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瘟疫：大清退位前夕的东北鼠疫

1910年10月至1911年4月是大清王朝的最后一个冬季，也是最寒冷而又惨烈的一个冬季。大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的前夕，东北爆发了大型鼠疫，历时近六个月，约6万人死亡。

1910年秋，位于俄罗斯赤塔州俄中边境的达乌里亚小镇车站附近，中国人张万寿在那里经营一所小工棚，9月的一天，工棚内有七人突然发病死去。俄国当局得到消息后，立即烧毁了工棚及一切衣物用品，将三千多华工隔离在破旧的火车皮内。

接下来，俄国依然没有通知清政府，而是强行将工人驱逐出境，将一万多名华工用火车运送到长春，途中因饥寒交迫而死的华工无法统计。

被驱逐的华工中，有两名从达乌里亚小镇坐火车过境到达中国的满洲里，下车后住在中国铁路界内二道街的张木铺。10月25日，这两名华工相继在店内发病身亡。同日，两名房客相继死亡。

1911的正月，吉林省榆树县大岭区大岭村的郭老十腊月末回家过年，突然发烧不止，于除夕夜咯血而死。村民将其尸体停放在家中，亲朋好友前去吊唁，数日内，32人得怪病，随即，全屯死了近百人，正月二十，怪病嘎然而止。

郭老十在街头开了一个“魁升元”旅店，腊月接待了2位从哈尔滨来的客人，客人住店两日突然死在客店里，一名员工也随即死去。

关于疫病的起因，清廷史料有如下记载，“上年秋季俄商收买獭皮，该府所属地方素产旱獭，工人遂争往猎取，愈集愈多，九十月间疫乃发见。患者寒热咳嗽，头晕吐血，一二日间即不可治，日毙数人，甚至一二十人，势颇剧烈。后经俄医考究，谓旱獭时多病疫，工人不知择别，取皮食肉，以致吸受毒菌，辗转传播。”

旱獭一旦染病，会瞎眼、行动迟缓，此病传染性很强，同类的旱獭都要将其赶到洞外，有经验的猎人们是不会去碰染病的旱獭的。时俄国人钟爱紫貂皮毛制作的各类服饰，但紫貂一皮难求。俄国的官员和商人们便招募大量的中国民工去捕猎旱獭（俗名土拨鼠）来仿冒紫貂。1910年的哈尔滨紫貂皮市场上，旱獭产品达250万件。为利益而驱使的无良商贩蒙骗了无知的华工，导致了这场巨大的人祸。

“染疫病人，先发烧，次咳嗽，继以吐血，不敷日即身死，死后皮肤呈紫红色。”此次疫病死亡率极高，达90%以上，传播速度极快，东三省总督锡良形容：“如水泻地，似火燎原。”传播路线以车站为据点，沿铁路线由北往南爆发式传播。“疫气蔓延，人心危惧”“死尸所在枕藉，形状尤极惨然”。

有学者研究，东北三省染疫达69个地区，疫死5000人以上的有3个地区，死4000人以上的有2个地区，3000人以上的有1个地区，疫死2000人以上的有2个地区，疫死1000人以上的有6个地区。哈尔滨当时全市人口约7万人，四个月时间，共疫死5693人，占人口总数的8.13%。1910年12月10日至1月6日，每天死亡人数都超过100人。长春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1%。

《大公报》记载，“一家十口或半死于疫，一家数口或尽死于疫。子或朝痛其父之疫死，及暮并其子而疫死者有之；弟或朝痛其兄之疫死，及暮并其弟而疫死者有之；妻或朝痛其夫之疫死，及暮并其妻而疫死者又有之。”

据统计，1910～1911东北鼠疫死亡人数达6万余名，仅东北地区死亡人数即达5万多名。而死者绝大多数是中国人，俄国死亡47人。

晚清政权当时已在风雨飘摇之中，对于突如其来的鼠疫，一开始的反应比较迟钝。直到两个月后，1910年12月下旬，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推荐剑桥大学博士、马来西亚华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伍连德先生为东三省防鼠疫总医官。

12月27日，伍连德通过对一名患者进行尸体解剖发现了鼠疫杆菌，从而确定了此次瘟疫是鼠疫。但当时的日本医学专家北里柴三郎博士在奉天解剖了3万只老鼠，并没有找到鼠疫杆菌。1911年1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深入研究分析，得出了鼠疫杆菌的中间宿主是土拨鼠。

在伍连德等专家的建议下，清政府开始组建各级防疫体系、颁布防疫法规，采取了现代传染病防治手段：隔断交通，对患者进行隔离与检测，对疫区进行严格消毒，要求民众戴口罩和传隔离服，焚烧尸体，将警察功能纳入公共卫生防治体系。晚清各级政府在伍连德的倡导下，建立了现代公共卫生防治体系的雏形。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东北鼠疫逐渐得到了控制。

东北鼠疫渐渐走远后的不久，大清王朝亦渐行渐远，直至彻底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然而，清廷退位，瘟疫却不会退位。

疾病史学家迈克尔‧比迪斯在其《疾病改变历史》一书的导言中说：“人类有三个规模不断扩张的大敌——瘟疫、饥荒和战争。”