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方的战场：左宗棠在军事预算上与“自己人”的斗争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句古话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在清朝末年，西洋文化、体制强势冲击传统的东亚社会。同治五年( 1866) 秋季，左宗棠膺任陕甘总督， 负责镇压西北起义和内乱。新疆在古代话语体系中属于“西域”，此时内忧外患的清朝，已经无力再用传统方式供给一支能够“远征西域”的大军。更要命的是鸦片战争后，被传统王朝视为“大后方”的东南各省也成为新的战场。

太平天国运动过后的烂摊子

此时的清廷在太平天国的打击下，已经失去南方各省的实际管辖权。中央派出的官员能否从地方上筹措到钱粮，全看官员的人脉与手腕。同时，西北地区的交通状况，也极为考验后勤官员与总督的指挥、协调能力。

【西部边疆的交通状况也让后方补给的难度变得极高】

在左宗棠赴任前，前任陕甘总督杨岳斌、陕西巡抚刘蓉负责征剿叛乱。他们采用传统的军饷筹措方式，即征调东南富裕省份的赋税，供养西北地区的部队。在杨岳斌担任陕甘总督时，只有四川、陕西的督抚愿意稍微拨出点钱粮。他还试图调后方各省部队支援，结果“无一至者”。最后，部队直接因长期缺乏军饷而哗变，导致杨岳斌被降职，由左宗棠顶替。

清廷十分看重左宗棠的人脉与能力，左宗棠自然也没有让朝廷失望。在其上任之初，就与与闽、浙、粤3省督抚协商援助陕甘军饷，并很快确定各省份的协济数额。与此同时，鄂、赣、豫、苏、湘、川、鲁

7省的协商事宜也在进行中，左宗棠预计等到正式上任时，十省的军饷筹措事宜也会告一段落。

【太平天国运动给集权政体的打击十分致命】

但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左宗棠低估了西北交通情况的恶劣程度，也高估各省督抚对承诺的看重程度。此时的内地各省经过太平天国的内乱早已元气大伤。这种“伤”并不仅仅指代战争导致的各种天灾人祸，也指代战争对集权体制的破坏。

传统的东亚政权，需要将民众的户口统计在册。同时将各地的土地丈量完毕，再根据户口绑定土地，并抽取丁税与田赋。在鸦片战争强行打开国门以前，这两种税收一直是清朝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战乱不但摧毁了县衙，也将官府统计在册的人丁、田产册子一并焚毁，导致战后统计混乱；战乱也让大批百姓失去家园，流离失所，使得统计本上的人丁无法与现实情况接轨。这种东亚独有的“制度性创伤”，需要大量的时间去修养、恢复。直接税的征调困难，直接影响到前线的开支，也让各省对左宗棠的承诺无法按时兑现。至同治七年冬， 左军得饷依然甚少。户部指拨的海关税100万两，左氏数月后仅收到23万两，根本无法维持部队开支。

【乾隆年间，清朝年入高达7000万两白银，好时代一去不复返】

这一切都迫使左宗棠做出抉择——是坐视西北局势继续糜烂？还是选择一条与以往所有政权都不一样的道路去力挽狂澜？

欧洲传入的新型筹款方式与民族主义者的抵制

不同于中国，欧洲中世纪时就设计出一整套银行制度和政府信用体系。若是各国的君主、封建主、执政官无法或者不愿意增加战争税，便可从银行家手中贷款补贴军需。到近代，抽象的国家概念开始取代实体的家族概念，借贷人也从过去的王室、领主转移到各国政府身上。这种政府通过信用抵押借贷的方式被称为举国债，和税收一起并列为近现代国家财政收入的两大手段。

【无论官员的开明、保守，国债这种事情对清朝而言都很陌生】

既然税收作为“远水”无法解救左宗棠的“近渴”，那么国债便成为左宗棠的“救命稻草”。光绪元年十月，左氏郑重奏请大规模举借外款，建议仿照台防筹借洋款做法，举借洋款1000万两白银，由东部各省的海关负责还款，并提议由新任督抚沈葆桢负责落实。

【清代海防炮台】

在那个民族主义日渐抬头的时代，这种向西方人借款的举措极大地刺激了在野文人的情绪。他们纷纷借助报纸或者其他媒体渠道，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申报》刊文声称英国觊觎新疆，暗中保护疆内敌对势力，且英方媒体对西征进程时有歪曲报道，如何能向他们借款？当反对者提出西征钱粮不够时，其甚至扬言，宁可清廷放弃西北领土，也不能向洋人借款。

该报作为中文媒体，其言论对国内朝野影响最大，两江辖境的官场人士尤为关注该报的动向。左宗棠了解事情原委后，便在致吴大廷、沈葆桢、刘典、曾国荃、总理衙门大臣的公牍私函中大肆抨击《申报》。他还吁请封疆要员决策上奏，切不可依赖此无根据之报道 。同时，左宗棠也知道《申报》之类不过是“清流”，只能影响决策者，却无法替决策者做决定。真正让左宗棠头疼的是来自同僚的“争款”。

【清流倡导“鸡血外交”，统治者若轻信必然导致朝廷倒霉】

筹款、争款，军队预算的争斗

彼时的清朝烽火连天，太平天国运动不但摧毁了清朝的集权体制，也让各地的局势变得动荡不安。清廷为此到处用兵，希望用武力将王朝的寿命延长。结果自然是军费暴增，重担压到地方官府，进一步压缩财政空间形成恶性循环。仅仅在同治十年后三年中，各省军需耗费已高达 6000 余万两，各方早已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 。

【军队=花钱，古今中外的硬道理】

左宗棠力主平定西北边疆，被称为“塞防”派，与之对应的是李鸿章等强调加强东南沿海防御的大臣，被称为“海防派”。

1874年9月开始，海防派首先拿出一份加强东部省份海防的框架性文件，包括练兵、建器、造船、筹饷、用人和持久六个方面，建议枢臣和南北洋通商大臣“详细谋议”。次年2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力主停止西北用兵，腾出经费来加强东部沿海的防务建设， 这一主张得到醇亲王等要员的支持。

【相较于陆军，海军无疑要能花钱得多】

虽然鲁迅的“天窗理论”在清朝尚未出现，可深谙官场套路的左宗棠知道“海防派”的打算。于是他选择针锋相对，力主东西防务用款应该均匀拨济。同时，部分激进的“塞防派”大臣选择以牙还牙，上疏请求废除洋务，将全部军费用在西北边疆。与“海防派”拉拢醇亲王站台一样，塞防派也让军机大臣宝鋆和文祥上疏支持塞防，一时之间两派僵持不下。由于左宗棠的军队隶属于“楚”，而李鸿章的军队隶属于“淮”，史书二人的争斗称之为“淮楚之争”

经过激烈的讨论后，双方各退一步。东南各省的税银大半归属于李鸿章与海防派。以当时最为富庶的江苏省为例，单就同治十三年( 1874) 上半年财政收支，绝大部分为承担防务的淮军所使用。 同年，淞沪总局收入银两达64万余两，而支出淮军各类军饷高达 59 万余两，淮饷占到该局上半年总收入92%。苏省总局同时期收入达39万余两，支付淮军各类军饷总额高达 26 万两，占据该局银两收入的67%。次年，这一比例又分别上升至95%和88%。与江苏、上海一起负担淮军与海防的省份还有十余个，李鸿章每年都能收到数百万军费，海防派也算满意了。

【李鸿章的淮军算得上清军最富】

另一方面，左宗棠上报1000万两借款也是用“天窗理论”的原理。根据其估算，平定西北战局只需要800万即可，甚至在塞防派下风时，主动提出只借400万两即可。可见左宗棠上疏请求1000万两借款，就是故意腾出一部分让当局“砍掉”。最后，清廷允许借贷500万两白银，再从户部拨出专银200万两，再让各省凑出剩余的300万两交付西征楚军。至此，塞防派大获全胜。

借款与利息

由于清政府信誉不佳，西方的商业银行就算肯借也必然会加之以极高的利息。据学者研究，西征借款的利息，高的时候年息18%，低的时候年息也有9.75%。清廷为筹办台湾海防的问题也曾向欧洲银行借贷200万，年化利率达到8%。这比当时外国通常的利息高出一倍到两倍以上，比当时外国在华银行对欧洲商人的借贷利息也高出很多。

万幸的是五口通商后，中国民间与西方的往来日渐频繁，逐渐涌现出一批受洋人信赖的民营企业家。左宗棠恰好交好他们中的一员——胡雪岩，便拜托他作为中介人与欧洲商业银行协调借款事宜。

【胡雪岩画像】

左宗棠还提出吸纳商款的新模式，即仿照西方近代银行运作方式，在沪设立吸纳华资和外资的“乾泰公司”，或称“乾泰银行”。胡光墉动员上海、苏州、杭州等地商号，已缴纳资金占有股份形式组织银行，筹谋资金的月息为1.25%，仍以海关税作作为抵押。通过这种新的举债模式，胡雪岩实现了筹借350万两华洋款项的目的，其中华款与洋款各占一半。至此最后一丝对塞防派借款的抨击也在现实面前消融。

在充足军饷的支持下，左宗棠成功平定西北乱局。在购买大量德式武器的同时，在兰州设立制造局，全力仿制德式武器装备，为后来的中国军工业打下基础。

结语

过往人们研究左宗棠克复西北的关注点，往往在左宗棠镇压叛乱者的铁腕与强硬的外交态度上。殊不知，金钱与后勤才是军队战斗力的保障，只有军队能打仗，“强硬”才是强硬。否则只会搞成慈禧向列强宣战一样的笑话。当你明白左宗棠在军饷问题上的奋斗历程后，才会真正理解其在外交与军事上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