和殿，也要求江西、浙江、湖广、四川的督抚负责采集木材。

话分两头，皇家需要的是最为上好的金丝楠木，要求极为严格，人们在深山老林中伐木再如何不易，朝廷一旦认定其不合样式，还是要退回重砍，加上北京与南方相距甚远，运输中的损耗也要被计算在内，所以明清在长江流域伐木的真实数量要远远多于史书的记载。原始森林的破坏，带来了严重的水土流失，上游越来越难以蓄水防洪，更难以阻挡泥沙，这对下游地区是个巨大的隐患。

满清入关后，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饱受兵戈，十室九空。清朝廷推行了“湖广填四川”的强制移民政策，新的移民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需要木材，朝廷甚至鼓励无业流民毁林开荒，而流民们往往使用刀耕火种这种粗放的方式，这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最为恶劣的，被破坏的原始森林难以恢复。

清朝时期进入云贵的移民毁林开荒

同时，人们还在与水争地、与水争利，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等“天然水库”都在加速萎缩。以洞庭湖为例，古称云梦大泽，号“八百里洞庭”，即使北宋时有所萎缩，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仍发出了赞叹：“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天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可是到了道光年间，这样的壮观景象早已不复存在，湖水面积大幅缩水，仅剩6270平方公里。晚清思想家魏源作为亲历者作出了精准的总结，痛陈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去围湖造田、刀耕火种等行为，并对未来发出了警告：“下游之湖面江面日狭一日，而上游之沙涨日甚一日，夏涨安得不怒？堤垸安得不破？田亩安得不灾？”

远眺洞庭湖

小冰期也在暗中推动人们对长江流域的过度开发，人们虽不懂什么是小冰期，但对它带来的后果深有感触。从明朝嘉靖到清朝道光的300年间，我国进入了一个极为寒冷的时期，连广东都飘起了鹅毛大雪。小冰期对纬度较高的北方地区打击十分明显，首先发难的就是旱灾，特别是崇祯年间的连年干旱，使得农作物大幅减产，接踵而至的就是饥荒、蝗灾与鼠疫，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而生活在东北的女真人则更加感觉到了生存危机，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率领下屡次向明朝进攻，最终引爆了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明朝灭亡、满清入关等一连串重大历史事件。清朝初期同样饱受小冰期之苦，所幸的是，来自美洲的农作物在我国得到普及，它们更耐寒耐旱也更高产，朝廷鼓励民众垦荒恐怕多少也是生存所迫。

清朝的垦荒政策成绩斐然，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社会得到稳定，人口也实现了大爆炸，至道光年间猛增至4亿多。但这也带来了新的人地矛盾，经过几代人的垦荒，耕地的缺口与前朝相比反而更大了，朝廷对此也表示了担忧，缺乏土地的百姓将何以为业呢？只是重农抑商的观念刻在了骨子里，朝廷还是认为只有在垦荒路上一去不回头，对百姓才大有裨益，结果当然是更为深重的生态破坏。

“北堤南疏”与“舍南救北”

明清时期，已经除开早已发达的苏杭地区，江汉平原也成为新的重要粮食产区，有“湖广足，天下熟”之说。

西方传教士笔画下富庶的苏杭

长江水灾实是关系到王朝的安危，朝廷自然是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应对灾难。由于人口激增已成既定事实，生态破坏是无法根绝的。朝廷能做的也只有亡羊补牢，除开赈灾、免税赋等普遍意义上的做法，针对曲折蜿蜒的荆江流域，还有一项特殊的治理措施。

关于治水，明朝水利专家潘季驯认为：“治河之法别无奇谋妙计，全在束水归槽……束水之法亦无奇谋妙计，惟在坚筑堤防。”此法虽然用于治理黄河，但后来也应用于长江，而对长江的大规模治理始于隆庆年间的荆州知府赵贤。他组织民力增修荆江大堤，并创立《堤甲法》，要求百姓们在降雨频繁的夏秋季抵御可能到来的洪涝，到了干旱的冬春季也要修补堤坝，将防洪工作设为常态，这种举措受到了后来的内阁首辅张居正的赞赏。

《堤甲法》规定每千丈堤老一人，五百丈堤长一人，百丈甲一人，职责是“夏秋守御，冬春修补，岁以为常”，防洪成为常态

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江陵人出身的他心怀家乡，奉旨亲自来到监利治理水患。按着《张氏族谱》的记载，张居正治水六年，修建了一条“上自柳港口，下至南河口，共计四十余里”的大堤，这道大堤成功将荆江北岸各堤坝连成一体，仅留下虎渡、调弦二口分引荆江之水进入洞庭湖，“北堤南疏”的治理策略由此形成。

张居正的心腹潘季驯，被称为“大明治水第一人”

清朝中后期，长江水灾更为频繁和剧烈。朝廷在继承明朝策略之上，进一步发展出了偏激的“舍南救北”策略，即选择牺牲南岸洞庭湖地区的利益来保证顺利疏导洪水。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湖广总督周天爵提出两岸不可兼顾的观点，建议在荆江北岸全力修建堤坝，而南岸则予以放弃，南岸背靠洞庭湖，将长江之水引入洞庭湖以作蓄洪，他认为此举：“水多去一分，则江患轻减一分”。

千里长江，险在荆江（长江进入荆江段，河道九曲回肠，洪灾多发）

这一方案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十年之后，江陵知县姜国祺更是公然上书“可弃者弃之”，放弃南岸的堤坝，任其自毁。从经济角度来说，江汉平原下的江陵县是粮食产地，而武汉三镇是工商业中心，二者均位于江北，北岸的地位远远比南岸重要，“舍南救北”不得不为。

富裕的江汉平原

到了咸丰同治年间，藕池、松滋两口又先后因洪水溃堤被冲成支流，而朝廷同样坐视不管，有意加大向南疏导洪水的力度。客观上讲，“四口南流”对于减轻荆江大堤压力确实发挥过非常积极的作用。

但舍南救北的做法，其代价也是非常惨痛的，北岸的压力固然减轻，可南岸就难免生灵涂炭了。它自身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单方面向洞庭湖区泄洪，泥沙淤积于洞庭湖底，湖面不断抬升，西部湖区逐渐成陆，蓄洪能力大幅衰退。南岸民众当然也不能坐以待毙，为了自保，他们重新修筑起了堤垸，将洪水泛滥区逐渐改造成良田。

如今的洞庭湖南区，一面划作生态湿地，一面划作储耕良田

但这无异于对既定政策的反噬，北岸指责南岸围湖造田恶化了防洪形势，南岸同样指责北岸让亿万生灵尽沉波底。久之必然上升为湖南湖北两省之间的矛盾，清末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哀叹：“南省依堤为命者，北省必将以堤为仇。”

当代水利专家林一山指出了舍南救北的局限性：“舍南救北和治水不治沙，结果未能舍南救北而走向反面，使荆江大堤处于南高北低的境地，造成荆江大堤处于洪水威胁的局面。”所以本质上，它并不是一个符合水文规律的政策，不过是朝廷在利益权衡之下的丢卒保车。

退湖还田的肇始

对于民间盲目围湖造田的现象，地方官员中的有识之士已经看出了弊端，亦提出了遏制的建议。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湖北巡抚彭树葵上书希望朝廷下令固定现有垸田的数量，不允许民间再私自开垦。清朝廷开始重新审视垦荒政策的后果，下达了一系列退田还湖的诏令，其中在乾隆五十三年六月（公元1788年），长江再度发生特大洪水，朝野震动。

乾隆帝一面拨款赈灾，一面派遣钦差大臣调查原委。经查明，此次大水竟是与江心洲窖金洲有关，这块地皮被荆州望族萧家买下，萧家人从雍正年间就开始围垦，通过种植芦苇牟利，致使江心洲几十年来不断扩大，阻碍了江流，使得水位升高，最终水势一发不可收拾。

龙颜大怒的乾隆下旨查抄萧家家产，惩办渎职官员，以彰显废田还湖的决心。但是迫于人口与粮食压力，加上牵扯到地方豪强的利益、荆江南北间的矛盾以及清朝的腐败，围湖造田和废田还湖仍在交替进行，根本无法彻底实施，最后不了了之。

影视剧中乾隆下令惩办贪官，查抄萧家

我们会发现，长江水灾不仅频繁，而且危害也越来越大，其中人为原因显然是主因，古人对此已经有清晰的认识，提出了的治理对策也一度发挥了作用。但古人的应对往往追求的是短期效果，鲜有人从全局着想，长期来看会使形势更为恶化。根治水患实在也是投鼠忌器，民生是必须要兼顾的因素，人类的所作所为俱是为了生存，今后如何协调好人地关系，则是一个永远伴随着我们的难题。

参考资料

明史 . 张廷玉

湖广水利论 . 魏源

皇朝经世文续编 . 盛康

清史稿 . 赵尔巽

长江流域水灾与生态环境变迁的历史地理学思考 . 陈国生

明清时期荆江洪水出路与“舍南救北” . 李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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