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战起源：一场由“嘴炮”引发的内战
作者 ：任逸飞 审核：霍小山 编排：汤圆
1930年1月1日，时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的蒋介石发布《元旦文告》，踌躇满志地表示：“总理弥留之际，以奋斗和平救中国之重任，付诸本党诸同志。我同志秉持遗绪，艰苦奋斗，亦既有年，中间反侧时闻，干戈迭作；赖诸同志之一心一德，不屈不挠，叛乱党国之徒，次第削平。自今年起，当可渐现和平曙光，举训政之纲，上建设之轨矣。”
1928年，蒋介石发起“二次北伐”，至同年底张学良于东北实行“易帜”，国民党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所谓“形式上”，意味着这不是真正统一，北伐期间与蒋介石合作的各地方实力派，在“统一”之后依旧掌握军队、割据一方，南京方面不得不对其加以怀柔，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立政治分会，由地方实力派的头面人物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任主席，变相承认了各“山头”的地盘，算上蒋介石的南京中央和张学良的东北，此时的中国便大致处在六大军事集团分立并存的状态。
为了强化中央权威，自1929年起，蒋介石着手“削藩”。他先是组织“编遣会议”，想用和平方式裁减地方武装，可却是应者寥寥，各地方实力派都把自己的军队视为禁脔，一兵一枪都不愿“编遣”；到头来蒋还是只能走回“武力统一”的老路，从蒋桂战争、蒋冯战争再到蒋唐战争，对抗南京中央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的西北军以及打定主意要“迎汪反蒋”的张发奎、唐生智，均被蒋逐一击败，南京政府的统治力量得到极大加强。
难怪在1930年的《元旦文告》里，蒋介石要对这一年致力于“和平建设”满怀憧憬了，既然“叛乱党国之徒，次第削平”，那么仗以后应该是不用再打了吧？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2月10日，一封来自太原的电报敲醒了他的美梦。平素憨厚老实的“阎老西”竟要反水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反蒋大战正“山雨欲来”。
一、“电报战”序曲：
阎锡山的“反水”之路
“政坛老油条”阎锡山自辛亥革命时被推举为山西督军，此后便长期控制晋省，无论北京政府的主人是袁世凯、段祺瑞，还是吴佩孚、张作霖，他都以“井水不犯河水”的态度一概表示支持。到了1926年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后，阎锡山又动起了见风使舵、改换门庭的脑筋，他派赵戴文面见蒋介石，表示愿意加入国民革命军。
1927年6月，山西省“易帜”，阎锡山改组晋军，加入了北伐行列。1928年6月，他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开入北京，成了“北伐功臣”，还被任命为“京津卫戍总司令”，使晋系一举取得河北与平、津两市的控制权，收获不可谓不丰厚。
▲二次北伐时期的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
显然，蒋阎关系一开始并不算太坏。在北方，蒋介石更担心的是兵力雄厚的冯玉祥，把平、津两市交给晋阎，无疑也有着牵制冯玉祥的考虑。对于蒋“拉阎打冯”的策略，阎锡山心知肚明，因而在1929年蒋介石发起的历次讨“逆”战争中，他一再表态支持南京，甚至还与张学良联名发表通电“拥护中央”。
为了表彰阎的“忠诚”，1930年元旦，国民政府向其颁发一等宝鼎勋章。谁都不会想到恰恰是这个“公忠体国”的阎老西摇身一变成了下一轮反蒋大战的盟主。
那向来“拥蒋”的阎锡山为何突然打算“反蒋”了呢？个中原因并不复杂，眼看过去一同北伐的第四集团军李宗仁、第二集团军冯玉祥相继都被蒋“收拾”，阎锡山掰掰手指觉得下一个也快轮到自己了，“兔死狗烹“，对冯玉祥的态度自然有所转变；另外，阎在晋军给养补贴的问题上与南京方面早已存在矛盾，本来蒋介石曾许诺由中央财政每月补贴阎部80万饷项，却是口惠而实不至，甚至连晋阎控制下的河北地区的卫戍经费都拖欠了数月未发放，这令阎锡山大为不满。
1929年6月，冯玉祥因手下大将韩复榘、石友三阵前倒戈，使西北军的反蒋战事无形瓦解，被迫宣布下野。阎锡山见状，立刻邀请冯到太原，并且向蒋介石喊话，要与冯玉祥一起出洋考察，促成国内和平。经蒋反复劝说，阎放弃了出国的打算，然而这招“挟冯自重”产生了相当大的威力。此后直至次年3月，冯玉祥一直呆在山西，形同软禁，外界纷纷传言阎、冯即将重新合作，这也让蒋介石对阎锡山的立场产生了担忧。
为了能督促阎锡山出兵讨冯，1929年11月，蒋介石提请任命阎锡山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可阎宣布就职之后却始终按兵不动，气得蒋在《日记》里大骂阎老西“奸诈欺人”、“惟利是图，不知党国为何物”，蒋、阎之间的嫌隙至此愈益加深。尽管此时蒋依然不认为阎锡山有胆量发起“叛乱”，但随着西北军、桂系、汪精卫“改组派”以及“西山会议派”诸路反蒋人马都汇集到阎的周围，阎锡山已隐然成为反蒋阵营公认的领袖，其发动对蒋作战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二、“电报战”第一回合：
“蒸电”vs“文电”
1930年1月15日，阎锡山自郑州讨伐唐生智的前线悄然返回太原，此前他与西北军鹿钟麟磋商，达成了双方合作反蒋的初步协议，向蒋介石最终摊牌的时刻已经到了。不过，阎锡山的“摊牌”并不是立即向蒋介石“刀兵相向”，而是以一封措辞十分委婉的电报开始的，这便是2月10日发出的“蒸电”，电报内容如下：
▲阎锡山书法
“窃念钧座受先总理付托之重，艰难缔造完成党国。犹复坚忍卓绝，力谋军队之编遣，党国之整理，以期树党国万年之基，以后功成身退。此钧座与锡山屡言之者，锡山以多病之躯，尚力图振奋以报钧座者，区区之意，亦在此耳。乃事与愿违，变乱迭乘，党内之纠纷愈烈，军人之恐慌愈甚，挑拨离间之机会亦愈多；加以民间之疾苦日增，士兵之怨望日蓄。若再继之以兵戎，非特钧座爱党爱国之心不易表现，反使国人不明钧座之真正意旨······
继思同持青天白日之旗同为党军，而互相同搏伤亡者，皆为武装同志；同奉三民五权之训同为党员，而开除逮捕摧残者，皆我总理信徒。况军心不定，武力将何所恃？党已破碎，党国将何以全？······为今之计，礼让为国，舍此莫由，山窃愿追随钧座，共息仔肩。党是决诸党员，完成整国之党，自此以后，党事国事完全实行党的议决案。······今者山确认武力统一不特不易成功，且不宜用于民主党治之下。······滴泪上陈，敬祈垂察。”
阎锡山这封“滴泪上陈”的电报洋洋洒洒几百字，可说是“绵里藏针”、“话里有话”。他先大拍蒋介石的马屁，说其受孙中山生前托付，北伐统一，可谓劳苦功高，接着又给蒋戴了顶“高帽子”，说功劳这么高，为的是之后功成身退，我阎某人是亲耳听你这么说起过的，那现在也到时候啦，不如咱们哥俩就一起下野，到国外享享福吧。
那为什么大家都非得下野不可呢？阎锡山说了，是因为你蒋介石在统一之后还在天天打仗，弄得党内纷扰、民怨沸腾，说到底打来打去都是自己人，“同持青天白日之旗同为党军”、“同奉三民五权之训同为党员“嘛，不如咱们一起下野，既然国民党以党治国，那有什么意见，可以交给党来做决议，就不需要劳烦你我亲自动手了。
显然，阎锡山所谓“追随钧座，礼让为国”只是一句漂亮的空话，蒋介石绝不会因为这样一封电报亲易下野的。“蒸电”的关键乃是点出了蒋自编遣会议以来针对地方实力派发起的武力统一不得人心，其潜台词呼之欲出：假如你继续一意孤行，那我阎某人就要有所行动了。
▲1929年1月，编遣会议闭幕合影（前排左五冯玉祥、右七蒋介石、右六阎锡山）
收到阎锡山这么一封“阴阳怪气”的电报，蒋介石心里自是一百个不痛快，他在《日记》中写道：“晚接阎电，约数百字，大意劝我与其同时下野，以礼让为国之说为辞。山西人囿于见闻，惯于消极方法以捣乱，······去年以此术欺冯，而冯受其欺，入其彀中，乃又欲加之于中正，是诚不知其愚拙而反自作聪明也。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或许是还抱了一丝能最后“挽救”一下阎锡山的期望，2月12日蒋介石很快拟了一封回复阎锡山的“文电”，电报内容如下：
“承示礼让为国及武力统一不宜于民主党治，相约同息仔肩，深佩恤民忧国之诚。惟愚见有须奉商者，革命救国本为义务，非为权利，权利自当牺牲，义务不容诿卸。此时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蹈之时。若因反动派谋叛不已，而轻弃党国付与之重责，以张若辈之气焰，是乃奖乱助争，与礼让为国之旨适得其反。
自北伐完成，中央始终以和平统一为职志，筹备编遣悉取公开，苟非反动派运动一部分不逞之武力，以为扰乱之工具，全国兵戎早息。中央决非有轻用武力之意，惟对于凭借武力，谋危党国者，舍以武力制裁之外，更有何术以实现和平统一之目的？”
针对阎锡山呼吁的两人一同下野的主张，蒋介石在电报里清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下野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下野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当领导不是自己喜欢当，是为了“革命救国”，所以不能随随便便说不干就不干的。至于说为何北伐统一后还在不停打仗，蒋介石表示中央一向是要和平的，要不是几大“诸侯”仗着手里有枪有人，大搞分裂，全国早就安宁了，对付这些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乱臣贼子”，除了武力镇压，难道还有别的好方法吗？
相比“蒸电”，“文电”的措辞一样巧妙非常，蒋介石只是就事论事，回应了阎锡山在“蒸电”里提出的问题，并未简单地斥责阎准备搞“叛乱”。尽管如此，“文电”的核心思想却是十足强硬的，那便是对任何敢于挑战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权的团体或个人，蒋介石都会不留情面、亲手挞伐，不信的话，你阎锡山尽可以来试一试。
三、“电报战”第二回合：
“元电”vs“删电”
“文电”的内容激怒了阎锡山，他迅速于2月13日回复了一封“元电”：
“锡山与钧座一德一心，共维党国，矢志勿渝。惟思治国之道，重在止乱，不重在戡乱······锡山以为今日非革命与不革命的问题，是革命的力量互相残杀，与整个团结的问题。······革命的党人破裂，革命的军人残杀，非惟革命救国不易，革命成功亦难至······
锡山以为随钧座暂息仔肩，使攻击者失其目的，反动者无所借口，无目标、无借口，当然无人附和，是灭其气焰，是止乱，是息争，非奖乱，非助争也。······锡山于此尤有顾虑者两点，请钧座加以考虑。将多数党员划出党员圈外，国民革命能否进行无阻？多数军人置之讨伐之列，和平统一能否真正完成？”
▲1930年11月，阎锡山登上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封面
阎锡山在“元电”里的口气明显比“蒸电”要“冲”了许多，他集中针对蒋介石“文电”的两条论点加以驳斥。首先，蒋在“文电”中认为阎要他下野是没安好心，耽误他履行革命职责，反而是在添乱，阎于是反驳道“革命”与否又不是你蒋某人说了算的，在我看来，大家都是革命的，与其打来打去，没有止尽，不如下野，以免沦为众矢之的，这可是真心实意在为你的出处考虑，你蒋介石怎么就不识好歹呢？
其次，蒋介石“文电”的核心思想便是现阶段实施武力统一乃巩固国民政府的唯一途径，阎锡山对此则根本反对，他提出“治国之道，重在止乱，不重在戡乱”，也就是说应该尽可能先谋求各方的休战罢兵，你好我好大家好，不要总是想着彻底消灭对手，否则以武力谋求“统一”，只能是越打敌人越多。到了电报结尾，阎锡山甚至根本怀疑按照蒋介石的这套统治路数，所谓国民革命和国家统一还能不能实现。
收到阎的“元电”后，蒋介石判断阎锡山怕是执意要发动战事了。他在《日记》中写道：“接阎复电，要挟我下野，······叛迹已露，余不再复其电。”他这次不打算亲自回复阎的电报，而是邀请党内元老胡汉民、谭延闿和王宠惠以立法、行政和司法院院长的名义联名回复了一封《删电》：
“假设先生之部属，亦以先生不谋于中央者不谋于先生，以先生要挟介公者要挟先生之左右，则赫然震怒其可能免？此请三思以出之者一。······止乱犹不如无乱，中央频年不得已而举讨伐之师，国内叛乱次第荡平，方将努力建设开始训政；不图先生独见其微······直令厌乱者惊疑，好乱者色喜，是曰止乱，何异于造乱。此请三思出之者二。
······即曰戡不如止，自桂系以至于唐生智等，其初中央何尝不本止乱苦心。持以宽大，及其止无可止，乃不得不戡所必戡。若必曲护作乱，以咎戡乱之中央，则先生风陵渡之出师，郑州之命驾，又将何以自解？此请三思出之者三。”
胡汉民等人摆起党内老资格，把阎老西好好地教训了一通，他们要阎想清楚三个问题：第一，假使你自己的部属也像你现在这样嚷嚷着叫你辞职不干了，你作何感想？第二，现在政府的平乱行动行将收尾，此时你阎老西却在那儿大放厥词，觉得我们打仗打错了，你这种论调完全是在助长新的战乱。最后，若是你真觉得南京中央打击地方实力派是不对的，那你之前那么热心地协助我们又是打冯玉祥、又是打唐生智是为了什么呢？
四、“电报战”第三回合：
“巧电”/“号电”vs“皓电”/“养电”
当阎锡山和元老们大打口水仗时，他听闻蒋介石方面已经开始进行军队的动员和部署了，这不是明摆着要和我开干吗？于是，2月18日他又给蒋发了封“巧电”，好好理论一番：“此次敢犯钧意，纯属为党为国，兼为钧座及锡山之历史谋也。”
▲1930年3月，晋军保安队张贴招募新兵布告
见阎老西这样不依不挠，蒋不得不再次出面回复电报，2月19日他发出了一份“皓电”：
“十三日电未即裁达，以中正所陈革命救国本为义务，吾人不容放弃责任以奖乱助争，及中央努力于和平统一，惟不得不以武力制裁叛逆之义，不邀谅鉴，重加责难。以我辈平日相待之厚，相知之深，而结果如斯。中正惟有痛自悔愧，更何容哓哓辞费？俱已由胡谭王三院长续进忠言，果兄不认为逆耳之谈，临崖勒马，正未为晚，尤不必中之渎陈。
中正日来静默思过，何以平日负疚党国之处，不能得兄随时指陈匡救，而突于此时严重督责，雷轰霆击，必欲中正立即放弃党国赋予之重任，以证实外间所传：兄利用他人失败，不得不亲自倒蒋之谣言。······往者不追，兄今日宜首践请焕章出洋之约，复其自由；并切实负责实行编遣会议之决议案，以昭示大信于天下。”
蒋介石说，我没有回复你阎老西13号的电报是有缘故的，因为我和三个元老的观点完全一致，如果你还能听得进三元老的话，本也不必我老蒋再亲自出面唠叨。之后，蒋便把阎锡山是不是想要称兵作乱这层“窗户纸”一把捅破了，他说我这几天静下心来想想，平日里也不见你老阎指出过我什么过失，为何如今倒这样痛心疾首，还非要我下野不可呢？
我明白了，怕不是因为你阎老西打算“反叛”吧？我可是听说你连冯玉祥的部队都拉拢好了，要让我相信你前几次电报里说的都是肺腑之言，那也不难，你让冯玉祥出洋，然后按照编遣会议的决定把军队交出来，那我就信你没有私心，你敢不敢呢？
蒋介石用服从“编遣会议”这一招狠狠将了阎锡山一军，迫使阎不得不对“编遣会议”的合法性加以还击，2月20日，阎锡山回复了一封“号电”：
“······止乱有方，戡乱始有结果。至于编遣固为当务之急，惟党国者以党为主体，个人中心之武力是党国之障碍，应一齐交还与党，再实行编遣。否则钧座编遣之苦衷，反不能使人谅解，而事实上亦窒碍难行也。”
阎锡山表示你老蒋所谓的“编遣”也无非是满足个人欲望的工具，不是出于全体国民党员的意见，现在的国民政府虽然号称“党治”，但党完全握在你蒋某人手里，要我实行“编遣”，除非你把权力交出来，由党主持。
▲1930年4月，蒋介石方面向河南前线运送部队和车辆
公开指责蒋介石坐拥“个人武力”，阎锡山的这番言论已是讲得很露骨了。如何对其加以驳斥，令蒋颇费踌躇，他在2月22日的《日记》里写道：“上午改正复阎电稿，攻心为上之一法，犹冀其觉悟而已。”经过反复修改，蒋介石于当天发出了洋洋一千二百字的“养电”：
“中正自信只知有党，只知有国，不知有个人。吾人以身许党为国服务，即举生命与自由尽献之于党国，以党之意志为意志，以国之休戚为休戚，生命且不敢自私，岂武力可据为己有？但有党国命令之下，造成健全之武力，用以戡乱，实现主义，巩固国防，正吾人天职所造也。
······中正躬受总理之付托，创办党军，又奉党国命令，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及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非敢以个人武力为中心。······中正惟服从党国之命令，执行党国所赋予之职权，以为党国扫除叛逆，何得指为个人中心之武力乎？”
蒋介石发誓他把整个人都奉献给党了，而且一向都是惟党之公意是从的，他掌握的武力是党的武力而并非他个人的武力，对地方实力派的打击也是党的决定而非他个人的决定，所以阎锡山的指责是无的放矢的。
五、“电报战”最终回合：
“敬电”vs“宥电”
眼看发了这么多通电报，依然不能在口舌上占据上风，阎锡山便寻思找冯玉祥、李宗仁等其他反蒋力量作帮手，壮大声势。2月23日，以阎锡山领衔，45名将领联名通电，表示去年3月确立蒋介石统治基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有问题的，他们要求全体党员重新投票，解决“党统”纠纷。
趁着这波舆论鼓噪，阎锡山于当日向蒋介石发送了他在“电报战”中的最后一封电报“敬电”，指责蒋包办三全大会，指派圈定代表，毫无公信力可言：
“三全大会代表406人，而指定者211人，圈定者122人，纯粹选出者只73人。在钧座之理直气壮者，以为编遣讨伐皆奉党之议决案而行，外间不知钧座者，以为指定过半数之三全大会，编遣讨伐，无异于钧座一人之命令也。党国危机，实肇于此。”
▲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合影
阎锡山质疑三全大会，无异于就是根本质疑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存在的合法性，而与冯玉祥、李宗仁发表联名通电则说明地方实力派间的“反蒋大联合”已经形成。事到如今，蒋介石觉得再同阎老西说什么也都是“鸡同鸭讲”，他在《日记》里写道：“观之使人愤激，不能忍耐。”
2月26日，蒋同样回复了阎锡山最后一封电报“宥电”，在反击了阎关于三全大会非法的论调之余，也明确告诉阎，如果再一意孤行，就只能将其作为违法乱纪之徒加以讨伐。
“······党国危乱，乃由失意者与野心家勾结捣乱，附会法理，破坏党纪。今之反对三全大会代表产生法者，在当时或曾竭力主张指派圈定；不料今反以此诋毁中央，而兄反拾其唾余。且兄本身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已将一年，果不满于指派圈定，何以从无异议，亦不拒绝当选？忽于今日要挟中正同退，始振振有词，真爱党国者果如此乎？
无怪论者谓：兄别有用心，仅以此为倡乱之口实而已。······昔之对袁劝进者，今殆欲以袁自居，而以武力迫人也。果如此又何必谈革命？何必谈党国？”
六、小结：“电报战”的真正作用？
随着蒋、阎“电报战”的落幕，形势便急转直下。3月10日，阎锡山放归冯玉祥；3月15日，第二、三、四集团军将领57人联名通电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为副司令；4月1日，阎、冯、李分别宣布就职，公开与南京政府决裂；4月5日，南京下令通缉阎锡山，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就此开打。
从2月10日阎锡山发送“蒸电”，到4月5日被南京通缉，蒋、阎之间的“电报战”和各种舆论战几乎持续了两个月，为什么双方在开战之前要如此装腔作势、大逞口舌之快呢？
过去普遍的观点认为，蒋、阎的这种电报战只是为了各自动员部队打的“烟雾弹”，的确蒋介石在“电报战”期间已经开始调动部队，但回顾一下“电报战”的全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双方对于这场冲突将怎样展开其实一开始都没有明确的计划，反而可以这样认为，恰恰是“电报战”的不断进行促使了中原大战的爆发。
▲1930年9月1日，阎锡山就任“北平国民政府”主席
从阎锡山一方来说，通过一而再再而三地与蒋介石电报往还，他的“反蒋”决心得到了清晰的表露。由于阎“政坛不倒翁”声名在外，当时各路反蒋势力对阎锡山都不大信任，觉得他就是个两边倒的“骑墙派”，很可能会临阵退缩，因此在“蒸电”发布后，包括冯玉祥、李宗仁等人都没有立即表态，而是意存观望。为了能团结反蒋势力的人心，收获更大支持，阎锡山就需要不断去打这场“电报战”，而且对蒋的口气回旋余地也越来越小，从一开始的“滴泪上陈”到最后的直言不讳，其反蒋态度日益明确，也最终得到了其他反蒋势力的拥戴。
从蒋介石一方来说，他起初对阎锡山的动向一直拿捏不定，从其本意来说，经历了1929年的各场战事，也并不希望再与阎锡山兵戎相见。所以，蒋在“电报战”中始终怀着一个“和平解决”的期待，当然，随着“电报战”的进展，阎的口气越发强硬，蒋也意识到战争恐无可避免，为此，除了趁机展开军事部署，如何为南京方面争取舆论上的主动，宣示政府和平解决的诚意，把开战的责任推到阎锡山一边，成了他的关怀所在。这也是蒋介石愿意和阎锡山继续打“电报战”的重要因素。
有趣的是，从蒋、阎“电报战”的内容看，双方争执的焦点逐渐从军事的问题集中到了党的问题上，正如学者金以林指出的，由于国民党一直标榜“以党治国”，即便像蒋介石、阎锡山这样完全依靠军事权力确立自身地位的人物，在如此的政治大背景下，也都必须要打出“党”的招牌。
在蒋介石看来，阎锡山的所作所为是“目无党纪”，而在阎锡山看来，自己的行动恰恰是在“护党救国”。为了能在“党统”上压蒋介石一头，阎锡山在中原大战期间最终决定延揽汪精卫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召开北平“扩大会议”，组建政府。通过“争党统”来定是非，可以说反映了国民党建政以来的时代特色。
中原大战一共打了五个多月，战场遍及半个中国，双方投入兵力近140万、死伤30万、耗费军费5亿元，人民的伤亡和财产损失更是不可胜计，这场战争对于久经战乱的中国无疑是一场新的浩劫。尽管最终获得了战争的胜利，但面对战后满目疮痍、民生凋敝的局面，蒋介石也有所悔悟，觉得过去一味迷信武力统一的想法并不正确：“以余今日之地位，应以和为威，以德为武，则国治而事成矣。当主之以和、德为要。”为此，他在战后开始有意调整统治策略，更加强调与党内不同派系的包容与合作，可惜为此付出的代价着实有些太过高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